作者：[苏] 维克多尔·斯米尔诺夫

第一章 第一节

　　我走到“澡塘脱衣间”，一头倒在滚烫的沙地上。地上落满了松针，那股浓郁的松香味，搔得我的鼻孔发痒。大地直冒热气，催我入睡。大地真象个摇篮，有人在轻轻地摇它，在静寂中摇它。

　　我听得见，有只蚂蚁迈着细碎的小步，爬了过去，它脚下的沙粒散落下来，发出沙沙的声响……万赖俱寂。寂静真是一种奇怪的玩艺。两年半来，我一直不曾领略过寂静的滋味。不错，战争期间我们有几次从前线撤下来休整，可是前线并不太远，地平线那边老是传来敲击的嗵嗵声和撕扯帆布的声音。大地依然不宁静，它象夜里的蜂箱，发着轻微的嗡嗡声。那时节，我浑身完整无损，没碰掉过一根毫毛；即便在睡梦中，全身也能感觉到那隐隐约约、不易察觉的声音。我身上仿佛安了个蓄电池，只要一按电钮，两只脚就会自动进靴子，皮带就会自动束紧军便服。难怪杜鲍夫说，他给自己小组挑选的成员都是些不消十秒钟就能做好集合准备的小伙子。

　　“给你们十秒钟！”这是师侦察队杜鲍夫上尉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

　　现在，前线已经离我远去了，杜鲍夫带着那帮小伙子也跟着走远了。此地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躺在这片小松林里，侧耳倾听，四周万籁无声。寂静，就象一池清水。你对准它，开枪也好，打炮也好；不管你用爆破筒、穿甲弹、曳光弹，燃烧弹，还是用榴霰弹、穿透混凝土弹……只要枪炮声一停，它就默默地收下枪弹，悄悄地关上大门，仿佛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

　　我翻过身，仰面躺着，两眼凝视着一棵棵小松树树梢支撑着的天空。是谁，在什么时候给这片林地取名叫“澡堂脱衣间”的？这儿一年到头闷热，即使在树林背阴的沟坡上还有积雪的时候，这块地方象火炉一样发散出一股股热气。

　　……天上，白云悠悠，一长条，一长条，仿佛风儿把秋天的游丝吹了上去。天清，云淡。我摊开双臂，一股热乎乎的蒸气把我托了起来，象潮水一样卷着我向前流去。刹那间，我感到神志恍惚，不过不是象闻了哥罗仿后的那种感觉，而是一种甜滋滋的轻松感觉。

　　我想起了今天早晨的一幕情景。我在秋播田里看见了陶工谢麦连科夫的小女儿，她挑着担子，沿小路走着。她高高的个儿，轻盈的体态，苗条的身材……时光还早，秋播的庄稼在田里刚刚露出苗苗，远处呈现出一层层树林的淡紫色的轮廓。使人感到，这位姑娘顷刻间就会同这片淡紫色的轮廓融化在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压根儿就没有这个人似的。此刻我心情正好，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分回忆起那个早晨呢？或许，恰恰相反，正因为我回忆起那个早晨，所以心情才这么好的吧？

　　我闭上眼睛，睡着了。从战地医院出来后，我就象正月里的狗灌那样贪睡。大概，他们给我输了瞌睡虫的血吧。整个战争期间没有睡足，现在可得找补一下了。在这一片树多林密的地方，我体力增长得很快。我感觉到，一股股暖流在我的血管里流淌，舒服极了。我多么想早早恢复健康，重返前线，到自己的伙伴们那里去。

　　我从睡梦中惊醒，因为离我不远的地方有个人跑过。他身体很轻，几乎没有一点儿份量，就象轻风卷起的一团尘埃。周围一个人影儿都没有，一丁点儿声响也没有，不过我心里很清楚，对于惊醒我们这种人的那些响动，可不能掉以轻心。不重视这一点的那些人，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我懒洋洋地爬到“澡塘脱衣间”的边上，朝林中那片空地扫了一眼。空地干涸了，长满了青苔，有些地方盛开着紫色圆点的石楠花儿。乌克兰的小阳春啊……空地的那一边是黑压压一片茂密的松林。到了这儿，我才看清了，原来是一只狍子。它在这片树林的映衬下特别显眼，那浅色的侧影仿佛贴在深色的底子上。过了一会儿，它象是在玩耍一样，纵身一跳，四条细脚立时腾空，便沿着树林旁边那条沙路飞驰而去。它跑得那样轻快，四个蹄子简直没有着地，似乎它只要想的话，便可以这么飞也似地直上蓝天，跑到游丝一般的条条白云里去。

　　我放心了。狍子就是狍子嘛，我该走了，喝牛奶的时间到了。日近中午，九月的太阳透过条条白云，射出苍白的光芒。已经没有那种火辣辣的威势了。这时，我的姥姥谢拉菲玛正在挤中午的牛奶，她是村里天字第一号的骂街里手。她挤奶时，那条母牛什么样的撒村话没有听到她骂过呢？好象不骂这些话，奶桶里的牛奶就不会发酸似的。

　　我站起身，抖掉身上的松针和游丝。可是，好奇心又使我留了下来。当然喽，狍子无缘无故是不会在树林里乱跑的，一准有谁惊吓了它，我倒想看看是谁。正是因为我有这份好奇心，他们才把我调到师侦察队的。

　　“大概，不是马利亚斯就是‘小鹰’波佩连科，”我心里暗自估摸着。

　　他俩都有枪。我处在波佩连科的地位，不会在树林里钻得这么远。两个星期之前，村里还有一个“小鹰”叫什捷勃列诺克，细高挑儿，有肺病，他是马利亚斯的房客。有一天，他到树林里去，后来好久没能找到他，那是因为大伙儿找的地方不对头，全都注意地面，落叶堆，山沟沟，可是他却吊在空中，吊在沙拉耶小林里的一棵橡树上，靴子和绒衣全给扒掉了。

　　一群松鸦乱哄哄地拼命阳噪起来。它们只有在树下有狗或者猎人时，才这样抓抓地乱叫。

　　咶噪之声很快转移过来：松鸦在小松林里啪啪地扑打着翅膀，在枝头上跳来跳去，大声叫着，就象我们村婆娘们在消费合作社排队买小鲱鱼时的那种吵骂声。这是些怪鸟，花里胡梢的，是外国鹦鹉同本国乌鸦杂交出来的。听到它们的叫声，就会产生一种仿佛用金刚砂轮磨蹭脊梁骨的那种感觉。侦察员们看到这种鸟凶多吉少，它是害人的东西。

　　看来，那条跑到林中空地来的狗也有同感。它摇晃着那对耳朵，时不时凶狠地朝上斜睨几眼，它那只大鼻头沿着沙路的车辙，东嗅嗅西闻闻，仿佛在滚动小球。这是一条瘦骨嶙峋的大狗，不是良种，从那对耳朵来看，属于班特尔种①。狗的左眼周围有一圈深色的，象乌青块一样的斑记，使这条狗有一种醉醺醺的凶相。这条猎狗未必是一直这样由自在的，它颈脖上那块淡黄色的毛倒下来了，说明不久前还拴着绳子。

　　它朝我这个方向膘了一眼，总算发现啦！它嗅了嗅路，便撒开四只长腿，循着狍子的足迹追了下去。村里没有人家养这种狗，所以我又等了一会儿，想看看猎人会不会出现，但是看来，猎人隐蔽在岔路口的什么地方候着狍子呐。当然喽，如果这只狗不是自个儿追逐猎物的话，那么一定会有猎人的。

　　这时，响起了一梭子自动步枪声。大约有十一、二发子弹，离我七百公尺左右，就在狍子、后来是猎狗跑去的那地方。这是“什梅塞尔”自动枪，它的声音比什巴金式冲锋枪响，因为什巴金式冲锋枪有套筒，枪声显得轻一点儿。毫不怀疑，狍子完蛋了，因为没有再开枪。开枪的那个人如果看到没打中的话，一定会再补一梭子。自动步枪这玩艺可麻俐得很呀！

　　我可怜那只狍子。它跑起来那样轻快，那样自在！我不知道为什么和有什么必要，我沿着沙路往刚才枪响的地方走去。兴许是一个侦察员的同情心在我身上起作用吧，侦察员常常会陷入被追捕的困境。当你头上挂着两三只小降落伞吊着的照明弹，你在一片开阔地带被照得原形毕露的时候，当你受到左右两侧交叉曳光弹的夹击、你还遭到几门迫击炮猛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摆脱猎人的追捕意味着什么了。

　　【注①：一种短毛猎狗，毛色通常是白底黄斑，或白底黑斑。】

第二节

　　“喝吧，叫你妈去发抖抖病，”谢拉菲玛姥姥一边说，一边把牛奶倒在绘有彩色葡萄的陶器杯里。

　　“发抖抖病”是姥姥的口头禅，她根本没有想到，这句话会触自己亲生女儿的霉头。“发抖抖病”大概是打摆子、发热病或者发惊厥癫病的意思。

　　“你死到啥地方去啦？”姥姥问。她站在我的身旁，打量着我，手里端着一只罐子，里面的鲜牛奶冒着热气，发出悦耳的噬噬声，面上泛起的泡沫正在下沉。“你到哪儿去给那些母狗割草啦？想必是你跟咱村的哪个小母牛勾搭上了，咱村的娘儿们个个又肥又壮。瞧你这副身子骨，你可别打那个主意……”

　　“你到底象谁啊？谢拉菲玛，我苦难少年时代的善良女友①。”我不禁暗自问道。

　　【注 ①：作者在这里套用了普西金《奶娘》里的诗句。】

　　是啊，象谁呢？我的外祖父姓卡佩柳赫，是查波罗什人，留着一把大胡子，生性狡猾，脾气古怪。据说他是从霍尔季扎迁到波列西耶①来的。他一心想娶个白俄罗斯姑娘做老婆。他早先听人家说，白俄罗斯的姑娘又温柔，又体贴，百依百顺。外祖父三次“北上”，皇天不负苦心人，他总算带了个谢拉菲玛回到村里。想当年，谢拉菲玛是个挺随和的姑娘，这一点格卢哈雷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得。不过他们也记得，他俩新婚刚三天，外祖父就失魂落魄似的从新房里逃了出来，他的肩膀上有一个炉叉印子。从此之后，他俩就这么过日子。

　　【注①：位于自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西北部】

　　后来，外祖父瘫痪了，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直到这个时候，大伙儿才看到谢拉菲玛爱他的那分痴心。当过纠纷调解人的萨盖达奇内同志引经据典地说，这是典型的斯拉夫式的爱情。

　　外祖父死后，谢拉菲玛的日子挺艰难。她在陶器厂的窑里做工，另外还私下里给人家接生，挣些钱来补贴家用。谢拉菲玛把挣来的钱几乎全都寄给我和妈妈。当我在基辅学校念书的时候，妈又嫁了人，到外地去了。供养我的责任也落到了谢拉菲玛的肩上。我从妈妈那儿收到的是漂亮的明信片和充满慈爱的话语，而从谢拉菲玛那儿收到的却是钱。

　　姥姥往我的杯子里加了点牛奶，又提了一个纯属修辞性的问题：“你这根烂肠子到哪儿去受罪啦？造孽啊！”

　　可我却不能告诉她，我走了一公里多路，跑到“澡塘脱衣间”，独自一人躺在那儿，仰望天空，思念战友，总之是胡思乱想吧；我也不能告诉她，我到梨庄去找七十高龄的萨盖达奇内，同他促膝长谈。对于村里唯一的一个小伙子来说，这种消磨时光的办法是不可思议的……不行，这一点我对姥姥也不能说。村子里有一个痴子格纳特已经够啦。

　　我一声不响地把牛奶喝完，佬佬便伸手来接杯子。

　　“谢谢，姆妈”我说道。

　　乌克兰语中的“姆妈”是无法确切翻译的。它的含义很广，包括的概念从“亲妈妈”一直到“好奶娘”。这个词儿不管什么时候对姥姥都起作用。这是一种只有两个同伴才能心领神会的暗语。裹着满是窟窿的头巾和穿着破烂敞胸上衣的姥姥突然露出了笑容。她那张脸本来就皱得象凭证配给代替食糖的乌兹别克葡萄干一样干瘪，此刻这么一笑，就更是皱纹叠皱纹了。她露出了几颗大黄牙。这几颗大牙，用杜鲍夫在出发执行任务前说明火力方位的术语来表达，是“单个配置”的。她的一对眼睛变成了两颗樱桃核，而且两只眼睛也隐没在一片皱纹之中。唉，姥姥呀，难道你当年真是个美人儿？

　　“瘸鬼，”谢拉菲玛说。

　　她脸上的笑容倏地又消失了。

　　“没有信吗？”我倒在铺着粗麻布的木床上，问道。“军事委员部还没吭声？”

　　我的三份申请报告好象石沉大海了。他们甚至不准我重新体检一次，这些后方的老爷们……这些坐办公室的官僚们……我不明白，为什么切除了两公尺肠子就使他们这样作难，仿佛剩下的那几公尺真不够我用拟的。在战地医院里有人告诉过我，一个人的肠子有九公尺长呐！

　　姥姥没有回答，只是把炉边的铁锅子弄得叮当直响。

　　“倒底有没有回信呀？”我问道。

　　姥姥在炉边蹾蹾摔摔，风门技进拉出，象敲鼓一样敲着铁炉盖子。

　　姥姥大字不识一个，她生怕有信来，生怕有人胡弄她。

　　“你聋啦？谢拉菲玛！”

　　狍子给打死了，这件事不知怎的使我怏怏不快。猎人一共两个，其中一个背着狍子走掉了。这是从地上的痕迹看出来的，路上留着脚印和血迹。血流得很多，大概有一棵子弹打中了心脏或者动脉。要用自动枪打中飞跑的狍子可不是那

　　么简单的事，看来打枪的人在前线待过。他在前线的哪一边呢？我们的波列西耶地区是个藏垢纳污的处所。这儿林深树密、谁想在橡树枝上吊死个把“小鹰”，那树杈子就近在眼前，不必多花时间去找。

　　“谢拉菲玛，有信吗？”

　　姥姥象火车头上的司炉，一本正经地往炉子里添煤，脸孔映得红通通的。她紧皱着眉头，一声不吭。

　　毛巾，一套套照片，神龛里的圣像，凉在四面墙壁上的一束束青草，一把把防跳蚤的艾蒿——所有这些玩意儿使我感到恼火。我在后方待腻啦！

　　“呸，见鬼！”

　　我一骨碌从床上跳下来，只有刚挤出来的鲜牛奶发着泪泪的声音。这房子我厌透了，让它见鬼去吧！去找瓦尔娃拉吗？闲得无聊，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瓦尔娃拉马上会拿出一个瓶子，摆在桌子上。瓶子里装的仿佛是烟雾，波列西耶地区瓦蓝瓦蓝的家酿就是这个样。女主人坐在对面，两只李子一般的大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你。噢……无怪波佩连科一口咬定说，跟瓦尔娃拉打交道，如同摆弄俄国三英分步枪①那么便当，那么得心应手。不过，我并不大相信，俄国三英分步枪到了波佩连科的手里真会那么得心应手。

　　【注 ①：三英分口径的步枪是著名的俄国式步枪，三英分等于七·六毫米。】

　　“你上哪儿去？”谢拉菲玛姥姥一步跨到门前。挡住去路。手里拿着炉叉，丁字步儿一站：“你这是打算上哪儿？又去偷摸那个红毛母马？……好，信来啦，来啦，你早晚让信卡死！就象当年那个老不死的被鱼骨头卡死一样。”

　　姥姥说着把炉叉扔了，走到神龛前，把手伸到最高的那个圣像——尼古拉圣徒像的后面，拿出一张对折的粉红色纸条。“奥任区军事委员……”签名的最后一个字母还带着钩儿。

　　通知书！

　　“谢拉菲玛·伊凡诺美娜，让我好好吻吻你，我的妈妈！”

　　可是，谢拉菲玛姥姥却放声大哭起来，一面用一只熏黑的大手抹着脸上的泪水。

第三节

　　在军事委员部接待室的长凳上坐着几个庄稼汉：有的拢着手在抽烟，有的在端详那几幅宣传画，有的在窃窃私语。到了指定的时刻，那扇裂缝纵横的办公室房门打开了，一个手里拿了张纸的小伙子走进了办公室。他那件退了色的军便服上有一红一黄两条条子。

　　“卡佩柳赫来了吗？”他问道。

　　我不喜欢人家称呼我的姓，因为卡佩柳赫的意思就是“马大哈”。这对于一个侦察员来说不太合适吧。

　　“来了……”我嘟哝了一旬。

　　“请您到安全部①区分局去，”小伙子一边看着名单，准备叫下一个，一边说。

　　“什么？”我直撅撅地问了一句。

　　“会找肃反委员会，”小伙子说。“去吧，就在这幢楼里，在隔壁房间。”

　　我自己也知道，就在隔壁房间。

　　“哎，老乡，他们要我干吗？”我问。“我的通知书可是到这儿……”

　　【注 ①：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简称。】

　　直到这时，小伙子才第一次抬头瞧了我一眼。他的眼睛是天蓝色的，可是有点儿蒙蒙胧胧，显然这是专门坐办公室坐出来的。当人们对你来说只存在于名单上的时候，你的眼睛一定会蒙上一层无动于衷的薄膜，这种薄膜在开始的时候是很薄很薄的，象一堵薄薄的墙壁，很快就会使你产生出一套思想方法。

　　“到了那边，他们会给您解释清楚的，”小伙子说。“我并未授权说明原因。”说罢，他叫了下一个人；“波格列宾，请您到区军事委员那儿去！”

　　我打开安全部区分局办公室的门，内心感到迷悯、茫然。从我们村到奥任有三十来公里路。一路上，当我沿着林间土路步行的时候，当我搭乘那些大胡子老大爷没有上油的大车地时候，我已经描绘了一幅见到军事委员的相当美妙的图景。毫无疑问，我将要受到区军事委员的亲自接见。

　　“上士同志！您请求重返前线、回原部队的几份报告我们全收到了，我们决定满足您的请求……”这一切本来应该办得很漂亮的。可结果呢，却叫我到安全部区分局去。出了什么岔子吗？

　　到了区分局里，局长古潘仿佛是为刚才军事委员怠慢我表示歉意似的，亲自接见了我。古潘身材魁伟，脸儿刮得精光，这在战时是少见的。即使他不戴肩章，光凭他那副威风凛凛的仪表，也会使人觉得他是个“两条杠杠”以上的大官儿。

　　局长旁边坐着两个人：一个是上尉，长脸庞，背有点儿驼，两只眼睛有毛病，老是淌眼泪；另一个是个翘鼻子的小青年。他穿着一件肥大的外套，看样子是他父亲的，两个肩膀很宽，衬着棉花肩衬；衬衫的白领子翻在外面。这主儿准是区团委来的。此时此地，坐着这个白领子翻在外面的小伙子，使我很是扫兴。弄得不巧，人家还以为他们在为学校招收少先队校外辅导员呐。

　　“坐吧，伊凡·尼古拉耶维奇，”局长等我报告完毕，说。

　　他的面前放着一只薄薄的文件夹，他在看里面的材料。他那两只大手大得出奇，生来不是摆弄纸头的。他好象妇女在检查长统丝袜那样，小心翼翼地翻阅着材料，生怕弄坏似的。上尉也俯下身，凑在局长的肩上窥视。而那个小伙子却直直地盯着我，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我估摸，他是想以此告诉我，这儿就要发生的一切，对我、对他都是一件好事，都是一生值得称道的大喜事。正是这一点把我吓着了。

　　“您的自我感觉怎么样？伊凡·尼古拉耶维奇。”上尉客气地说，他的两只眼睛依然盯着那几张纸。毫无疑问，这是我的档案，里面不仅记载着我的名字和父名，而且记载着应该有的一切情况，其中包括医生的结论，两公尺肠子等等。

　　“自我感觉很好，”我说。“伤口都愈合了，准备上前线了，真的！”

　　“好哇！”安全部区分局局长说，“手术有后遗症吗？”

　　“没有。有时天气……不过我又能跑，又能跳。这以后都会好的。”

　　“是团员吗？”那个青年大声问了一句。

　　“是团员。”

　　那个青年笑得更欢了，他得意洋洋地扫了上尉和区分局局长一眼，仿佛他开头根本没有料到我会是团员，现在听了，才这么喜出望外。他十六岁左右。

　　“是这么回事，伊凡·尼古拉耶维奇，”局长说。

　　“咱们都是大人啦，说话还作兴兜圈子吗？你暂时不能上前线，明白吗？需要在农村里养养身体，休息休息。农村里嘛，你也知道，总还有黄瓜、蕃茄什么的。咱们另外给你个任务，是战斗任务！我同奥弗丘克同志和阿勃罗西莫夫一起，”

　　他往上尉和那个青年的方向摆了摆头，“正在挑选剿匪营，就是老百姓叫‘小鹰队’的干部。我们不想隐瞒，这项工作有危险。营部正式设在奥任，区中心，但是我们不得不把‘小鹰’队分成一个个不大的……非常不大的小组，派驻到各个村里去。村里的‘小鹰’实际上就是自卫战士，他们的职责是保护居民、不受土匪搔扰。总的来说……就是维持秩序……你自己也明白，树林里很不太平呀。法西斯分子在我们的土地上撒下了有毒的种子，他们留下了不少毒菌。明白吗？我们委任你为你们村里的队长，接替已经牺牲了的什捷勃列诺克。”

　　原来如此！

　　“这就是说……有点儿象民警吧？”

　　要是让师里的小伙子们知道了，那可有的好看了！真是倒了邪霉！

　　“怎么，不光彩吗？”

　　我这才意识到，一时感情冲动，不慎说走了嘴。同首长在一起嘛，可得处处留神，这是当兵的规矩。

　　“为什么不光彩呢？”我说。“这工作挺重要嘛！我考虑，我胜任不了。要找个年龄大一点儿的。”

　　最可怕的是，我虽然费尽心计、想方设法要推掉这个职务，可是我知道这些借口都不顶事。他们能够说服我的，一定能够说服我的。我同首长谈话，就是一对一，也总是慌得六神无主，一切况现在是一对三呢！

　　“我才二十岁呀……我得先积累点打仗的经验。”

　　“正是您的打仗的经验，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上尉说。。他的话里有一种特殊的，训练有素的，专职人员的那种温和的语气。“我们的‘小鹰队’里都是些什么人呢？大都是没有受过训练的。毛头小伙子加上拿免役证的人。干部难找啊！因此，卡佩柳赫同志……”

　　“局长比上尉聪明多了，”我暗自思忖，“他不用公事化口吻称呼我的姓。”

　　“您有当侦察员的经验……您又是本地人！”

　　“我算什么侦察员呢？”我苦苦央求起来。“他们看中我，是因为我是城里十年制中学的毕业生……会两句德语……他们从来也不让我亲手……干掉德国鬼子……比方说，不让用自动枪！我们那儿确实有那么些棒小伙子，是真的！我先得多向他们学习学习。”

　　上尉微微一笑，便凑在局长的耳边嘀咕了几句。我心里懊恼极了，我知道，这件事早已决定了，可是他们不知为什么非要我表态不可！

　　“再有，说实话，我不是本地人，我只是在这里出生的，寒暑假来此地度度假。我在基辅念书，第一中学，就在赫米尔尼茨基①广场旁边。”

　　【注 ①：日诺维·波格丹·米哈依洛维奇·赫米尔尼茨基（约1595—1657）乌克兰盖特曼查波罗什哥萨克的首领，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和统帅。】

　　我滔滔不绝地说着，生怕停下来。我只好全力抵抗，打完了最后一发子弹，盼望出个奇绩。

　　“那就这样吧，伊凡·尼古拉耶维奇，”局长等我的子弹全打光之后开始反攻了。“我们不勉强你，不过你想上前线嘛，反正此路不通。明白吗？你还是找个地方去工作吧。请吧！什么俱乐部主任呀……区教育局视察员呀。是这样吗，阿勃罗西莫夫？”他问那个青年。

　　“我坚信，卡佩柳赫同志决不会图轻松，走人家踩出来的熟路。”阿勃罗西莫夫神采奕奕地回答说。

第四节

　　夜里，我借宿在那位年轻的共青团头头的家里。这是他自己提出来的。那时我背着塞得鼓鼓囊囊的背包，正站在一家商店的门口。背包里装的是发给我的下个月的口粮：三只黑面包，两公斤小米，一大块脂油。我肩头挎着一枝马枪，枪号是1624968。虽然我费尽唇舌，想说服特勤处的那位同志给我弄一枝自动枪，可他却一声不吭，闷着头，在保险库里一枝一枝地挑选着马枪。不用说，他们那儿准是找不到自动枪。手榴弹嘛，他连提都没有提。这倒并不使我十分担心，我知道，我们村里藏的手榴弹多的是，因为英沙河是条产鱼的河……靴子也没发，不过发给我一张盖有大印的工作证。

　　我站在商店门口，心里在盘算，到哪儿去过夜呢，天快黑了。要赶回村里去，想也别想。夜里，我们那儿路上是没有过往车辆的。可以上人称“公共汽车站”的那间板棚去，但是我看到了，那儿在搞些什么名堂。糟糕的是，奥任早在战争初期就被烧光了。这座小城的大部份地区只剩下一些火炉的烟囱，象口径大得出奇的高射炮筒，一根根地矗立在那儿。

　　一般说来，到这种地方去借宿要比到幸免于火灾的完整人家容易得多，可是要我登门求人，总是件伤脑筋的事。我们侦察队有个精通这一门道的大专家，名字叫库卡尔金，他做起这种事来就象苏沃洛夫①打仗一样所向披靡。“大嫂，您那盆盆罐罐中间，可不可以找那么一丁点儿地方让我放放饭盒？”或者：“可不可以让我的皮靴在您的长凳下面放上一夜？”他是个机灵的小伙子。有时一大清早，他象猫儿一样眯缝着眼睛从女主人的内房里钻出来。我看，这种行军生活倒给他提供了一定的乐趣。

　　【注 ①：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洛夫是俄国元帅，曾任俄奥军总司令，击败法军。著有制胜科学等书。】

　　当这位风华少年阿勃罗西莫夫轻轻地推我肩膀的时候，我并未感到特别高兴。他身上有什么东西使我厌烦。是什么呢，是他的笑容吗？他的身上有一种过份的殷勤劲儿。当你打了几次仗，各种事儿看多了，你就会有点儿体会：过份的殷勤有时比冷漠更会坏事。在前线，一个人成长得很快。无怪人家说：前线待一年，胜读十年书啊！阿勃罗西莫夫的脸上浮起了笑容。现在他的上装外面又加了一件黄皮夹克。夹克的皱褶都磨破了，左肩上有一道白印子，看样子，是步枪的皮带磨出来的。这件皮夹克大概也是他爸爸的，显得又肥又大。当然罗，阿勃罗西莫夫以为，皮夹克会给他添上政委那种威风凛凛的气概。咱们大家都是那个年纪的过来人了……想当年，咱们也都热中于内战时期的东西：布琼尼式军帽呀，毛瑟枪呀……41年，我也是穿了一件旧皮夹克去军事委员部的，可是一跨出那儿的大门马上就脱下来，还给了它的真正的主人，我的好朋友维季卡。

　　“您是在等什么人吧，”阿勃罗西莫夫说，“卡佩柳赫同志？”

　　“在等，”我说，我对这种打官腔式的称呼非常不满意。“也许，能等来有轨电车呢！”

　　“嗯，”他窘态毕露。“您是说笑话吧？您知道，我们今天收了七个‘小鹰’，都是呱呱叫的小伙子，共青团员！您知道吧，我们下决心要肃清本区的土匪。”

　　“这好极啦！”我说。

　　“就是嘛……您听我说，”他突然提议。“上我家去吧……也许，您会同意在我家过一夜，啊？您干吗这么忙呢？”

　　“行啊，”我嘟哝了一旬。“当然，我忙得很……好，行！”

　　我手扶着背包跟在他后面。阿勃罗西莫夫不时回头瞧瞧，好几次用手摸摸皮夹克右肩上那道步枪皮带磨出来的白印子，似乎想掩盖战斗历史的痕迹。不过，他可骗不过我的眼睛，我同他有四岁之差呢！

　　他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看他的图托①手枪。

　　【注 ①：即图拉省制造的托卡列夫式手枪。】

　　“这是发给我们的……我们经常要到全区各地去跑跑……”

　　依我看，这把图托手枪是部队清仓剔出来的报废武器：枪筒蚀得贝壳儿一样，枪的扳机也扳不开。可是，阿勃罗西莫夫却拿它到处炫耀。

　　“我是从九年级直接调来搞团的工作的，”阿勃罗西莫夫告诉我。“以后，只好晚上学习了，眼下也顾不上这个，对吗？您自己也明白，干部少啊……打仗嘛！”

　　然后，我们一起喝放糖精的茶；阿勃罗西莫夫把我介绍给他的母亲和妹妹。妹妹约摸十四五岁，这可是最讨厌的年龄，整天价嘻嘻哈哈，笑个没完。不过，他的母亲倒是个很体面的人，是个教师。如果你面前有个女教师，你完全可以根撼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或者一个眼神就猜得出，这位教师好不好，班级里爱她不爱她，或者班里只是做出爱她的样子。阿勃罗西莫夫的母亲无疑是个好教师，瘦瘦的身材，大大的眼睛，显得端庄、慈祥。这样的仪态风度是永远也装不出来的。如果有哪一个教师想在教室里装出与他为人迥然不同的样子，那是再糟糕不过了……我甚至有点儿羡慕阿勃罗西莫夫，他的母亲多好呀！我不小心把胶袋里的糖精弄撒了，她对我露出了亲切的、包含着安慰的微笑。她似乎说：别难过，没关系！这是常有的事。

　　夜里，我和河勃罗西莫夫躺在房间一角的地板上，母女俩睡在房间里唯一的一张床上。阿勃罗西莫夫推推我悄声说：

　　“我也要求过上前线……他们不放我！”

　　他很想推心置腹地同我谈心，可我却假装睡着了。我哪有心思同他闲聊呢，这一天使我生活里发生了不小的转折。照这么下去，一直到战争结束，或许结束之后，我都得背着枪号1624968的马枪蹲在格卢哈雷村里喽。局长在告别的时候，给了我一个简短然而必须坚决执行的指示。我现在的任务是，不惜任何代价保护全村居民，不受土匪搔扰，逮捕特务、奸细归案，协助地方政府等等、等等。“因此，”古潮说到这里，翘起一个指头，提高了嗓门说：“必须坚决捍卫法律和秩序。不容许有任何过火的行为，万万不可触犯苏联公民的尊严，讯问要有礼貌，……”

　　法律……一听到这个词儿，我总会回忆起民事登记处里那间光线暗淡的小房间。那还是战前很久的事了。有一次我和母亲去那儿拿出生登记簿里的抄件，那一天我俩着实被折腾得够呛。一个烟瘾特大的老太婆，上唇长着一抹黄色的短髭，抽烟抽得嗓子几乎象夏里亚宾①似的。她翻遍了一本本厚厚的、积满灰尘的簿子。“一切都得按法律办，”她唠唠叨叨地说，“一切都得按法律办”。从此，我就产生一种印象：法律就藏在厚厚的簿子里，搞法津就是同公文、档案、灰尘打交道。

　　【注 ①：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

　　顺便说说，老太婆翻了这么久，是因为她按照我父亲的姓来查我的材料，而我那时已经改姓母亲的姓了。父亲嘛是这样的，当时正是急风暴雨的年月，人们一会儿迁到东，一会儿迁到西，他也就这样找不到下落了……我的妈妈叫伊扎贝拉·卡佩柳赫。真怪，怎么会起了这么个名字！可不是嘛，姥姥肯定地说，妈妈小时候叫帕拉斯卡，可是，她迁到城里之后就成了伊扎贝拉了。这是过去的事了，算了。

　　……法律的捍卫者！和气、有礼貌。唉，伊凡·卡佩柳赫落到什么田地了呀。

　　早晨，我动身告辞的时候，阿勃罗西莫夫对我说：

　　“哦，我会去看望你的。到格卢哈雷去，听我说，你也许会碰到一些困难，这项工作对你来说是陌生的。我们到你们那儿去，总结一下‘小鹰队’的工作经验。”

　　“来吧，”我说。”你反正有枪呗……”

　　他把这句话当真了，他太倚重自己那把图托手枪了。我当时真该兜头把他臭骂一顿，让他要到遥远的格卢哈雷来看我的念头连根烂掉，可是我那时全神贯注地在考虑我自己的心事呐。

　　“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临走之前，阿勃罗西莫夫大声地说了一句。

　　他站在自己的家门口，随便地披着那件肩上有一道白印子的黄皮夹克，白衬衫领子迎风扑打着。

第五节

　　在回格卢哈雷的大道上，我碰到一个独眼老头子。他是送土豆到奥任去的，现在喝得醉醺醺的赶着空车回来了。他扯着嗓门在唱《年轻的加莉妮》。他那干瘪的身子，躺在垫在大车车板上腌　的空麻袋上，一上一下地跳动着。

　　“吁！”’他看见我之后，对那匹马吆喝了一声，“路上有个人，咱们捎个脚儿吧！”

　　他象好斗的公鸡那样闪动着那只独眼，即使他再缺个胳膊，短条腿，我也不会感到诧异。身上不缺什么的，都上前线了；村里剩下的，净是那些有资格上废品展览会的人。

　　“哪一边的呀？”老头子瞅了我的马枪一眼，问。

　　“你要哪一边的？”

　　“去！……”老头子伸出一个黝黑的指头，点着我说。

　　“咱们老百姓吓怕了。哪一边都一个样！填饱肚皮就行喽！”

　　“那好，你就别作声。要唱《加莉妮》，你到家里去唱。”

　　如果有哪一个土匪想查看一下是谁在大路上号丧，那么这枝马枪未必能够帮得了我的忙。我可不希望我这个新的前程一开头就断送掉；真是这样的语，那就会灭自己的威风。败坏侦察员的声誉。

　　从两边紧夹着这条沙土大路的树林，在我去了奥任之后仿佛变了个样子。虽然这一天天高气爽，可是这片树林却显得阴森森、黑洞洞的；自从我衣袋里一装上安全部奥任分局局长签发的工作证之后，自从我的肩上背起马枪之后，树林的性质就改变了。

　　我们沿坡而下，来到了英沙河的河谷。这儿松林不见了，换上了一片白杨林。白杨林五颜六色的，好象每一张树叶上都有人试过不同的颜色。白杨的叶子又厚又硬，色彩瞬息万变，仿佛不停地向你眨眼睛。我们波列西耶地区的人都不喜欢白杨树，说它派不了用场：既不能做木器，又不能当柴烧。可我倒一直很喜欢白杨林。少了它，咱们这片林区就会显得单调、乏味。白杨树是爱絮叨的，即使在无风的日子里，它也会摇曳树叶，嗡嗡私语。有它在身边，心里觉得痛快……

　　此刻，我竖起耳朵，倾听白杨树的沙沙声。即使大车轮毂发出的伊呀声，马蹄踏出的沉重的“笃、笃”声，也不能淹没树木的低声谈话，它们那悦耳的悄悄细语：“沙沙、沙沙、沙沙、沙沙”……前边是一片沼泽地，袭来一股股潮气和薄荷味儿。秋天的游丝在我的头顶上高高地飘悠着，在不大耀眼的阳光中闪闪发亮。大车驶上一条用圆木搭成的破烂便道。车轮轧在圆木上发着咚咚的响声，车身东倾西斜，吱吱扭扭，径直往英沙河的方向驶去。

　　这条英沙河上的便道，象一根烂纱线，中间折断了，仿佛把我的故乡格卢哈雷村同文明世界，同大大小小的城市隔绝开来。没有一辆汽车能够开过英沙河，因为通往河岸的几条大道都变成了沼泽地。战争爆发前，有段时期，便道用木梁支撑着，车身两侧装着煤气罐的吨半卡车，所谓“飞快车”，还可以在上面通行。战争爆发后，这条便道多次遭到轰炸，又有坦克履带的不断碾轧，弄到现在，只有独眼老头儿那种轻便大车才能通行了。

　　但是，即使是这种大车，到了鲍亚尔金泉水附近也陷了进去，不得不用肩膀把它推出来。狡猾的老头子只装出推车的样子，我只好多卖点儿力气。你总不能逢人就讲你那打过补丁的肚皮吧，这纯属个人的私事啊。

　　最后，陷在两根烂了一半的圆木之间的车轱辘又回到了路面上，大车又一颠一簸地往前驶去。我们过了便道，顺着不太陡的沙岸来到河边。这一段英沙河，在泛滥的时节，水很深，平常　水就能过得去。

　　老头子把马赶到河里，让它喝水，自己吹起口哨来。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怎么搞，可在我们波列西耶地区要想让马泡在水里喝饱，总是吹口哨的。英沙河河面上，飘起了一层厚厚的白沫。我们就这样，在口哨声的伴奏下，在白沫的簇拥下，庆祝了渡河的盛典。这件大事应该牢牢记住：我跨过了一条虽然没有标记，但却很重要的界线。过了英沙河，我再也指望不上什么人的帮助了。那边既不能打电话进行联系，也没有一条象样的道路。

　　马儿鼓足了劲，把大车拉上英沙河那泥泞的右岸。再往前，大路岔开了，比较平坦的那条路，绕过一个沙丘，往左，直通一个名叫米什科尔齐的大村子。沙丘上，长着发蔫的小白烨和小松树，这是个设立观察哨的理想地方。这地形是我机械地、习惯成自然地发现的。

　　“好了，我要往左啦，”老爷子说。“您这位老总同志去哪儿呢？”

　　他的声音里有点儿委屈。两个人一块走了两三个钟头，在这段时间里，可以尽兴唱好多心爱的歌儿，什么《年轻的加莉妮》呀，什么“罗申科”呀，还有什么“三株柳树”呀，可是我却不让他开口。

　　“哎，老大爷，”我从大车上跳下来，说。“你在这一带有没有碰到过土匪？比方说，就在这条路上？”

　　我不弄点儿情报，就放这个饱经世故的老头子白白走掉。岂不可惜。

　　“碰到土匪？”他那只独眼警惕地对我的马枪斜睨了一眼。“没……背枪的人倒时常碰得到，就象您这位一样。”

　　“在哪儿碰到的？在什么地点？”

　　“咳，这咋记得清呢？老头子的记性……瞧，您一下车，咱马上把您给忘了……”

　　于是他赶起车，往米什科尔齐的方向去了。不多一会儿，一阵歌声又传到我的耳鼓：“唉，加莉娅，年轻的加莉娅，你小时候不死，那是为啥？……”

　　此时此刻，我才恍然大悟，往后我同波列西耶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化了，啊，复杂化了。在昨儿之前，我是他们的同乡，是谁个不知，那个不晓的骂人里手谢拉菲玛的外孙，来此地度假休养的伤员。我完全可以指望得到他们的同情，他们会跟我有啥说啥，谁也不会对我隐瞒什么。谁也不受我管辖，我也不受谁管辖。在村里相互关系构成的小金字塔里，我那块方砖放在什么地方，我心里清清楚楚。现在这块方砖抽掉了，小金字塔也倒塌了。

　　过了不多久，那支思念加莉娅的歌声在远处消失了。我背起背包，沿着落满松针的路一瘸一拐地往前走去。萨沙河到格卢哈雷大约有十八公里，前面是一片上百年的松林。我又回头一瞥：再见了，英沙河，再见了，奥任！再见了，沙丘，你这个矗立在无人标明的界线上的制高点。

　　不知是偶然巧合呢，还是有什么预兆，我走到沙拉耶小林，硬是停下来休息了。我顾不得再考虑什么土匪，就把马枪、背包往地上一扔，倒头躺在地上。这是因为，我不能长途跋涉：肠子开始作痛。痛得难受极了，仿佛身体里面有一副包着铁皮的沉重磨盘在研磨新长的嫩肉。

　　我躺在地上，磨盘渐渐放慢了速度，好象簸谷风车上的轮子在天晚风息时那样。我开始观察周围的一切。沙拉耶小林里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两边长着参差不齐的橡树。橡树叶子长得很牢，只是有点儿发黄。橡实落满一地，铺了厚厚的一层。夕阳的余辉快要消失了。被空气暖流送到高处的游丝，此刻又落到地上来了。我一把抹去脸上几根粘乎乎的柔软蛛丝。

　　一颗晚熟的橡实，正巧从我头上的那根树枝上掉了下来，“啪”地一声碰在马枪的枪筒上，立刻弹到一边去了。五月金龟子错把温暖的初秋当作了夏天，一下子都爬上了树叶。这些声响又使我警惕起来。这些声音似乎包含着一种警告，唤醒我去回忆一桩重大的事情。

　　是那只倒毙的狍子的一大滩血渍吗？是那两双军用皮靴留下的足迹吗？不，不是……我打量了周围那些枝叶茂盛的大橡树，它们象大山压顶似的悬在我的头上。它们的树梢还染着一抹桔黄色的霞光，可是下面纵横交错的粗壮、沉重的树杈，已经黑黢黢的了。傍晚的潮气和叶子腐烂的霉味，一阵阵朝我袭来，枝上的一颗橡实，又“啪”地一声落了下来。

　　我抬起头，只见我的头上有一根黑糊糊、烧焦的大树杈。看来，这株橡树曾经遭过雷击，但它又复活了，绿油油的嫩芽又遮盖住黑糊糊的灼伤。只有这根弯曲的树杈，象猛禽的利爪一样，从枝叶中伸了出来。

　　看到这幅图景，我才想起来了。什捷勃列诺克！他就是在沙拉耶小林，在离这条大路不远的地方被吊死的，兴许就吊在这根树杈上吧？我对什捷勃列诺克不太了解。有一次，他来检查过我的证件。什捷勃列诺克的脸色忧郁，胳膊挺长，不时地咳嗽。有人说，他活不了多久了。他确实没活多久就死了，但不是好死的。他的脖子上被套上了铁丝做的绞索，被吊死在这根树杈上。

　　不能说格卢哈雷人对他的逝世感到巨大的悲痛。在战火纷飞的年月，人们对于死亡已经习已为常了。而主要是，什捷勃列诺克是外来人，他是特地派来协助“小鹰”波佩连科的，因为“小鹰队”，有个任务是同酿私酒作斗争，而波佩连科在这方面有点差劲儿。私酿酒的酒香，特别是小麦酒的酒香，会使他失去自制力和那股子勇气。话得说回来，即使波佩连科没有这个格卢哈雷村居民认为可以原谅的毛病，他反正也对付不了当地酿私酒和贩私酒的人，因为他们同他非亲即故，什么干爹干妈、教父教母、儿女亲家等等、等等，所以才从波列西耶的白俄罗斯那一面，从沼泽地带的那一边派来了这个什捷勃列诺克。

　　显然，吊死什捷勃列诺克的，并不是憋着一肚子怨气的私酒贩子。私酒贩子们可以赌咒发誓，赌打摆子、闹热病、发伤寒、以及得各种少见的绝症，甚至见不得人的脏病，但是决不是他们套的绞索。套绞索的是惯于干这种勾当的林中土匪，不久之前的伪警察和讨伐队。

　　看来，就在这片沙拉耶小林里，除了与我几乎素不相识的什捷勃列诺克找到自己的归宿之外，也要决定我的命运了，因为我将要继续完成他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任务。

　　我又朝那根黑糊糊的大树杈望了一眼。它仿佛弯得更低了，显出一付张牙舞爪的样子。我本能地把马枪拖到身边，打开保险。一阵凉爽的薄暮微风，掠过小林，吹得那坚实的橡树叶子发出了短促的沙沙声，又有几颗橡实掉了下来。远处，有一株小橡树。一只黑秃鹫在它那干枯的树梢上落了下来。这是波列西耶地区一种最令人厌恶的不祥之鸟。它象坏了的扬声器，吱吱叫了一阵子，就攒动翅膀飞了起来。如今在我们这片树林里，这种黑秃鹫特别多，它们老是在打过仗的地方飞来转去，查看仓促堆起的前线坟墓有没有被雨水冲开。

　　过了一会儿，背包合着我那忽高忽低的脚步，在我的背上一上一下地跳动起来，夹在我腋下的那枝马枪，枪口直指着前方。

　　“他们为什么偏偏吊死什捷勃列诺克呢？”我一面眼观两旁，一面暗自思忖。“就因为他是‘小鹰’吗？可是，波佩连科却没有死……”

　　黑秃鹫刷地从我头上掠了过去，它那强有力的大翅膀扇得空气发出啸声。它又叫了几声，那声音象是用爪子在抓铁皮似的，而后朝着只有它自己知道的目的地飞去。

第二章 第一节

　　“哎哟，我的天哪！天哪！”谢拉菲玛姥姥数落着。“为啥让他干这差事呢？让木头棍子砸断他们腿吧！恶有恶报，迟早必报。老天爷可不是小牛犊，甭想瞒过他的眼睛！”

　　她这些话是冲着国家安全部区分局局长古潘同志说的。我的新任命当然使她很不高兴。她本来拎着一木桶滚烫的猪食，准备去喂小公猪亚什卡。现在，她站在院子中间，木桶放在脚边，桶里冒出团团蒸汽，裹住她的全身，活象一个从地下什么地方钻出来的老妖婆。一块粗布大头巾裹住姥姥的整个脑袋，只留下一个不大的射击孔，孔里露出一张黑黝黝、皱纹密布的干瘪小脸。姥姥气得直出粗气，浑身哆嗦起来。

　　我乖乖地站在院子中间，拄着马枪，等待时机。

　　姥姥先冲着几个区领导骂了些不中听的粗话，说他们明明存心坑害“娃子”，然后话锋一转，开始数落我的不是。

　　“你干啥硬撑？你是瘸腿，死鬼，你嘴巴子上奶水还没干呐，德国人会象对付公鸡那样拔光你的毛！你应该坐在炉坑上烤烤屁股……你要当得“小鹰”，那狗尾巴也能编筛子！你是个破车轮轭，已经东歪西扭了！……”

　　我终于等到了时机：她的骂声中开始夹杂着油噎的眼泪了。于是我说：

　　“谢拉菲玛，咱们到屋里去吧。天黑了，我带来了脂油。”

　　正在这当儿，波佩连科从板墙后面探出了脑袋。他是全副战斗装束：肩挎马枪，上穿德国人的制服，下穿肥大的马裤，脚蹬厚油布长筒靴。他是跑来找我打抽丰的。他猫着腰，在板墙外面等待好久了。格卢哈雷村里的人看见我背着枪回来，一下子就猜到了是怎么回事。

　　“他们告诉我，卡佩柳赫参加‘小鹰队’了，”波佩连科悄悄地说。“走，上我家去。你领到配给了吗？我家里可没下酒菜……”

　　他站在板墙外面——矮小的个儿，墩实的身体，滚圆的脸膛。他的身上充分体现出威名显赫的“小鹰队”那种高昂的土气和忠诚可靠的品质。

　　波佩连科当然有酒菜，但是他看见我背着背包回到格卢哈雷村，知道里面一定有油水。机不可失，不能放过，所以决定先发制人了。在占小利方面，波佩连科可是很有远见的。他象象棋大师，能预见出好几步，可以很有把握地说，他在买新的鞍翼①时事先就已经算计好；等鞍翼不能用了，就用它给自己最小的继承人切一副毡靴掌，再把剥下来的皮子跟隔壁大嫂换点白菜秧。

　　【注 ①：马鞍两侧的皮片】

　　波佩连科有一点是可以得到谅解的：他有九张小嘴巴，一见到这位一家之主回来，都象小鸟儿一样，张得大大的。而第十张嘴巴总是闭得紧紧的：她是“小鹰”的老婆。波佩连科这位贤内助是个闷声不响、瘦骨嶙峋的黄脸女人。谢拉菲玛叫她“干尸”。村里人都凿凿有据地说，波佩连科在外边喝多了，回家来，这位贤内助即使没头没脑地痛打他，他自己还是闷声不响。这种闷声不响地揍人行径受到格卢哈雷村居民一致的谴责。

　　事到如今，我只好掏出一块脂油，切成了十二片，再把一只圆面包也分成这个份数。波佩连科点亮了一盏油灯，把孩子们从桌子后面赶了出来。这些孩子蜂拥过来，刹那间就把这点东西一抢而光。波佩连科斜眼望着闷声不响、交叉双手站在门边的妻子，弯下腰去，摸出一瓶私酿白酒。他的动作是那样麻利，仿佛象瓶子就藏在他靴筒里似的。他噗地拔出塞瓶口的玉米棒子，倒了两杯。他那狡猾的圆脸闪出奕奕光采，仿佛涂了油彩似的。

　　“来，干掉！为了咱们的战斗友谊，为了完全彻底战胜希特勒德国！”

　　显然，波佩连科提议干杯是想表明，我那点东西并不是白扔了，而是，可以说是为崇高的目的服务的。如果觉得可惜，那就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我只是端起酒杯闻了闻，直端到波佩连科把空杯子放回到桌面上。自从我被“跳蛙式”迫击炮弹炸伤之后，我很容易的加入了反酒行列。

　　“上级任命我当你的队长，波佩连科，”我开了腔。

　　“那自然！”

　　“我要提醒你，‘小鹰’不执行命令，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嗯……”

　　“私酿酒征收过吗？”

　　“嗯……”

　　“如果你继续这样征收的话，我要采取断然的措施。”

　　“行啊！”波佩连科胸有成竹地表示同意。大概，什捷勃列诺克已经对他作过类似的警告了。上级的职责嘛，就是剋下级。波佩连科很懂得这一点。不过他也懂得，上级是不会一辈子待在他那个位子上的，他会被调走，提升，降级等等。可他，一个普通的‘小鹰’，却不同，除了要求在故乡格卢哈雷村生活、工作、老死之外，别无他求。所以他无忧无虑地从桌上把酒瓶拿掉，便拿起了脂油；他那雪白而整齐的牙齿，咬进了粉红色的脂油。

　　“任务明确了，卡佩柳赫同志，”他说。“一定完成！其他各项任务也保证完成！”

　　“你是怎么理解这些任务的？”

　　“要让村里的人能够安心工作……要保证农产品能够送到消费合作社……要使村里的苏维埃政权得到巩固！”

　　“那么村外呢？”

　　“咱们两个人还能干啥呢？搜林子吗？这需要一个师的兵力。等打败了德国佬，再来收拾班德拉匪帮吧！干吗白白送掉自己一条命呢？这么搞，家家户户就全没男当家的了。那还成什么生活呢？”

　　波佩连科家里的几个小把戏从昏暗的角落里，象从洞穴里那样瞪大眼睛盯着我们。在靠近炉子的地方，搭了一张两层的高板床。他们钻在这个小天地里，浑身盖着破衣烂被，只露出一双双闪闪发光的小眼睛。老大瓦西卡绰号叫“鼻涕虫”，没有同他们混在一起，独自一个人在听我们两人谈话。女当家依然默不作声地站在门旁，她对我俩说的话似乎不感兴趣：聊吧，聊吧，可是生话还是生活。

　　“你为什么参加‘小鹰队”，波佩连科？有人逼你？”

　　“没有，干吗要逼……自个儿去的！咱向来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想当年办集体农庄的时候……游击队也支援过……咱心里有数嘛！”

　　“哦，哦，那你碰到过土匪吗？”

　　这个问题当然提得很蠢。我的部下，如果碰到过土匪，我们这会儿就不可能在油灯下谈话了。

　　波佩连科回头看了一眼妻子之后，俯过身来悄悄地对我说：“瞧，就象现在碰到你，咱和土匪也是这样碰上的。”

　　“到底怎么样？同坐在一张桌子旁边？”

　　“不……干吗同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呢？就是很近呗……面对面的！”

　　“那你在干什么？”

　　“干什么？咱骑着小天鹅沿着米什科尔齐大道……跑到一个正在采松脂的松林……嘿，他们噌噌地从两边蹿了出来，一个上来抓住马嚼子的缰绳，两个一左一右。我的马枪还斜背在肩上呢，难道还甩得下来吗？咋办？我浑身都凉了。唉，我心想，又有九个孤儿撇给苏维埃抚养啦！”

　　“都是什么模样？”

　　“普普通通呗，几条身强力壮的汉子。有一个很年轻，还完全是毛孩子呐。清一色自动枪……个个红光满面，还直笑呐！”

　　“干吗笑？”

　　“他们干吗笑？‘你’，他们问，‘是小鹰？’咱干吗要赖呢？咱兜里还放着盖有大印的工作证呐。‘那么是你’他们说，‘要到林子里来抓我们喽？’‘对，是我’咱说。他们摘下了咱的马枪，拉咱下了马。搜出了工作证，念了念。咱心里在估摸，他们是不是要扒掉咱的皮靴？这双皮靴不是公家的，上等货色。如果他们不扒去，等村里人找到咱之后，可以传给咱家大小子瓦西卡。马嘛，咱心想，就算了，马反正是国家的，迟早得还给国家……不过，当然喽，马也是挺可惜的，”波佩连科急忙作了纠正。“他们当场退出马枪里的子弹，把枪又还给了咱。‘骑上你的蹩脚马’，他们说，‘滚回去乖乖地坐在家里。’他们朝咱的背上捅了一拳，让咱记住……‘不过，别回头东张西看的，’他们说，‘我们不喜欢这一套！’”

　　“岂有此理！”我一拳头嘭地捶在桌子上。“这个事情你对谁说过没有？”

　　“向什捷勃列诺克汇报了。”

　　“他呢？”

　　“他嘛，咱这样想，”波佩连科又偏过身来，对我说：“跟谁也没有讲，他。怕咱挨整。他可是个好人呀！”

　　“为什么他们吊死他，而放回你，这一点你是怎么想的？”

　　波佩连科耸了耸肩膀。

　　“还不是阴错阳差，马缰绳拴在马尾巴上了。嘿，当时咱的心都吊在嗓子眼上了！”

　　“你是胆小鬼！”我差一点儿脱口骂了出来，可是看到昏暗角落里望着我们的九对眼睛，我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

　　波佩连科看了看桌子下面的那瓶酒，叹了口气。

　　“他们中间你一个也不认识吗？”我问道。

　　“不认识。他们不是本地人。不过，在村子里他们有眼线。”

　　“你为什么这样想？”

　　“他们为啥一直在村子周围转悠呢？总有人暗地里给他们弄吃的。你要知道，从来没听说有哪一家被抢过。他们的衣服也有人给洗，衬衫都干干净净，领子也不是油脂麻花的。”

　　“这个波佩连科倒挺机灵，”我考虑起来。“大概，他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可是他明白，知道得太多，有危险。要不，在树林里的路上碰到土匪，怎么会只在背上挨了一拳就没事了呢？为什么他们对他这么客气呢？兴许，不想激起居民对他们的反感吧！波佩连科家里有九个孩子，他如若被杀害，消息传开，准会震动周围地区。此外，波佩连科对他们来说并不太危险。什捷勃列诺克就是另一码事了，所以他们当场结果了他的性命。”

　　“哎，波佩连科，为啥什捷勃列诺克要到沙拉耶小林去呢？”

　　“咱是这样想的，他是到区里去，他有件要紧事。”

　　“什么事？”

　　波佩连科耸了耸肩膀。

　　“他为什么没有骑马去呢？”

　　“不知道……”

　　“什捷勃列诺克大概是想悄悄地离开格卢哈雷村，不引起人家注意，”我暗自思索。“可是，什么原因迫使他对谁也不交代一句就径自上奥任去的呢？”

　　波佩连科是帮不了我什么忙的。他叹着气，不时地打量着桌子底下。

第二节

　　九月的夜幕，八点多一点就把格卢哈雷和它周围的大片林区遮得严严实实。

　　月亮还没有升起，夜色漆黑，象一堵墙，似乎只要往前跨一步，就会撞得头破血流。秋雾遮住了星星，它弥漫着，膨胀着，栅栏外冒起一个又一个氤　朦胧的雾团团。间或传来　　的狗吠声，从瓦尔娃拉的房子里飘出阵阵歌声。是妇女们在过她们的伤心节，今天是娜塔莉娅的忌日。我听到“你在哪儿，娜塔尔卡①转游了整整一夜……”这句歌词，才想起今天是什么日子。

　　【注 ①：娜塔莉娅的爱称。】

　　我记得，战前，在九月的这一天，姑娘们都去摘红莓果，摘了来，成串成串地挂在房檐下，搭在栅栏上，让它冻一冻，晒晒干，变得甜一点儿。老爷子的鼻子到了傍晚也变得血红，血红，可以与红莓果争妍。我觉得，战前人们是友爱的、愉快的、幸福的……但是法西斯匪徒来了，突然钻出了伪警察、民族主义者、土匪。

　　走到瓦尔娃拉的家门口，我停住了脚步。那里在唱歌……格卢哈雷村里有一大半妇女和姑娘都叫娜塔莉娅。怎么能不过这个忌日呢！她们唱起了思念三棵柳树的歌儿，一定是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唱啊，唱啊……唱得不坏。唱高音的是克里文季哈和她的侄女，她们全家都是高嗓门。她俩在领唱，歌声飘出窗外，一直飞上雾霭弥漫的云霄，而瓦尔娃拉同不知哪个要好的小寡妇用有点嘶哑的女低音在为高音的两重唱伴唱，仿佛是从下面托着两重唱，生怕高音部的歌声飞得太高而跌下地来一样。

　　三棵柳树垂首摇曳，我们的姐妹唉声叹息。

　　非常合拍。你真不相信这个泼辣的寡妇，这个闪着李子般大眼睛的酿酒女人会这样动真情。

　　青春如流水，一去不复回……

　　格卢哈雷村的妇女们在过节……可是，据波佩连科推测，她们中间竟有人在暗地里给土匪送吃的，给他们洗衣服。那么对这个女人来说，隐藏在树林里的那个人不是土匪，而是亲爱的朋友格里茨科或者帕那斯，就是战前那个穿着漂亮的绣花衬衫在舞会上嗑着葵花子，在手风琴伴奏下，唱“路上有个屎壳郎，路上行个黑衣俏姑娘，要是我是摩托车手……”小曲的那个人。

　　怎么，摩托车手？未免太……不，在沙拉耶小林里有人守候着什捷勃列诺克，并不是偶然的。有人知道。‘小鹰’一定会走这条路，所以设下了埋伏。但是这是谁呢？什捷勃列诺克为什么要这么急着上奥任呢？

　　黑暗之中，我旁边响起了嘿嘿嘿的声音：仿佛是谁给面疙瘩噎住了。我先是往后一跳，然后嚓地划着了一根火柴。我珍藏着一盒火柴，这还是在战地医院里用一把德国造的多用折刀换来的。

　　火柴的微弱亮光，照出一团麻絮。这团麻絮粘在一件破棉袄上面，棉袄的腰部束着一根虏获来的黄色电线。麻絮顶端奇迹般地顶着一顶士兵戴的光板无毛的灰皮帽子。我举着火柴细看，一直到火柴烧痛了我的手指。我终于发现，帽子下面蓬蓬的乱麻里，隐藏着一对乌黑的眼睛，闪着狡黠的光芒。再往下，有一张湿润而鲜红的嘴巴。

　　“格纳特？”我说。“你站在这儿干什么？”

　　“嘿、嘿、嘿，”格纳特放声笑了起来。

　　格纳特也完全可以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两个，村里的痴子和我，真是半斤八两。

　　“嘿、嘿、嘿！”格纳特又放声笑了起来。“妞儿们！嘿、嘿、嘿！娘儿们！过节！马—马斯科漂—漂亮的妞儿！马—马斯科漂—漂亮的娘儿们！嘿、嘿、嘿！”

　　应该说，“马—马斯科的“这个修饰语在格纳特的嘴里是一个说明质量最好的定语。当年，集体农庄曾用公家的钱送这个痴子到莫斯科去治疗过。格纳特从首都没有带回来清醒的理智，倒得到了一整套非常复杂的印象，就这样出现了夸奖人的修饰语“马—马斯科的”，这个印象主要是参观地下铁道得来的。

　　“砰！”格纳特在黑暗中说，这时夜色更浓了，因为那根发着微弱亮光的火柴头已经从我手里掉下去了。“砰，砰、砰！开枪！步枪！长官！”

　　他又纵声大笑起来。

　　我车转身，迈开大步，沿着高低不平的沙土路跌跌撞撞地径直往家里走去。我感到害臊，恨我自己不争气。为什么站在瓦尔娃拉的门口呢？我站在那儿有什么必要？十天还没过呐，就是在这么个黑漆漆的夜晚，我从这座房子走出来，发誓永远不再跨进这一家的门槛，甚至也不走近她家的门口。

　　我问当过土地纠纷调解人的萨盖达奇内同志：为什么作家都要说谎？为什么他们要把男女的床第之欢描写成爱情的顶峰，描写成那么好，那么美，不知何以名之的感情？莫非是所有的作家都串通好了，来愚弄一无所知的读者，给他们解解闷，或是来引诱他们？……写到这个问题，自己完全清楚是什么问题，为什么还要谎话连篇呢？如果大家清醒地看待这个问题，看得简单一些，不带任何幻想，没有什么奢望，不要求什么超脱自然的东西，那么他们在感受到这一切之后，就不会为自己感到羞耻，就不会萌生逃到天涯海角的念头，就不会感到这是一种巨大的、无与伦比的损失。我跟萨盖达奇内谈话时，又回忆起那一夜的感受：我是怎么从瓦尔娃拉那儿出来的，心里又怎么不是个滋味。虽然我应该引以自豪，我同别的男人一样，也是一个堂堂男子汉，但使我高兴的只有一点，只有一点：一切都过去了，过去了，我又一个人了，又无拘无束了，周围是树林、是田野，是能够使我产生真正生活感和自由感的一切。我还回忆起生平第一遭的那种事。当时，全师撤下来休整，杜鲍夫和库卡尔金带着我，他俩望着我，微微地笑着，交头接耳地嘀咕什么。两个人衣袋中塞满了酒瓶，库卡金手里还拿了一把吉他。他们说，都商量妥了，不必担什么心，而库卡尔金还没完没了地唱着：“……我们领来了他，你的心上的人儿……”库卡尔金真是个插科打诨的能手。

　　……土地纠纷调解人萨盖达奇内认真地听完了我的话。他之所以吸引人，首先也就是因为他总是认真地听人家说话，不管人家对他说什么。他的背后有几层搁板，上面摆满了书，书多极了。我脑子里不知怎的冒出了一个想法：这些书要是一下子倒下来，准会把萨盖达奇内埋在里面。书堆起一座金字塔，而这个土地纠纷调解人就象古埃及的祛老一样躺在塔的当中。叫人纳罕的是，萨盖达奇内这个小小的、剃得精光的脑瓜儿，竟然能够容纳得下这么多书籍中所叙述的全部智慧。

　　“总之，”萨盖达奇内说，“《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一个巧妙的骗局……不存在炽烈的、忘我的爱情！如果一个成熟的男人有这种看法，那是很糟糕的。但是倘若你……我看不出有什么坏处！我希望，你能完全搞清楚。作家写的全是正确的，你说的那种感情确实是爱情的顶峰。应该有爱情，明白吗？造化把一切安排得这么巧妙，就是为了使假的东西无法存在。如若你体会了这一切之后，想跑到田野、树林里去，那你就跑吧！跑吧！这就是说，你经历过的那些东西不是真的，是虚假的。你不跑掉，那么，那些东西就会使你蜕化，使你变得非常庸俗。不要着急，别害怕……这一切还会出现的，出现的时候，你就不想往任何地方跑了。在这个时刻，你的田野和树林将会同你在一起，更确切地说，是同你们两个人在一起……那时你要善于评价这种感情！这就是幸福、巨大的少有的幸福，要珍惜它啊……

　　土地纠纷调解人萨盖达奇内是这样讲的。

　　“这是您……自己的体会呢，还是引用书本里的看法？”我问道。

　　他微微地—笑。他那剃得精光的头颅在闪闪发光，他的夹鼻眼镜在闪闪发光。萨盖达奇内说：

　　“我的一生之中只遇到一个女人，跟她在一起，我没有想田野和树林……瞧，这一切安排得有多么奇怪呀！只有一个！全世界只有一个。”

　　他没有回过头去，但是我不由自主地瞅了瞅这位调解人背后书架上放着的那张发了黄的照片。照片的下方是用金粉压出来的照相师的姓名，照片上是一位戴着资产阶级款式草帽的女人，她是萨盖达奇内的第一个妻子。真蹊跷，我耳朵听着萨盖达奇内讲话，眼睛望着戴着轻巧草帽的美妇人，可脑子里却想起了陶工谢麦连科夫小女儿在秋播田里走路的姿态。当然，戴草帽的女人和安东妮娜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只不过是眼前浮现出一幕图景罢了：一大早，秋播作物在瓦灰色的田里刚刚冒出一点儿苗苗，田间小径上有个姑娘挑着担子从泉水那儿走了过来。她身材修长，笔直，步子轻盈，姿态自然。我一看愣住了，身体里的五脏六腑仿佛全停止了活动，一片沉寂。秋播田，田那边的紫色林带，姑娘的体态——所有这一切仿佛都搬到我的心里，在深不可测的一个角落里凝结住了。

　　萨盖达奇内看到了我的目光。他不必回过头去，就知道我望着什么地方。他说：“她是一九一五年五月十六日因患伤寒在基辅郊区病逝的。”

第三节

　　走到栅栏门前，我停住脚步，想理一理思绪。我用拳头敲了敲额头，狠狠地敲了几下。我怎么也无法集中思想来考虑今后的工作。头脑里各种各样的想法纷至杂呈，实在太多了。

　　姥姥坐在油灯前等我，在补我的军大衣。

　　“你叫鬼拖到哪儿去啦！”姥姥埋怨我说。“外面黑咕隆咚的！牛奶都凉了。”

　　她把军大衣扔给我，便哽哽咽咽地数落起来：“哎哟，到了邪霉啦，独根独苗的，浑身上下全是伤，可他们这些没心肝的家伙还想把你往火坑推……明儿个正巧是你天使护神的节日，伊凡节。瞧，他们给我老太婆送来这么份好礼物——编进了‘小鹰队！’”

　　姥姥抹着一把把眼泪的抱怨很快就过去了，随之爆发的是一阵阵的狂怒。

　　当我开始喝牛奶的时候，谢拉菲玛已经是怒气冲冲在责怪：“娃儿吃这个苦，做娘的不闻不问，叫她发双料的抖抖病吧。她那儿不打仗，脂油八成有的是，她同自己的汉子倒吃得肥头肥脑的！”

　　“行啦，谢拉菲玛，”我说，“别发火啦……多作孽！”

　　姥姥果然一下子安静下来了。“作孽”这个词儿一向对她具有非常大的作用。如果不算骂人这个癖好的话，谢拉菲玛过的可是严守教规的生活。她这一辈子干了多少活儿呀！

　　我把灯盏里的灯芯挑大了一点。格卢哈雷村家家户户用的都是这种灯盏，是铁匠克罗特用硬铝做的，每一只，卖二十个鸡蛋……我坐下来把马枪的枪闩卸下来，擦枪筒。杜鲍夫教导我们说：“一个战士应该信赖谁呢？首先是武器，其次是妻子，最后是指挥员。这种信赖是从哪儿开始的呢？是从熟悉开始的！熟悉又是从哪儿开始的呢？是从大拆大卸开始的。这对妻子和指挥员不适用……解散擦枪！”这几句话总要引起哄堂大笑。接下去擦枪的程序就不那么枯燥无味了。杜鲍夫这个人有条有理，同他在一起无论是在战斗前，还是在战斗的过程中，都是轻松的，保险的。唉，你现在在哪儿呢，杜鲍夫？……

　　我把枪闩的零件一样样摊在桌上，开始擦铁锈……我往黑洞洞的窗口看了一眼，在那块有裂缝的玻璃上，歪歪扭扭地反射出突突冒烟的火苗和擦亮的金属零件的闪光。站在街上，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屋子里在干什么。

　　我心里想象：在林子里的某个地方，在地堡里，大概，他们也坐在油灯前在擦枪吧。他们也在议论听到的消息吧；格卢哈雷村来了个新的“小鹰”，叫什么卡佩柳赫，二十岁。当然，土匪跟村里保持着很好的联系。他们正在决定我的命运。他们看我是了如指掌，而我看他们却两眼一抹黑呀。

　　看来，应该装个百叶窗。

　　夜里很不安生。快到十二点时，我经常被突然的疼痛痛醒，莫非动手术时医生把闹钟放在我肚子里了？这一次，浑身哆嗦得特别厉害。长途跋涉，大车上的颠簸，现在给我颜色看了。在这种时刻只能抓住一个解脱痛苦的想法：要熬过去，熬过去，到天亮的时候，一切都会好的，冷汗会消失，疼痛会停止，磨盘也会不再转动。

　　“你还想怎么呢？”我问自己。“从死神眼皮底下溜出来，还想不让它的爪子碰你一下，不让它留点痕迹吗？”

　　打仗打了两年半，我象涅仁①的黄瓜那样，完完整整、壮壮实实，甚至连震伤也没受过，大伙儿都认为我福星高照。但是，具冥之中那个最高会计处终于发现了错误，一下子给我算了整个战争以来的总帐，额外加上利息：一秒钟之间给我捅了三十来个窟窿。我们倒了大霉，德国人在黎明时分发现了我们全组五个人，打来了几枚“跳蛙式”迫击炮弹。碰到这种炮弹，你在单人掩体或者炮弹坑里也躲不开。这种鬼东西撞到地面之后会弹起来，从空中炸你。爱插科打诨的库卡尔金当场被炸死，而我和杜鲍夫都受了伤。“跳蛙式”炮弹炸的伤也很蹊跷：我摒住呼吸，正躺在炮弹坑里，弹片落在我的背上。所以我想，没啥大不了的，顶多擦破点皮，结果，弹片却飞到了肚子里面。“跳蛙式”炮弹就是这么厉害……杜鲍夫拖着我，我心想，这可真是福星高照了，浑身都淌着血，福个屁！

　　【注 ①：黄瓜产地。】

　　我到底还算是福星高照，如果不是杜鲍夫，谢拉菲玛姥姥早就给我做“四旬①了。他，杜鲍夫救了我两次：第一次是“跳蛙式”炮弹爆炸后，他把我从甜菜地里拖了出来；第二次是他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自己说话都很困难了。他的棉袄，象吸墨纸一样给鲜血浸透了，舌头也转动不灵了，但是他还是把要说的话说了出来。他说：“到了‘肚皮科’，记住，你要说，没过六个小时，没有超过，否则他们不会给你开刀的。你一定要记住，凡尼亚②，没有超过六个小时……”我记住了这句话，牢牢地记住了，拚命地印在脑子里，等见到了医生，我好及时告诉他。我按照侦察员的做法，确定了时间的标定点。当我在黄昏时分被他们用担架从登陆场抬到战地医院时，我看见头上亮着一盏蓄电池的小灯和流动手术室那个粗帆布帐篷，我确定了我要作为依据的界标。同此，外科医生问我受伤的时间时，我说：“中午，架桥的时候，在浮桥上……”我又重复了一遍：“中午，架桥的时候”。其实，我受伤的时间是在天蒙蒙发亮的时分。受伤后，我在岸边躺了老半天，浮桥一架好，就把我送过河来，那时太阳已经当午了。

　　【注 ①：一种宗教仪式，在人死后第四十天举行。】

　　【注 ②：伊凡的小称。】

　　……他们开始给我动手术。他们先打开腹部，把肩上和腿上的小弹片留在最后，作为“余兴节目”。后来护士告诉我，上了麻药之后，我说漏了嘴，说我受伤的时间要早得多，但手术已经开始了，医生不能半途丢下不做。他们动手洗我已经腐烂了的肠子，把肠子掏出来，放在盘子里，一公分一公分地检查，免得漏掉哪个窟窿或者匆忙之际把哪块弹片留在里面。咳，这位外科医生说不定破口骂娘了哩！

　　事情是这样的，七月酷热，最严重的腹膜炎马上会急剧恶化，给错过时间的“肚皮伤员”动手术是根本没有希望的。再说，又何必叫一个人多受不必要的罪呢？

　　是的：开头一切不妙，可是我按照经验丰富的杜鲍夫的主意决定冒一次险。手术结束后，我还是被送到错过时机的“肚皮伤员”躺的那个帐篷里去了。连续两天我一直昏迷不醒，后来睁开了眼睛。从此，这对眼睛，也象大家一样，只是到了睡觉的时间才闭起来。于是外科医生们几次三番来看我，什么也不问，只是撩起衬衫，看了之后又都面面相觑。

　　当我被抬上汽车准备送到车站去的时候，大家都从战地医院里跑出来，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他们把我当作一件展览品送到展览会去展出了。

　　谢拉菲玛姥姥听见我在抽搐，在格格咬牙，立刻跑到我的床前。

　　“喝光！”她递给我一只小铜酒杯。

　　我知道小酒杯里盛的是什么，但是我渴得要命，尽管酒杯里的东西霉中带点儿金属的涩味，我还是一口喝了下去。姥姥松了口气，擦去了我额头上的冷汗。

　　“啊，姥姥，”我说。“你要毒死我呀！”

　　但是她听了我这种亵读神灵的话，只是摇晃着两只手，说：“罪过，罪过！”战争期间，姥姥变得少有的迷信了，她用自己独创的一套来做各种宗教仪式。比如说，她做圣水就很简单：把圣像浸在盛井水的木桶里。圣像，特别是上面的金属衣饰，就变得亮闪闪的，而井水就有一股怪味儿。

　　“明儿个是你的节日，伊凡斋戒日。”姥姥俯下身来，悄悄地说。“命名的日子里，守护神会大发慈悲的。”

　　“咳，姥姥，”我说，“明天早晨我自己会好的。你别宣传迷信啦！”

第四节

　　早晨，我抬眼往窗外一望．觉得太阳升起得过早，已经把我们这座矮平房前面的小花园照得亮堂堂的。我定睛一看，恍然大悟，这是秋天的假象，根本不是什么太阳，是樱桃树的叶子在泛着红光。樱桃树的叶子，依然密匝匝地在树枝上长得很牢，但是颜色变了，变成了铁锈红。

　　我听见谢拉菲玛正在板棚里忙活，她按自己的老规矩，在训斥那条奶牛和那头小公猪。她骂小公猪亚什卡，骂得特别凶，骂它偷懒，吃闲饭。如果考虑到亚什卡到冬天就去挨刀子的话，再这样责骂它，那可是不公道的。

　　我穿好衣服，溜到街上。经受这么一夜的折腾，我的两条腿软绵绵的，两个膝盖直想打弯，好象有人请我坐下来似的。

　　浓雾依然笼罩着村子，房子一座也看不到。一串串圆球般的葡萄，象信号灯似地，在房子前的花园里泛着金光。雄鸡正扯直嗓子啼鸣。

　　熬过一夜的剧痛后，又感到自己是这个秋日冉冉东升的早晨的一分子时，心情有说不出的高兴。但我老是觉得自己犯了错误，有些失算，仿佛我睡过了头，错过了某种重要的情况，错过了村子夜里的一部分秘密生活。

　　我绕过菜田，来到秋播田的田头，小径消失在迷簇的雾里。我感到，只消稍候片刻，小径上就会象在那个比今天更晴朗、更暖和的早晨一样，出现陶工谢麦连科夫那个一声不响、裹着黑披巾的小女儿安东妮娜的身影。她象走在钢丝上一样，笔直的身子，端庄的仪容，迈着平稳的步伐，悄然走来。也许我还能够看到披巾皱褶里的脸庞呢！村里人都说，谢麦连科夫的小女儿长得非常漂亮，可是我知道，没有哪一个人能夸口说他看到过她的眼晴。很久以来，也没有人听到过她的声音了。

　　雾里慢慢浮现出加弗里拉岗。岗顶上，坟墓前的一只只十字架已经清晰可辨，上面的一层薄露闪着晶莹的亮光。

　　小径上空无一人，不能要求生活重演已经过去的往事。我们碰到的每一个幸福时刻，犹如叶子上落下来的一滴水珠，掉下来，就溶化在土地里。这一滴是找不到了，只能等待下一滴。

　　我又转过身来，往村里走去。来到了菜田，在一片被麻雀啄了一半的向日葵中间，跟格纳特面对面地碰上了。

　　我简直是交了鸿运：老是碰到村里这个痴子。

　　格纳待那张长满浓密、略带点儿火红色汗毛的脸上，露出了神采飞扬的笑容，两只纽扣一般的眼睛闪闪发光。格纳特看见人总是满面春风！显然，在待人接物方面，疯子要比不少正常人略胜一筹。他肩上背着一只很大的空袋子。每天早晨，他就背着这只袋子离开村子，准是到邻近的几个村子去要饭吧。

　　他一只手扶着袋子，另一只手把那顶戴在一头乱发上的皮帽子摘下来，鞠了一躬，指着马枪说：“好。砰砰。警察，长官！”

　　“去，去！去逛你的……”

　　“漂亮的妞儿……嗬，漂亮的妞儿，马—马斯科的甜妞儿！”格纳特嘿嘿地笑了起来。他一只手做出扶着扁担的姿势，款动两脚，迈着细碎的小步，模仿着女人走路的样子。“嘿——嘿——嘿……”

　　他伸出一个指头点了点我，然后把袋子背背好，沿着小径往村子对面的林子边上啪哒啪哒地走去。我呆呆地愣在那儿，两眼望着他那双用电线绑着的大皮靴，望着他那宽大的后背，背上绷着一件磨得油亮的破棉袄。

　　他怎么会猜到我在想谢麦连科夫的小女儿呢？疯疯颠颠的人也许真有先见之明？不对，显然，陶工的女儿从泉水那边挑着满桶水回来的路上，准是常常叫格纳特碰到。也许，我也只不过稍稍晚了一点点；如果早起来几分钟的话，就可以看见她了。

　　但是，为什么她每天早晨要跑这么远到泉水去挑水呢？格卢哈雷村的居民一般都是用村中心的那口井的，井台上的那架辘轳较直到半夜才会停止它那伊伊呀呀的声音。

第五节

　　“村里谁当过警察？德国人走了后，他们之中谁躲藏起来了？”我问格卢姆斯基。

　　“你不知道？”他眯着眼睛说。

　　“我当时不在这里。”

　　“啊，当然罗，你是清清白白的，对我们在这儿的都有罪喽。”

　　尼基塔·格卢姆斯基是个爱挖苦人的人，整天皱着眉头，与人很难相处。他在战前也并不随和，现在就更不必说了。但是，在赶走法西斯后的第一次村民大会上，格卢哈雷村的居民却一致选举他为集体农庄的主席。据说，格卢姆斯基在这次会上破口大骂，诅咒自己的同乡，可是他们只是笑笑罢了。格卢哈雷村再也没有一个农民比格卢姆斯基更熟　农时了。与人难以相处的性格，这是适合农庄主席身份的，格卢哈雷村的居民都有这样的看法。农庄主席应该敢于顶任何一个区里的特派代表，如果他来这里瞎指挥的话。

　　“您别生气，”我说。

　　“烦死啦，来了人，就要盘问一番，就象咱也给德国佬干过事似的。您顶好还是去问问土匪吧。”

　　我当上“小鹰”才第二天，但是格卢姆斯基已经把我算作令人讨厌的上级了。

　　“就拿咱这个主席来说吧，咱就怕到邻村去。您的‘小鹰’队提供的保护在哪儿呢？”格卢姆斯基问。

　　他对我这个新上任的官儿寸步不让……

　　格卢姆斯基个子矮小，佝偻着，简直象个罗锅儿。他的两只大虎牙龇出来，使得上下嘴唇朝外翘起，看了觉得他想咬你。这大概是因为他的牙齿象斗犬那样不能咬合吧！他身上很少有什么地方让人看了顺眼的。只有那双手……造物主在塑造这个矮小而又驼背的格卢姆斯基时，最后忽然慷慨起来，赐给了他一双本来想给某个达布雷尼亚·尼基奇①的大手。说不定，这双手许是因为干活才变得这么粗大的。

　　“您自己也清楚，没有人同土匪干呀，”我说。“总不能把枪发给少年儿童吧。”

　　说到少年儿童，我真不该这么冒失地横加议论。待我猛然察觉时，已经晚了。格卢姆斯基脸色都阴沉下来了。

　　“是呵，”他长出了口气。

　　四一年秋天，格卢姆斯基的大儿子被法西斯匪徒杀害了。格卢哈雷村里的人说，这孩子那年十五岁，是个象模象样的小伙子：高大的身材，宽阔的肩膀，浓密的额发。格卢姆斯基有这个儿子，想必是很自豪的吧。他给儿子取的名字也挺相配，叫塔拉斯②。那天，塔拉斯决心要炸死一伙在院子里拔鸡毛的德国鬼子。他们是来讨伐的，这一天里他们干了不少坏事，最后想弄点吃的。村里人说，这伙讨伐队一个小时就把彼列奇哈村烧了个净光，也就是说毁了三十户人家呀！他们肮里肮脏，满脸烟黑，一边拔鸡毛，一边咯咯地狂笑。塔拉斯对准他们投了个手榴弹……

　　【注 ①：俄国民间故事中保护俄国土地的大力士。】

　　【注 ②：果戈里作品中的乌克兰民族英雄。】

　　只有十五岁，十五岁呀！但是这只手榴弹没有导火线，是他在菜园的什么地方拣来的……

　　“克拉姆钦科在乌克兰伪警察局里干过事，”格卢姆斯基说。“他溜了。你记得克拉姆钦科吗？”

　　我记得克拉姆钦科，他是个笨手笨脚的傻大个儿。他家三天二头老要出点倒霉的事：一会儿母牛吃三叶草吃撑着了，一会儿母鸡不会下蛋了。

　　“狗娘养的！”主席继续说。“他本以为，他从此可以轻轻松松地过舒心日子了。他把集体农庄畜牧场里的罗兹卡，那条产奶最高的母牛牵去了。可是母牛到了他家，连三公升奶也挤不出！”

　　“他家里人都留在这儿吗？”

　　“他家里人不该替他负责，”格卢姆斯基嘟哝了一句。“要不就是你们那儿另外又有什么条条？”

　　“格卢姆斯基同志！”我忍不住喝了一声。“别扯这一些了。”

　　“行哇！”主席表示宽宏大量，微微咧了咧嘴，做出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我就是不喜欢人家盘根问底。怎么回事啦，怎么个经过啊……你要了解他家里的人干吗？”

　　“村里有人跟土匪保持着联系。有人暗地里给他们送吃的。”

　　“克拉姆钦科家里的人全跟他一起走了，”格卢姆斯基说。“上欧洲去了。哪儿需要他们这号人……”

　　“会不会有小兄弟留在这儿？”

　　格卢姆斯基撇嘴冷笑了一声，抬手擦了擦脸，他的手掌比脸盘大得多。我看，如果他用手掌捂住脸，只要使点儿劲，就能使两边的指头在后脑勺的地方互相碰到。

　　“小兄弟这可是个危险字眼。咱在战前，就兴许跟克拉姆钦科一起去捕过鱼……”

　　他聚精会神地用探究的目光打量了我一会儿，仿佛心里在掂量，是否值得把他知道的情况一古脑儿地全抖落出来。

　　“我相信，在这里杀人作恶的是火烧鬼，”他终于开了口。“他干过这里的伪警察局长。是他！你可知道，是咱把什捷勃列诺克从沙拉耶小林用车拖回村里来的。”

　　“那又怎么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主席继续说。“火烧鬼也有自己的习惯：他吊人，总让这个人两只脚尖刚刚触到地面。这样，这个人受折磨的时间就更长些，老是想让两脚踩在地上……抽搐着……咱亲眼看见他四二年吊死过一个游击队员，就是这样吊的。”

　　讲到这儿，他闭口不响了。我也没有作声，只是十个指头死命地掐住桌子边，全身仿佛都在抽搐。

　　“为了折磨受难的人，他还用过电线，”格卢姆斯基说。“电缆！电缆有弹性，吊在上面的人觉得希望更大一点儿，这样死起来就难得多。懂吗，小伙子？”

　　他转过脸去，可我还是坐在那儿，十个指头依旧死命掐着桌子。我在想象什捷勃列诺克在沙拉耶小林里被吊的情景。火烧鬼！……瞧，这就是说，我的对手是什么样的人物了……关于火烧鬼的情况，我早已听格卢哈雷村里的人说过。但是，现在看法完全不同了。

　　“怎么，火烧鬼跟什捷勃列诺克过去有老帐吗？”我问道。

　　格卢姆斯基耸了耸肩膀。

　　“谁知道……火烧鬼自己是米什科尔齐人。他战前当过兽医，医士，正确地说，不过是个自学出来的土郎中。为人狡诈。他斤斤计较，是个见东西就捞，有权必夺，有乐必享的人。他长年剥削咱们庄户人，简直等于砸明火。没有别的兽医呀，你也知道。倘若母牛病得要死或者产仔了，或者牛犊长得不好，庄稼人宁愿豁出一半家产，去求医问药。火烧鬼就趁火打劫。咱们本来正要把他的底全抖出来，可是战争爆发了。他在法西斯的手下无法无天地干起来。医士那行当也不干了，当上了伪警察局的局长。后来，我听说他又投靠土匪……是个心黑手辣的家伙。好象在格卢哈雷村周围活动的就是他。他待在这里想干什么呢？”

　　我耸了耸肩膀。他想干什么？听说，集体农庄的陶器厂在法西斯统治时期转到了火烧鬼的名下，说得确切些，是转到了他父亲的手里，但他父亲死了。这个伪警察不会由于惦记过去这分财产而留在这里的。

　　“有人说，他向宁卡·谢麦连科娃①求过婚，”格卢姆斯基皱起双眉，喃喃地说。“可她，咱们的人一来，就到基辅去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是……有人说，他常往瓦尔娃拉家里跑。瓦尔娃拉嘛，就是喜欢人家往她家里跑。”

　　【注 ①：谢麦科夫的大女儿尼娜的昵称。】

　　我觉得，脸刷地一下子红了起来。我拚命想抑止住，可是一憋劲，倒红到了耳根子，皮肤好象碰到火那样灼热。我垂下眼睛，望着桌子，望着格卢姆斯基那几只黑乎乎的，扁豆大小的指甲。

　　“这里有谁会帮助火烧鬼呢？”格卢姆斯基摇了摇头。“一般来说，他的许多情况，什捷勃列诺克是了解的。”

　　“什捷勃列诺克？他可不是本地人，他是白俄罗斯人。”

　　“嗯，他俩从前在那边什么地方打过交道。”

　　我们俩都不作声了。格卢姆斯基瞅了瞅墙上的挂钟，它正一秒一秒、嘀嘀嗒嗒地响着。九月里，主人的每一天都有打算。我觉得自己是一条被扔到鱼缸里的鱼：傻头傻脑地左冲右突，可是奇怪，水里哪儿来的四堵墙壁呀？

　　“你要过问这个案件？”格卢姆斯基问道。他打量一下我的马枪。“你们人手不够，武器也不行……”

　　“您想要什么武器，自行火炮？”

　　“依咱看，把你们派到各个村里来，是当作吓唬鸟雀的稻草人。咱跟他们掉个位子，咱宁可把枪发给格纳特。他更可怕一些。”

　　我呼地站了起来。

　　“行啦。谢谢，谢谢你同我的愉快谈话。”

　　“甭气，甭气。你可以依靠咱。你让波佩连科到咱这儿来一趟。咱们从村里孩子们手里啥武器都搞得到。他们老从地里拣枪回来，藏在板棚里面……他们就喜欢摆弄枪，这伙傻瓜蛋！”

　　他莫名其妙地哼了一声，便跟在我后面走了出来，他要牵千里马去遛早。透过板棚半掩的门，我看见那匹公马的细长嘴脸，一条雪白的皮毛在昏暗中一闪。这条皮毛从马的额头一直垂到鼻梁下面，象银鼠皮一般，完全是皇家御马的长相。这匹马，格卢姆斯基不让任何人看：生怕毒眼人①看了要倒霉。他把这匹骏马关在板棚里，既不用绳子拴着，也不托什么人照看。

　　【注 ①：旧时认为长着毒眼的人看了人，会使人发生不幸的事。】

　　这匹千里马是格卢哈雷村的骄傲和光荣，而且还是集体农庄的摇钱树。附近农庄都把自己庄里那些瘦小的母马牵到格卢哈雷村来，指望改良一下品种。格卢姆斯基就趁机向人家要各种种子——小麦种呀，燕麦种呀，土豆种呀。“以种换种嘛，”格卢姆斯基龇着他那两对大虎牙说。

　　“别——别调皮，”主席嘘了口气说。在这个忧郁、矮小、驼背人的声音里，饱含着多少慈爱、体贴、温情啊，我一不禁惊得停住了脚步。我刚才听到的声音是他的吗？

　　公马蹶着蹄子，直踢墙板，还呼呼地打着响鼻。

　　“还不认我呐，又发脾气了，”格卢姆斯基抱怨说。“要是有人给你讲讲火烧鬼的情况就好啦。这是他的马，这个警察不知从哪个种马场牵来的……吁——吁，小家伙！”他对那匹马吆喝了一声，它猛地一支棱脑袋，不让他套笼头。

第六节

　　猎人马利亚斯住在小山岗上，同格卢姆斯基家只隔四户人家。从农庄主席那座虽不富丽堂皇但却相当整洁的小房子出来，再看到猎人的住房，那简直是活受罪。话得说回来，马利亚斯的小房，就是在战前看起来，也象格卢哈雷村刚刮过十三级台风一般。风把房子卷到空中，转了老半天，然后啪地一声掼在地上。屋顶摔得象马鞍一样，中间塌了下去，而窗户也掼得歪歪斜斜。在那堵歪斜的、尽是窟窿的板墙后面，只有两株苹果树，而且就是这两株苹果树，也是野生的“猪欢喜”。可是，不论什么事到了马利亚斯的嘴里，都可以吹得天花乱坠。他说，他正是用这种生活方式对德国占领军进行抵制的。他们从来不到他家来借宿。如果大伙儿都象他马利亚斯这样生活，那么波列西耶地区的德国人统统会饿死、冻死。他说，因为他们对这种生活条件根本无法适应。

　　什捷勃诺克来到格卢哈雷村后，为什么偏偏要住在这间小房里呢？真不能理解。大概，是猎人使了魔法。娘儿们说，原因全在马利亚斯的老婆身上，可这纯属无稽之谈。当马利亚斯的老婆出来接待我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她的身材五大三粗，是个披着花头巾的自行防坦克桩，地板在马利亚斯婆娘的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如若她进屋子时不想走门，而想从墙里过去的话，那她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这间破旧的小房子一把推倒。

　　“屋里坐，快屋里坐！”这位女主人非常高兴地说：“把您的枪放在那个旯旮里，那边暖和点儿……咳，不要紧，不要紧，甭蹭脚，咱们家里又没有镶花地板……”

　　我在马利亚斯家里还从没受到过这么客气的接待。莫非枪能把一个人变成受欢迎的客人吗？

　　当家的自己正忙着，在用电线缠他那支枪托已经开裂的旧猎枪。

　　“噢……同行，”他说。“坐、坐，甭管咋说，你是客人呀！”

　　他为什么称我同行，叫我摸不着头脑。也许，他看到我背着马枪，就把我算作是猎人了吧？

　　马利亚斯的老婆没多寻思，便把一瓶酒往桌上一放。

　　我明白了，“小鹰”受的威胁不仅仅来自土匪呀。

　　“到了林子里，甭管咋说，这杆枪一举，就可以把一百米开外的野猪撂倒，”马利亚斯继续说。“比利时造！有人愿意用扎乌尔名牌货跟我换……”

　　一句话，这个猎人家里的东西都是稀世之珍：那杯枪，那条听了让人肃然起敬的他称为赛特尔——拉梵拉克种①的猎狗，还有他那只奶羊，据他说，一天可产六公升羊奶等等。总而言之，马利亚斯是农村里爱吹牛的典型。

　　他请我喝酒，我不喝，他马上又拿出猎人吃的肉干请我吃。

　　【注 ①：名种猎狗】

　　“我说，马利亚斯，”我开了腔。“你谈谈什捷勃列诺夫的情况。不过知道什么说什么，不要瞎扯。”

　　“什捷勃列诺克又咋的？什捷勃列诺克就是什捷勃列诺克呗，甭管咋说，是个好人。”

　　我刚要他停止吹牛，一钉一铆地讲点实际问题，他那股子劲儿立刻无影无踪了。两只眼睛失去了光彩，敏豪生①的影子也不见了，我面前坐着的是个胡子拉碴的干瘪老头儿。

　　【注 ①：德国文学中吹牛大王的典型。】

　　“为什么什捷勃列诺克要到区中心去？”我问。

　　我感到，马利亚斯打了个冷战。他不知为啥向老婆投去一个哀求的目光，仿佛她马上要来刮他耳光似的。战争给农村留下的汉子都是这样一类货色！

　　“不知道！”他终于开了腔。“这事咱不知道！”

　　“那你知道什么？”

　　“他任啥也不知道，这个地道的糊涂虫！”马利亚斯的老婆插嘴说。“您瞧他这个德行！”她死盯着她的丈夫看，仿佛二十年来她还没把他看够一样。

　　“什捷勃列诺克临走的时候什么话也没对您说吗？”

　　“啥也没说……”

　　“没提到过火烧鬼吗？”

　　马利亚斯来了精神，显然，谈话已经绕过了对他来说有某种危险的临界点。他皱起那张蜡黄的小脸，拚命地回想。

　　“有一次咱俩扯了好多事。他，什捷勃列诺克，甭管咋说，打仗年月一直打游击，在白俄罗斯那一带，在科赛尔佐夫手下。他说，火烧鬼找了他们不少麻烦……”

　　“法西斯恶鬼！”他老婆插了一句。她小心地斟酌这句评语的准确性。

　　“恶鬼！”马利亚斯表示同意。“他火烧鬼在德国人那儿可有势力啊。他们委托他拼揍一个，甭管咋说，一个反游击队的游击队。嗯，假的游击队，是土匪，可是同游击队真假难分！”

　　“你说话可得有根据，不然就算你扯谎，”马利亚斯的老婆又插进来说。她警惕地注意他丈夫讲话是不是正确。说完又转过头来，对我说：“要是有啥地方说得不对，您可担待点。”

　　“这支土匪学着游击队的样儿活动，”当家的继续说道。“在树林里游荡……碰上真的游击队，就收拾……或者故意领他们跟德国人遭遇，让他们上当。这些家伙还抢劫，杀人，拷打老百姓，激起老百姓对游击队的仇恨！”

　　“法西斯恶鬼，”马利亚斯的老婆插了一句。

　　“对！什捷勃列诺克他们就碰上了这伙，甭管咋说，就是碰上了火烧鬼的队伍。什捷勃列诺克说，他们之间交了火，由于中了计，不少游击队员牺牲了。在这以后，火烧鬼求德国佬把陶器厂赏给他老子。德国人他们倒挺看重这个，甭管咋说，就是看重物质奖励。活捉一个游击队，他们二话不说，就赏一头奶牛，或者两公顷……还赏盐！”

　　“一点儿不假，”马利亚斯的老婆打断他丈夫的话，说，“这群恶鬼！有些人在他们手下都发了横财，可是咱们这号老实人却穷得叮当响。”

　　“老实人嘛，不论他怎么卖力，还是啥也剩不下，”马利亚斯完全不是时候地作了个总结。

　　我觉得，他老婆从桌子下面轻轻地踢了他一脚。我总感到，他们回答问话显得挺紧张。难道从今以后我就无法象以前，象背上马枪之前那样无拘无束、随随便便地同乡亲们谈话了吗？

　　“德国人跑了后，关于火烧鬼，你再没有听到什么情况吗？”

　　“他，火烧鬼，跟咱们有啥干系？他是土匪，他是妖婆养的，”女主人说。“咱们跟他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呀！”

　　“是不是谢麦连科夫听到了点风声吧？”猎人向妻子投去一个询问的目光。“谢安连科夫在火烧鬼老子的厂里干过陶工。”

　　“他是为点啥呀？”马利亚斯老婆一高兴，劲头来了。“谢麦连科夫给这些恶鬼干过事。做罐子。德国人就用这些个罐子喝牛奶……”

　　“喝牛奶嘛，大伙儿都用罐子，”马利亚斯本想讲句公道话，可是一看见妻子的目光，马上闭了嘴。

　　“谢麦连科夫的大女儿尼诺奇卡①上哪儿去了呢？”马利亚斯的老婆仿佛自己在问自己。“不见了，可她家里的人都留在这儿了。难道她跟德国人跑了？火烧鬼向她求过亲……宁诺奇卡真是个美人儿！”

　　【注 ①：尼娜的小名。】

　　我记得宁诺奇卡。战前，每次学校放假回到这儿来，我的魂就让她勾去了。她戴一顶小小的无檐帽，头发烫成一小卷一小卷的。在俱乐部的晚会上，她的笑声最响。她爱逗弄小伙子，一个个被折腾得晕头转向。战争爆发之前，她二十二岁，我才十六。事情明摆着，我的爱情只有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才能表露出来。那时节，我还没有注意到安东妮娜。

　　“他那个小丫头安东妮娜也不是好货，”女主人接下去说。她仿佛在顺着我回忆的思路讲。“碰见人。瞧也不瞧，吭也不吭，一句话也没有。为啥呢？”

　　“行了，”我说。我不想继续这种议论。“还是谈谈什捷勃列诺克的情况吧。他为什么要到区中心去？”

　　马利亚斯老婆顿时耷拉下脑袋。

　　“他那天早晨在干什么？”

　　“没干啥呀……咱们是一块上老邻居克罗特家去的。老邻居家杀猪，请咱们去帮忙……人家那日子过的才火爆呢！脂油运到基辅去，路程有三百俄里！①”

　　【注 ①：等于1．06公里。】

　　“克罗特是个有钱的大老板，”马利亚斯为老婆帮腔。

　　“那什捷勃列诺克到他那儿又去干些什么？”

　　“没干啥呀……”女主人回答说。“克罗特求他帮忙杀猪。可什捷勃列诺克没答应。他说没工夫。说罢扭头就走了。咱俩留在那儿了。”

　　“血肠那玩意可真香，”马利亚斯叹了口气，说。

　　……当我从他家出来的时候，马利亚斯老婆悄悄地说；“卡佩柳赫同志，听说，区里要给‘小鹰’们发煤油和玻璃灯罩，这可是真的？您能不能为咱们这个德国占领军的受难户去申请一份呢？”

　　到这时我才明白她慷慨好客、盛情款待的原因。这是我唯一的新发现。

　　我耸了耸肩膀。

　　“什捷勃列诺克说，他要帮忙的，”她说，“可是没来。”

　　我恍然大悟，她对房客的牺牲表示惋惜，是有她自个儿打算的。人们悼念自己亲戚朋友的原因，确是各不相同。但是我并不急于为这一点指责她。她和她的丈夫要是有什么话不肯完全倒出来，那才更糟糕了……可人们为什么要把真话全说出来呢？这对他们是有危险的。土匪就在附近的林子里，在格卢哈雷村的周围，指望我和波佩连科两个人保护，那是指望不上的。如果我们能够打一次胜仗，哪怕是一次小胜仗也好呀，许多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眼下，格卢哈雷村的居民个个提心吊胆。我去参观陶厂的时候，又一次考虑了这个问题。

第七节

　　雾已经腾起，一团一块地往树林方向飘去，村子的上空一片澄清。从马利亚斯家座落的小山岗上往下望去，格卢哈雷村尽收眼底。两排小木屋，中间是一条很长的街道，顺着街道往下走，就到陶器厂。厂房是一幢草顶板棚，上有两个砖砌的粗大烟囱。这两个烟囱使得板棚宛若一艘破旧的轮船。嗯，要是陶器厂是一艘小轮船的话，那么格卢哈雷村就象被这艘轮船拖着驶回林海的一队驳船。

　　陶器厂的后面，紧挨着红泥坑，再下去就是一大片树林。而这队驳船两侧的树木倒并不太密。这里是由农田和菜田组成的中间地带。秋播田绿油油的，很是显眼，一条小径婉蜒田间，直通树林里的泉眼。

　　秋播田的后面，加弗里拉岗象只帽子似的扣在一片黑油油的耕地上。岗顶是一座带有墓地的小教堂。那座

　　木头教堂早已付之一炬，如今只剩下一片墓地。那儿安息着我的外祖父伊凡·卡佩柳赫，他是普列西耶地区卡佩柳赫家族的始祖。传说，他是从查波罗什迁来的。

　　雾离开树梢越腾越高，但是不管大阳把这层帷幕拎得多高，地平线上还是只能看到一样东西——树林。这片树林近处看来，苍翠中带点儿九月的黄色；可是往远看，就慢慢变成了淡紫色，雪青色，最后化成一片若隐若现，无以名之的颜色。

　　两条一纵一横的道路，坚定而又果断地截开菜田和农田，延伸到莽莽的林海里，就消失不见了。格卢哈雷村有两条路可以通到外面：一条跟街道南端相接，穿过沙拉耶小林，越过英沙河，把我们村跟奥任联结在一起。一条绕过陶器厂和采泥场一直通往白俄罗斯。本来还有第三条：从村中心出发，穿过梨庄，一直到达集市贸易大村庄米什科尔齐。可是如今这条道路几乎没有人再走了。米什科尔齐大道要经过“防区”这个叫人胆战心惊的地方。我们这一带常用这个名字来吓唬孩子：“再吵，我送你到防区去”，“别往林子跑，小心跑到防区去”。

　　先前，“防区”这个词儿没有什么叫人害怕的，不过是防御工事区的简称罢了。在战前的几年里，我们这一带开始建筑一道防线，北起不可逾越的沼泽地带，南至大草原。但是只建筑了几个地段，法西斯突然出现的时候，这几个地段也没有完全竣工。反坦克壕、掩蔽部、地堡、永久火力点、内岸、地下贮藏库、交通壕、清除了林木的扇形射击面，观察所等构成了一个网，这个网在树林里变成了一座荒芜而神秘的城市。

　　就象所有建成而被人们废弃不用的建筑工程一样，就象所有令人莫解的东西一样，这个“防区”使四周居民产生一种带迷信色彩的恐怖感，变成了一个使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个中的原因不完全在于人们故弄玄虚。在德国人从我们这一带狼狈逃窜之后，法西斯的残渣余孽就凑集在这个防区里。

　　他们就象上荒山①那样，纷纷涌到这个防区来，因为那里藏身之所多的是。伪警察、伪乡长、翻译官、班德拉匪帮的得力干将——这些家伙，德国人不想带回德国去供养，就一脚踢开了。于是，他们就在防区的许多地堡里生上炉子，经常结火搔扰波列西耶地区周围的村庄。在大部队还驻扎在附近地区的时候，在游击队尚未编入正规军的时候，防区遭到几次彻底搜查。有的匪徒当场被击毙了，有的举手投了降，指望法庭从宽发落，最后防区里只剩下一批只等上绞架的死硬分子。他们都是狗胆包天、鬼计多端的亡命之徒。战争情况，他们清楚极了，眼下没有人到这迷宫似的防区来赶他们。战线往西方推进很远了，所以保护居民不受土匪侵扰的责任按照计划应该由剿匪营，或者照老百姓的说法，由“小鹰队”承担起来。

　　没说的，通往防区这条路对我是不通了。从前我还敢冒险跑到纠纷调解人萨盖达奇内同志住的梨庄去，现在我可不能再往那儿瞎闯了，因为这个庄子座落在离米什科尔齐大道只有七公里左右的地方，从那儿到防区真是近在咫尺。顺便说一说，离防区这么近，萨盖达奇内倒并不感到不安。他不怕土匪……大概，姓萨盖达奇内②的也可以指望土匪高抬贵手吧，但是我还是为这位老人担心。老人住在一座泥抹的陋室里，里面有无数只书架，摆满各种各样的书。我想，老人的一生，就是在这些好书的熏陶之下度过的，他想象不出来火烧鬼是个什么东西。火烧鬼是个喜欢用弹性电缆绞死人的恶棍啊！

　　【注 ①：据民间传说记载：魔鬼于夜间纷纷上荒山聚会。】

　　【注 ②：在乌克兰历史上，彼得·克诺诺维奇·萨盖达维内（1622年卒）当过盖特曼（查波罗什哥萨克的首领）。】

　　是啊，现状就是这样。我没有权利毫无作为地待在这里，眼睁睁地看着土匪再把什么人打发到西天去。

　　我站在马利亚斯的家门口，观赏了一会儿从迷雾中完全浮现出来的莽莽林海，然后举步往陶器厂走去。

第八节

　　陶器厂的两个烟囱在一个劲儿地冒烟。这个从不停工的庄办小厂，实际上的确象拖船在拖着格卢哈雷村这个驳船队。它养活整个村庄，红泥土层弥补了波列西耶的贫瘠土地。格卢哈雷村半数以上的居民都在陶器厂里做工。

　　陶器厂的院子里，露天放着一摇摆码得整整齐齐的陶缸、陶罐、陶桶、陶瓶、悬钩……每当我看到这些色调绚丽、釉彩　　的财富，我总不禁张大嘴巴，“两只眼珠子瞪得有鸡蛋那么大”。想当年，谢拉菲玛姥姥第一次出波列西耶地区，来到铁路边上，见到火车头时就说过这么一句话……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这些普普通通的、陷在农村艰难生活的泥泞中不能自拔的人们，竟能创造出这样美好的东西。简直是不可能的！我熟悉这些人，他们是我的左右邻居，他们在婚礼和洗礼宴会上唱歌、喝酒，他们相互之间经常骂骂咧咧，他们煮猪食，在集市买这卖那，在晚会上嗑葵花子，他们剁白菜，腌黄瓜，他们代马儿拉犁耕地，他们砍伐树木，手上都磨起了血淋淋的老茧，他们刨树墩，他们祈祷上帝又诅咒上帝，他们怎么能创造出这些财富来呢？他们是怎么白手起家、用村外四郊挖来的烂泥塑造出这么些稀罕的陶器的呢？那细颈的罐子，用指头一弹，就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那陶桶活象一只只正在吃草的绵羊；那悬钩弯成圈圈，象即将奏出动听旋律的弯管号角。那啤酒花的柔枝、紫罗兰、牛眼花、鸡脚花，这些色彩斑斓的图案又是怎么绘上去的呢？

　　我一把推开了那扇包着破布的沉甸甸的大门，跨进了板棚。进门就是焙烘车间。一座红砖砌成的大炉子正在冒出熊熊的火焰，一排排搁板上放着单色的陶器泥坯。泥坯中的水份在这个充满潮湿泥土味儿的闷热的南方气候里慢慢蒸发掉。谢拉菲玛姥姥在炉边做了多年，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她才那么干瘪，皱纹才那么多，皮肤才那么黑。要说谢拉菲玛在非洲呆了半辈子，那是不会有人怀疑的。

　　现在，谢拉菲玛已经年老退休了，接替她做这活儿的是克里文季哈。她回过头来打量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的马枪，一句话也没说。在烧得这么旺的炉堂旁边干上半天，哪还有闲心多打听闲事！

　　大门的左面是第二座炉子，绘上图案、上了釉的器皿就在这里焙烘。我往右一拐，向一间大厂房走去，这间厂房跟焙烘车间隔着一块破帆布帷幕。我没有立即走进去，只是停止脚步，稍稍撩开帷幕往里观看。背着马枪，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来到这些忙得不可开交的人们面前，总有一点尴尬吧。

　　这间大厂房占了厂子一大半，是最主要的车间。由于场地太小，这里除了陶工和他们的木头转盘车外，还有上釉工、塑形工、压光工一起挤在一条长桌旁工作。这些活儿本来都是男人干的，可是如今偌大厂房里全是同一种颜色的头巾。

　　只有在远处的一个角落里，在陶工转盘车后面，有三个男人——谢麦连科夫和两个七十岁的老头儿，戈列努赫孪生兄弟。两兄弟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他们在战前就已经退休了，现在又回到了厂里。

　　谢麦连科夫是个细高个儿，身材很不匀称。他穿一件不大合体的棉袄，袖子宽而短，勉强遮住他的肘部。相形之下，他那双手，特别是手腕显得特别细。他的左手只有三个指头，好象晃晃荡荡地吊在胳肢窝下面。

　　谢麦连科夫从小落了这个残疾。还在战前，这个厂就有整整十台转盘车，干活儿的都是周围有名的世代家传的能工巧匠，然而就在那时，谢麦连科夫在他们中间已经是顶儿尖儿了。难怪在法西斯统治时期，火烧鬼父子刚把厂子“过户”到自己名下，立刻就把这个陶工请到了厂里。有人说，谢麦连科夫从前当过教师，后来忽然爱上了泥土，就抛弃了原来的职业。

　　谢麦连科夫拱着他的驼背，目不斜视地俯身在陶器转盘车上。对他来说，周围似乎不存在任何东西。他那两只踝骨很细的光脚板，飞快而灵活地踩着转盘车下面的转轮。他微微眯着双眼，仿佛瞄着只有他一个人晓得的远距离标尺，把淡红色的湿泥团投在转盘上。

　　这团泥越转越快，陶工的两只脚飞快地上下闪动，最后变成了一片模糊的轮廊。这时，谢麦连科夫伸出他那只蟹螫一般难看的左手，三个指头全戳进那个由于飞速旋转仿佛变成静止皮球的泥团。大拇指在皮球上戳了个洞，一个孔；转眼间这个一动不动湿润发亮的皮球开始变大。三个指头好象在吸引皮球，让它往上长，刹那间长成了一个圆柱。这当儿，右手掌轻柔地拍拍圆柱，仿佛抚摸一样，而那三个指头的左手，更深地滑进孔里。圆柱的下半部渐渐地变圆，而上半部越来越细，越来越快地往上长。金属模一闪，把这团泥抿个溜光，仿佛加快了这只皮球的变形。

　　我看见转盘上出现了一只器皿。最令人惊叹的是，这只器皿就在原来的地方越长越大……几个手指象捏花儿那样把器皿捏了出来。整个过程前后不过几分钟。我屏气凝神地站在那儿，忘掉了一切。一只精致的细颈罐子在旋转的圆盘上发出湿润润的亮光。奇迹产生了……

　　但是看得出来，谢麦连科夫还有点儿不满意，他把转盘踩得更快了，手指的动作快得几乎看不出来。这一来，罐颈又稍稍变细些，罐身又变直些，形状象女人的大腿。接着，谢麦连科夫让转盘稍微停了片刻，把头侧向一边，仔细地打量自己的作品。然后又把转盘踩快，罐身开始拔高，变细；这个器皿变得象小姑娘的修长体形，显得分外轻盈，纤细。那纤细的腰形罐颈忽然笔直地向上绽开了一个口儿，我觉得，活象少女那对棱角分明、线条笔直而娇嫩的肩膀。

　　全部结束了。谢麦连科夫又踩动两三次轮盘，一会儿决，一会儿慢。踩完，指头在泥坯的发亮表面上移动几下，就伸手取铁丝，准备把罐子从转盘上切下来。这时他回过头，望着绘图工坐着干活的那张桌子，两只眼睛里闪过一种疑问的、甚至是抱怨的表情：“喂，怎么样？”他对作品能否成功没有把握，他需要人家的支持。

　　……这个罐子将来会由一个喝得醉熏熏的运罐工人运到奥任，卖给哪个老眼昏花的老奶奶，让她去存放引火的东西。谢麦连科夫这样激动、这样卖力，难道就是为了这么个罐子吗？

　　我循着陶工的目光发现了安东妮娜。她坐在那儿，依然戴着过去一直戴的那块黑披巾，把脸全遮住了。但是我从她那脖颈轻盈而优美的动作，从她那少女棱角分明、挺得笔直的肩膀的转动姿势，还是认出了她。父亲送去目光是向她征询意见、寻求支持的。

　　她转过头来，对他赞许地点了点头。谢麦连科夫松了口气，把罐子从转盘上切了下来。

　　我很想看看安东妮娜·谢麦连科娃如今出落得怎么样了。我记得，战前她还是个鼻子尖尖的小姑娘．整天同地那个漂亮的大姐姐形影不离；然而，走在秋播田里的那一个举止那么骄傲，步伐那么稳重、从容的人，决不会是一个尖鼻子的小姑娘呀！她用披巾把脸蛋儿裹得严严实实，仿佛故意躲避某些人的好奇目光，想把自己同这个世界隔开。我并没有理会这个，往前一冲，跨上几步，几乎跑到了厂房的中央，那儿象在新抹上泥的板棚里一样，散发出刺鼻的湿泥味儿。

　　这时节我才发现，不少女工放下了手里的活儿，抬起眼情望着我。我顿时醒悟过来，赶紧背背好马枪，摆出一副一本正经而又急迫的样子，迈开步子绕着桌子，拐弯抹角地往坐在转盘车旁边的谢麦连科夫的方向走去。

　　他刚刚又把一块料坯扔到转盘上，正打算把那只三个指头的手戳进去，象变魔术似地做他的罐子或者“百宝”盆的时候，我们两人的目光相遇了。他继续机械地在转动着脚下的轮子，但是那只手却僵在料坯的上空。我非常清楚地看到，陶工的手指在颤抖。他的眼眶下面由于操劳过度．有一快乌青斑。两只浅色的眼睛，由于脸庞过于削瘦、颧骨过于突出，显得出奇的大。此刻我在这双眼睛里看到了恐惧，那是一目了然、毫无掩饰的恐惧！

　　我们以前常见面。他见了我，总是皱着眉头，挤出一丝笑容。他一直在想自己的什么心事，他那些心事大概象转盘上那些设想的陶罐和陶缸那样急速旋转吧。我看，他根本就没有看到我，就象根本就没有看到大多数乡亲一样。然而眼下，我以新的身份，背着马枪来到厂里的时候……

　　谢麦连科夫转过脸来，看了一眼女儿，可是他的女儿正忙着在给陶桶绘画。她手里拿着的那只盛颜料的牛

　　角儿，不停地流出一股细而浓的绿颜料。安东妮娜不能抬起眼睛来，她在滚圆的桶身上描“牛奶头”的叶片儿。我看见了她那黝黑的纤细手指和流着颜料的牛角尖儿。图案花纹延伸到棕红色的桶身时，变得越来越复杂了。牛角里的颜料用完，图案也画好了。一嘟噜“牛奶头”悠然地贴在罐子上，粒粒“葡萄”显得青翠欲滴。

　　在我瞪大眼睛望着安东妮娜的手指，等她转过脸来的时候，老谢麦连科夫已经稳住了神，背又拱得象一张弓，做起罐子来。那块没有形状的泥团已经捏出器皿的细脖颈，滚圆的罐身。但是此刻，这活儿在陶工手里总有点不大顺当。细细的罐颈一会儿偏到一边，一会儿又伸得太高，失去了和谐。我虽说不大懂行，也能感觉出线条的不匀称。但他无论怎么摆弄，再也不能使罐身象少女的健美而又光溜的大腿了。它又粗又笨，又方又正，仿佛车间里有马利亚斯老婆的形象在飞舞。谢麦连科夫用那双满是老茧的脚后跟煞住下面的轮子，用金属模子刮去罐子，扔到放正方形湿泥块的角落里去。

　　我径直走到谢麦连科夫的面前：“需要谈谈……”

　　他早有准备，赶忙脱下肮脏的细布围裙，拍掉棉袄上的小泥巴，垂下头，往出口处走去。我跨着大步，跟在他的后面；有许多好奇的目光，在送我们两人。连老眼昏花，白发苍苍的戈列努赫两位孪生弟兄也睁大了眼睛，盯着我们。走到帆布帷幕跟前时，我猛地回过头来……总算看清她的脸庞了！

　　这张脸庞在我的眼前只是倏地一闪，就象消失在小窗里面那样，消失在那块粗布黑披巾的皱褶后面了。我仿佛被什么东西猛地推了一下，于是我明白了，我不再瞅上她一眼，是决不甘心的。我没有考虑这张脸儿是不是漂亮，我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我还不能在我的记忆里再现她的脸盘，只是那对眼睛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不过，我还是不能断定它们的颜色和大小。我只知道，这对眼睛瞥了我一眼，眼光中有恐惧，也带着几分希望和哀求。我还觉得，在这短暂的一刹那间，我们两个人之间产生了某种谅解，一种不可思议的联系接通了，但马上又切断了。我触及到一个神秘的、陌生的世界。

第九节

　　“您带我上哪儿去？”谢麦连科夫问道。

　　他望着我背后戳出来的那枝马枪的乌亮枪筒，尊敬地称呼我“您”。在敌人占领的两年半时间里，人们已经习惯地认为，拿枪人就是拥有无上权力的主人，就是不容许违拗的政权的化身。我也应该懂得这个道理了。

　　不应该背着马枪到这个挤满了工人的板棚里来，象押解犯人那样把陶工带到院子里，我操之过急了。也许，古潘亲自指示我必需捍卫的法律，在怎么盘问人这个问题上有什么规定的吧。我第一次对这个神秘的法律产生了几分好奇心。

　　我摘下肩上的马枪，装作非常随便的样子放在院子里焙烘车间门口那堆圆木上。那些陶罐和陶缸在不远的地方闪着奇光异彩。

　　“难道我是带你吗？”我问道。“只不过想跟你聊聊……坐下来好吗？”

　　陶工乖乖地坐了下来。

　　“我要了解有关火烧鬼的全部情况。”

　　他打了个冷战。谢麦连科夫还是很害怕。

　　“咱啥也不晓得，”他两眼盯着地面，瓮声瓮气地说。

　　他的声音低沉而浑厚。电影里那些勇敢的北极探险者或者是站在远洋轮舰桥上的船长通常就是用这种嗓音说话的。他那只弯曲的手象折断的翅膀。一直在抽搐，仿佛在寻找支撑点。最后，胳膊肘撑在圆木边上，才算安定下来。

　　“一点都不知道？”

　　“一点不明白。”

　　“不可能。陶器厂过户到火烧鬼名下后，您是在那儿做过工的嘛。”

　　“是的。”他没有否认。“那又怎么样呢？”

　　我决定采取单刀直入的方法，激他一下。

　　“外面都说，火烧鬼隐藏在附近一带，”我开了腔。“这对大伙儿可都是个祸害呀！我们要搞清火烧鬼的全部情况，好捉拿他……”

　　我说到这儿，他抬起了眼睛，眼里流露出了忧伤的神明，似乎为我这条要断送在这么一件毫无价值的事情上的小命感到惋惜。当然，坐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是翘鼻子的卡佩柳赫，身高一米七十四公分，浑身上下全是愈合不久的伤疤。

　　“怎么去捉拿？”谢麦连科夫疑惑不解地问。“谁去捉拿？”

　　“我们，”我说。“也包括您。我们人数还少吗？”

　　他摇了摇头，这个动作不知怎的有点老态龙钟的样子。

　　“他同谁可能有联系呢？”我问道。

　　“不晓得”

　　他又垂下眼睛，盯着地面。我肯定，他知道许多情况。根本不必成为心理学家，就能猜到这一点，只不过是谢麦连科夫不会撒谎罢了。他在这方面很不在行。一个人把整个身心都倾注在罐子上，是永远也学不会耍滑头的。但是他还是拚命耍滑头。他有顾虑。要消除他的恐惧心理，迫使他吐露真情。我应该让他明白，他说了，后果固然可怕，但不说，还有更可怕的后果呢。但我能这么干吗？采取警察的那些措施吗？

　　“为什么火烧鬼要在格卢哈雷周围活动，您有什么看法？”

　　谢麦连科夫往两边扫了一眼。

　　“不晓得。”

　　“您说说，她上……”

　　我还是刹住话头，没有追问他大女儿的下落。我觉得，谢麦连科夫一下子紧张起来，他身上那只特别的、不听他使唤的左手从圆木上滑了下来，更深地藏到胳肢窝底下。他在等我把话问完，呆呆地等着。

　　“算了，”我说。“算了。我不再折磨您了。去吧，去做陶罐。”

　　我刚说完，他马上站了起来。

　　“如果我或者其他什么人再象什捷勃列诺克那样被他们用有弹性的电缆吊死，那您可以不必着急，”我在他的背后说。“这不关您什么事！您反正已经把知道的情况全倒出来了！”

　　做一个厚道好人的愿望同恨自己无能的心情交织在一起了。

　　谢麦连科夫的一只手做了个痉挛的动作，仿佛我最后那句话在他背上推了一下。他突然停住了脚步，回过头来。

　　“什捷勃列诺克临死那天到克罗特那儿去过，他们一起杀猪来着，”他说。

　　他消失在门后了，我耸了耸肩膀。我自己也知道，什捷勃列诺克到克罗特那儿去过。

　　九月的太阳廓清了留在陶器厂后面采泥场上的最后几团残雾，现在真可以说是秋阳高照了。无翅的红椿虫纷纷爬到一块圆木上来晒日光浴，游丝飘悠起来，摞在院子里的罐罐缸缸闪射出特殊的光彩。行，谢麦连科夫！我们不通过你来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吧。你那可爱的小女儿……

　　但是究竟为什么他要提醒我：什捷勃列诺克在去奥任之前到克罗特家里去过呢？

第十节

　　我走到采红泥的采泥场。这一带在一九四一和一九四三年都进行过战斗。挖泥用的铁锹常常碰上弹片而蹦出缺口来。在一个采泥场的边上，停着两辆被我方伊尔飞机击毁的德寇装甲运输车。这两辆装甲运输车大概想在采泥场里躲避火箭炮，可是没有躲过。目睹烧毁的德国战车，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在战争的头几年里，心中郁积了多少痛苦啊！看到此情此景，痛苦就渐渐地消失了。

　　有人说，在这辆战车的周围散落着许多烧剩的碎纸片，里面常常发现烧焦的纸币，我们苏维埃的纸币。大概，是从我们银行里偷出来的。法西斯匪徒运走这些纸币，总有一定目的，可是路上碰到了我们的强击机，这些东西都化成了一堆纸灰。

　　在那个年月，陶器厂也多次起火，可是战争没有能够使它停工，因为古老的陶器工业是不怕灾难的：它由大地自己亲自哺育。这种奥妙而不可消灭的陶器艺术，也象人类本身，是永恒的、永远生机勃勃的。格卢哈雷村的居民在这一带，在工厂旁边铁锈红的采泥场里开采红泥。要是大红的颜色看腻了，就到叶尔绍夫山沟里去采白的和樱桃红的泥土，使自己的罐子上更绚丽多采。战争虽说毁坏了周围的一切，可它给陶工们提供了一切必需的材料。炮弹衬圈里的铜放在炉子里烧，就会变成绿色的颜料。从打坏的汽车零件里可以弄到铬，一种黄色的颜料。做釉的材料也有，而且有的是，那就是碎玻璃和铅。至于用来描深格卢哈雷村图案花纹的志哀的黑颜料，也不必到老远的地方去找。这种颜料可以从铁匠的溶渣里弄出来，反正战争期间农村铁匠铺子的熔铁炉一刻也没熄火。我们村里的克罗特从来没有闲过……想必，是他给陶器厂熔铅，烧铜衬圈，收集熔渣。“且慢！我制止住自己。“克罗特！……”什捷勃列诺克临死前到过他的家里。还有谢麦连科夫这句叫人猜不透的话……克罗特！他供应厂里颜料的原料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呢？院子里一摞摞的陶器总是准时地增加、减少，一只只牛角也总是准时地画出彩色的图案，从来也没有误过期。然而周围一带不可能再有一颗可以弄出铅来的子弹，不可能再有一枚没有卸出铜衬圈的炮弹啊！

　　可能供应我们厂子原料的只有一个地区，那就是防区！这地方充满迷信色彩和神秘传说，叫人毛骨悚然。在地下暗堡里，在掩蔽部和战场里还留有不少武器弹药，但是谁敢定期上那儿去取呢？莫非克罗特搞到了防区的“通行证”？

　　铁匠铺座落在村子的边边上，就在老爷府的遗址，那儿长着茂密的赤杨树，柳条树等各种各样植物。从前，这里是一位贵族老爷的宅邪，后来失火烧掉了。大伙儿都知道，在烧毁住宅的瓦砾堆里，是长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的。格卢哈雷材的居民不喜欢让孩子们到老爷府遗址去玩，因为他们到那儿放开肚皮大吃黑莓果的时候，可能会误吃有毒的天仙子。过去格卢哈雷村有个壮年的农民死了，并不是暴死，可娘儿们都说：“准是他老婆上老爷府的遗址去过了。”当然喽，她们也想起了思念那位不幸的格雷茨的歌儿。

　　铁匠铺盖在遗址边上，在一个烧毁的小厢房的粗石铺成的坚实地基上。战前，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三天两头到铁匠铺墙根扒拉运到这儿来的那堆废铜烂铁找外捞。有时碰巧能找到一个播种机上的破坐垫，坐上去惬意极了，象坐在巨人的手掌上，有时找到个机耕犁的操纵杆。熏得黑不溜秋的克罗特从铁匠铺里突然窜了出来，那模样叫我们又害怕又快活。我们认为他是个巫师，一有机会就取笑他；克罗特这家伙很凶，很吝啬，他怕我们偷生铁块，便用碎砖头砸我们。

　　现在我又走到了铁匠铺的跟前，一阵阵熟悉的接骨木和飞　的味儿扑鼻，一股股金属溶渣的热气灼人。我背着枪号为1624968的马枪。这些年来，老爷府的遗址变小了，铁匠铺的范围也收缩了。

　　克罗特身体墩实、脑壳挺大，他正在铁砧旁边抡大锤，他老婆一边拉风箱，一边用虎头钳夹着毛坯。这个女人看上去邋里邋遢，死洋怪气，没有一点儿起眼的地方。铁匠有两个儿子，都十七八了。他们本来可以做他的助手，而且要比他们妈强得多，可是他俩在老子的指使下都外出跑单帮了。克罗特自己从来不管自己的儿子叫跑单帮的，反而然有介事地叫他们“盐商”。

　　铁匠虽然看见我站在门口，却依旧用小榔头敲打那把已经冷了的镰刀。他老婆弯着腰，在熔铁炉旁边忙活。铁匠铺昏暗暗的，只有天花板下的小窗透点亮，只有那只熔铁炉迸发出火光。我稍许等了一会儿，并不想跟克罗特来客套。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我们从废铜烂铁堆四散逃跑的时候，他扔过来的那块碎砖头从我们耳朵旁飞了过去，擦破耳朵一层皮，打断了赤杨树的一根粗树杈。一个人身上的不少缺点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如果他仇恨孩子，那么他的身上是找不出任何潜在的优点的。

　　如果我不走到他的眼前，不用马枪枪托推开那把镰刀的话，他还会一个劲地敲下去。现在他只好放下手里的活儿了。

　　“啊，卡佩柳赫，”他对我说。“老干这活儿，烟熏火燎，眼睛不行了。坐，”他指着一把犁铧说。只有长了铁屁股的人才敢坐在这把铁铧上。

　　“谢谢，”铁匠铺角落里摆着一张小桌，旁边有个小凳子，我把它拉到自己的身边。“你自己坐嘛。”

　　铁匠瞅了一眼犁铧。

　　“咱们外边去吧，”他说。“这儿全是烟！”

　　我留神一看，这里各种各样的铁匠用具都有：劈金属的重磅斧头、凿子、冲头、铁锥等，还有自制的铆接熔锅，其中一只熔锅边上还残留着铅熔化后的一条条痕迹。

　　“有啥事？”克罗特靠坐在栓马木桩上问道。

　　在希特勒匪徒统治的时期，如若有那么个伪警察象我这样背着枪来找他的话，他会怎么接待呢？

　　他克罗特想必会考虑一下保全自己那付肋条骨的问题吧。对于保护他的政权，他竟然可以这么无礼，而且这种无礼的态度竟然可以不受惩罚。我又想起了支配我意志的法律。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自己利用武器和政权赋予我的优越地位来压服人家，侮辱人家，即使他对我蛮横无礼。

　　克罗特等着，那又黑又硬的帆布围裙象盾牌一样掩护着他。这种家伙是无法接近的。

　　“陶厂的铅和铜是你供应的？”我问道。

　　“是咱，”克罗特说。“他们还要熔渣。”

　　“用子弹头，衬圈熔化的？”

　　他点了点头，从铁匠铺里传来拉风箱的吱吱喳喳、呼哒呼哒的声音。

　　“别拉了，别拉了，白费劲，笨蛋！”克罗特微微拉开门，大声嚷道。他气呼呼地回过头来，对我说：“还有啥事？”

　　“这么些东西你是打哪儿弄来的？”

　　“这关谁的屁事？”他倒换着两只脚，问。

　　“这关系大事！”

　　“‘小鹰队’在咱们这儿，兔子尾巴长不了！”铁匠说。“卡佩柳赫，我换了你，就不会干这种事儿。口粮不多，风险挺大，象狗一样，从草堆上跳下来，东闻西嗅。”

　　他想惹我发火，惹得我火冒三丈，他就躲在自己那帆布盾牌后面观察动静。我本来就是那个一见到他那烧得满是窟窿的围裙，撒腿就从老爷府遗址逃跑的毛孩子嘛。书本里为什么把铁匠都描写成正人君子呢？

　　“听着，克罗特，”我说，“我可以找你许多麻烦。你相信好了！”

　　他一个劲儿地惹我发火，不由使我警惕起来。

　　克罗特在仔细地打量我。不错，当年从遗址没命儿逃跑的是我。可是多少年过去了，而主要的是，最近两年半我是在前线，在杜鲍夫手下度过的。我们从那边抓来的舌头，杜鲍夫不用开口，就明白他们在打什么主意，他只要瞧上两眼，他们在他的面前不知怎的总是竹筒倒豆子，全部交代得清清楚楚。唉，我还达不到这么高的水平，可也多少学了点东西。眼下克罗特就在动脑筋哩。

　　“战场上弄点东西用用，也不犯法，”他说。“反正要烂掉的。”

　　“你从哪儿弄来的？”

　　“咱哪有功夫去弄。”

　　“那是谁弄的，从哪儿弄的？”

　　他犹豫不决了。

　　“你回答。”

　　“格纳特弄的……”

　　“别胡扯。”

　　“狗才胡扯呢！……我说是格纳特……是我教他的。这有啥难的。这个活儿连猴子也教得会。”

　　原来是这么回事。克罗待竟然动出脑筋，从村里这个痴子身上捞油水。格纳特不知道危险，大概用凿子凿掉炮弹壳上黄套圈，他觉得挺带劲呢！他象找蘑菇一样到处寻找炮弹。一块面包或者几只大蒜头，对他来说，就可以算是御赐的珍馐美味了。

　　“厂里需要很多铜吗？”

　　“不……眼下是一天四磅①左右。”

　　【注 ①：俄磅，合409．51克。】

　　这就是说，格纳特每天要凿五十发炮弹和套圈。不消说，他是不会先拧下雷管的。真是憨人自有天相！

　　“子弹头也是他弄来的？”

　　“是的。做上釉的颜料，约摸需要十磅。”

　　克罗特的话渐渐地多了起来，他担心我把他的格纳特夺走，当然罗，这个痴子给他弄来的好处是不小的。

　　“格纳特是上哪儿去弄的？”我问。

　　“这关咱啥事，”铁匠耸了耸肩膀。

　　“格纳特是上哪儿去弄的？”

　　“咱想，是上防区……”

　　“他不怕吗？”

　　“他怕个屌？”

　　这样一说，我才了解到，经常去防区的是谁了。可是，刚才我在来克罗特这儿路上考虑成熟的那个妙计，算是告吹啦！格纳特……土匪不碰这个人，那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他对他们是没有任何危险的。他不可能对任何人说，他到过什么地方，看见过什么人。他一天到晚就是笑，哪怕在该哭的时候他也笑。可能，整个世界对他来说是一个可笑的大房间。

　　“是咱叫他干这活的，帮疯子一把吆，”克罗特急忙解释道。“总该让他弄口饭吃呀……”

　　“好，行了，”我说。“这件事全弄清楚了。”

　　“咱这就跟老太婆去说，咱这儿有‘血肠’，有酒，咱俩吃点，喝点……”

　　他已经开始巴结了，他怕失去痴子格纳特。

　　“俗话说，猪血肠子赛鱼鲜。”克罗特说。

　　最让我感到纳罕的是；他的脸依旧不动声色，依旧是毫无表情。他甚至也不想作出个笑脸来。他不过是躲在那个象要塞厚墙一般的围裙后面，用一个指头招呼了我一下。他答应让我一饱口福。可是他脸上的表情分明告诉我，兜头给我一桶熔化的松脂，才是最妙的解决办法。

　　“听我说，克罗特，”我说。“你什么时候杀猪的？”

　　“干啥？咱没上报？……呸。瞎扯谈。”

　　杀猪的人都要写个申请，把猪鬃收起来，上缴给国家，偷着杀猪算是违法。可是这不属于“小鹰队”的职责范围。

　　“你请什捷勃列诺克来作过客？”我问道。

　　“不是来作客……我请他来给杀猪师傅打下手的。我那，头猪有五普特①重，所以请了杀猪的。问这干啥？”

　　【注 ①：一普特相当于16．88公斤。】

　　“哦，什捷勃列诺克从你这儿出来之后到哪儿去了？”

　　“鬼知道他……真是怪人！打了个招呼，立刻拔腿就去了，就象鬼迷了心窍！”

　　“他倒底出了什么事呢？”

　　“啥事也没出呀……连杯酒也没喝呀！”

　　我从老爷府遗址出来。战前，这儿是一片黑压压的密林，简直是整整一块大陆。现在看来，不过是离村子一百公尺的小片灌木林罢了。灌木林的边沿上有一门歪歪斜斜的小铁匠铺，就象小蘑菇一样。铁匠铺的主人是克罗特。他根本不是什么凶狠的巫师，只不过是一个有点儿技术的骗子和富农。

　　这就是我了解到的全部情况。唉，卡佩柳赫，你这个侦察员啊！

第十一节

　　傍晚，我穿上一件有贴袋的弗列奇式军便服。这件上装八九成新，只有左面胸前那个衣袋上，在心脏的位置，有一个刺刀捅出来的窟窿。幸亏是俄式四棱刺刀捅的。这种刺刀在衣服上留下的小洞，补起来，当然比补德式两刃刺刀捅出的缝儿要容易得多，没有一点儿痕迹。格卢哈雷村的居民都晓得穿上德国军服的意义。大家都认为，剥死人身上的衣服没有什么不光彩的。活着的占领者不肯赔偿人家的损失，那就让死鬼来赔吧。这只能算是一种小小的补偿。谢拉菲玛姥姥不知从哪儿也弄到一件，她补好了窟窿，拉掉德国杜拉铅制成的毛糙而有麻点的扣子，缀上了刻有红星的铁扣子。

　　本来，我决不会去穿这种散发着洋味儿的制服的。但是我的军便服是布的，三次“报过废”，有的地方已经磨得象纱布那样白，那样透风，穿这种军便服是不适于晚上出去拜客的。

　　只要我叮当一声摘下军便服上的奖章，姥姥立刻就猜得出，我是准备去找瓦尔娃拉了。我是死也不愿意上瓦尔娃拉家里去的呀！现在是工作需要。我相信瓦尔娃拉会吐露真情的。一个女人对她半夜一点多钟送出家门的男人是不会撒谎的！如果她的衬衣外面只披了一件短外衣，如果她在拉门闩时还在情意绵绵地讲贴心话儿，那她怎么能撒谎呢？让别的人去害怕吧，去兜圈子吧，让他们都打马虎眼吧，但这个女人一定会说真话，会帮我忙的……我是多么需要她的帮助啊！

　　在我往弗列奇式军服上佩戴奖章的时候，我感到自己是个坏蛋，是利用女人家软心肠的狡猾薄情郎，是唐璜①！我一边骂自己，一边对着一块破镜子试戴一顶带正方形大帽檐的“四一”式士官大盖帽。

　　【注 ①：西方文艺中勾引妇女的美男子，英国诗人拜伦作过同名的长诗。】

　　“去吧，去吧，”谢拉菲玛在我临走之前对我说。“走吧，小冤家！你丢下我一个人过伊凡斋戒节啦！你跟你娘一个样，她也老是喜欢到外面东逛西逛，鬼婆娘！”

第十二节

　　……瓦尔娃拉的小房真漂亮。村里人说，打仗期间，有个工兵营的少校营长，率领部下在格卢哈雷村外修建圆木便道，他拨给瓦尔娃拉整整一个排，归她调遣。是的，瓦尔娃拉从来也不会忘记经营自己这个家。在她的家里，不管唱了多少歌，不管喝了多少家酿，不管是谁来喝的，村里的人全都怀着尊敬的心情说，瓦尔娃拉是知道自己身价的女人。

　　你一推开门，还没进内室，只是在门廊里，你就会感到清爽、整洁和一股特殊的清香味。当你看到挂在墙壁上的干净壁毯，战前那种有流苏的桌布，洗得干净的香味满室的花儿，嵌在新漆相框玻璃下面的照片，雪一样白的炉子，最主要的是，看到身穿浆过的麻布上衣和色彩鲜艳的乌克兰方格裙子的女主人，那你就会明白，这股清淡，幽雅的香味是从哪儿来的了。

　　我敲了敲门，推门朝内室走去。在门楣下，我低低地弯下腰，仿佛我的身高不容许我直着身子似的，然后按照军人的规矩，刷地挺直身子。这样一来，奖章全都亮了出来，发出气派十足的铿锵声。就在这当儿响起了一阵洋溢着幸福的“嘿、嘿、嘿、嘿！”的笑声。

　　内室角落里坐着的竟然是格纳特。他盘着一条腿坐在绣花垫巾上面，脚上穿着一只用铁丝缠着的破靴子。他盯着我的奖章嘿嘿地笑着。这些奖章在他的眼里大概是象小手钹一般的玩具。

　　这个格纳特象丧门神一样老是缠着我。我们两人真是冤家路窄呀！痴子的身旁放着一只装得鼓鼓囊囊的肮脏袋子。看样子，他是刚从防区回来。

　　我简直愣住了，竟然没有立即发觉女主人。她坐在桌子旁边，桌子上点着一盏货真价实的煤油灯，整个内室照得亮堂堂的。瓦尔娃拉的日子过得真阔气，可是她却在做着一件怪事：在缝补格纳特那件破棉袄。

　　“我以为，你再也不会登我的门了，伊凡·尼古拉耶维奇，”女主人声音甜美悦耳。她说话一贯喜欢用宣叙调，使人感到，转眼间就会过渡到感情四溢的咏叹调。

　　这个女人呀！她身上似乎没有一点儿森人的威严，说话拖长声调，走路从从容容，全身上了圆溜溜，软绵绵的。一对眼睛充满了温情蜜意，懒洋洋，脉脉含情，甚至还带点儿母牛一般的忧愁。可是，她瞅了我一眼，我顿时产生了那天晚上的感觉。我感到自己好象是一团扔在陶工面前转盘上的泥坯，这团泥坯是做缸子还是罐子，全得由陶工作主了。凭着男子汉的优越感和唐磺那种狡猾歪才拟定的计划，顷刻间都飞到九霄云外。

　　“您的家伙哪儿去了呀，伊凡·尼古拉耶维奇？”瓦尔娃拉贴近我的身边问道。她从我的手里接过军帽，小心翼翼地放在书架上的一块绣着花边的罩布上。

　　“我带家伙干吗？”我问道。

　　“这就对啦，”瓦尔娃拉说。“我的家里不作兴打仗。我这里要和平。唉，我多讨厌战争呀！”

　　就在我对面的墙上，挂着一位精神焕发的青年男人的着色照片。这是瓦尔娃拉的丈夫，杰列沃扬柯同志，他生前当过陶器厂的厂长。这位厂长有一次去澡堂里洗澡，遇到空袭，被炸死，终年六十五岁。

　　“嘿、嘿、嘿、嘿、嘿、”格纳特不合时宜地笑了起来。“噢，马—马斯科标亮的甜妞儿，噢，梨儿一般嫩的姑娘，嘿、嘿、嘿……”

　　他深情地望了瓦尔娃拉一眼。他在这座房子里感到幸福极了。

　　“我这未婚夫还好吧？”瓦尔娃拉的两只眼睛膘了格纳特一眼，问。“我俩快结婚啦。看他毛发拉碴的，人家还以为是神父呐！”

　　格纳特摇了摇他那团乱麻般的头发，又笑了起来。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瓦尔娃拉。他那姿态有点儿象狗，仿佛随时准备跳起来叼住扔过来的骨头。他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格卢哈雷村里有几个实在绝望的女人打算把格纳特招进门去。格纳特是个少见的强劳力，扛圆木，气不喘，拉起犁，顶得上一匹好马。有好几次，他们给格纳特洗了头，理了发、刮了脸，让他穿得干干净净，领到了一个寡妇的家里。可是他却受不起考验。谢拉菲玛说，“婆娘才走到他面前，他一把拿起帽子，撒腿就跑。”

　　不、不，男女私情是不可能的。只有成年的单身婆娘，因为家里没有男劳力、生活实在困难，才会拉格纳特去试试。

　　“还背来了一袋子嫁妆，”瓦尔娃拉继续说。她把补好的棉袄扔给了格纳特。“好了，小女婿，回家去吧……我可怜他，”她对我解释道。“格卢哈雷村里的人喜欢空发议论，可是没一个人肯做好事……行了，走吧，格纳特！”

　　他急忙扣棉袄扣子。瓦尔娃拉把一块黑麦面包头塞到他的怀里，又替他扣住了扣子。

　　“等一等”说罢，我走到袋子跟前。

　　克罗特没有说谎。格纳特确实常到防区去。根据袋子鼓出来的形状，我猜到这个痴子背回来的是几个完整的炮弹。大概，他在树林里无法把铜衬套凿下来吧。

　　我把袋子里的东西一下抖了出来，里面有小锤子，凿子，两打弯曲的铜衬套，最后还有三枚七十六毫米大炮的炮弹。雷管都在原来的位子上，有一只雷管的杜拉铝护罩也掉了，振动片都能看得到。只要跳蚤对准振动片打一个喷嚏，瓦尔娃拉这些壁毯就会飞到老爷府的遗址去。这个袋子，格纳特是怎么背的呢？憨人真是有憨人的运气呀！

　　“给我一把平嘴钳，”我对瓦尔娃拉说。

　　她把工具拿来。

　　“有个真正的男人在家里，该多好呀，”瓦尔娃拉笑盈盈地看着我，毫无惧色地说。“就有人卸炮弹的雷管啦！”

　　我小心翼翼地拧开了弹头。

　　“你别再干这活儿啦！”我对痴子说。“别再干啦！别用袋子背了！”

　　他嘿嘿地笑了起来。也许，炮弹在他的眼里是小猪崽吧？他是在树林里放猪崽的，把最听话的背回家来，背到自己那间歪歪斜斜的小木屋去。铜圈圈是枷锁，他要砸开小猪崽颈上的枷锁，让他们自由自在地……

　　“他一直到防区去。为克罗特卖命，懂吗？”我对瓦尔娃拉说。

　　她举起双手，拍了一下说：“他不怕土匪吗？”

　　格纳特还在笑。真的，他背的是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炮弹，那土匪对他来说还算得了什么呢？

　　“喂，格纳特，”我心里暗暗抱着一丝希望，“你在那边，在树林里，碰到过什么人没有？背自动枪的？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他高兴地学着说。“哒、哒、哒、哒！好吃！面包！脂油！好，好吃，马—马斯科的甜脂油！”

　　“还有什么脂油？”我问。

　　“那边，”他往窗子的方向一挥手“好吃！”

　　“好了，够啦！去吧，痴子！”瓦尔娃拉把格纳特那顶帽子低低地扣到他那蓬乱的头发上，把他推出门外。

　　她飘然走进屏风后面的卧室，不多时，她穿着一件城里人穿的绉绸短上衣和一条百褶裙走了出来。

　　“怎么样？”瓦尔娃拉问道。“漂亮吗？这东西是我换来的，可多哩！从城里人那儿换来的！他们日子挺难，穷得牙齿都闭起来了。可咱们是庄稼人，咱们可以从土里刨食。”

　　她两手一抖，一块浆过的雪白桌布仿佛自动地铺到了桌面上。桌上出现了一个女人想请男人吃一顿他终生难忘的佳肴。如果杜鲍夫和那帮小伙子看到这桌酒菜，准会目瞪口呆……

　　“我琢磨呀，你不会来了呐，”瓦尔娃拉说。“永远也不会再来！你怕难为情吧？怪人！眼下您还不够男子汉的格儿，倒先变成了好斗的武夫。我看，您在战场上打死的人不止一个了吧？”

　　我一声没吭。

　　“嗨，你瞧你！”瓦尔娃拉说。“见了女人还害臊呐！哎哟哟……”

　　她的乳房在绉绸上衣里显得轮廊分明。一双眼睛呈现出李子般的墨绿色。这个颜色，噢，见鬼，我的脑子里又出现了树林，又出现了当你走在小径上，看到秋播田在九月秋阳照耀下显得一片葱绿时的情景。那时你可以自由自在，不受任何约束，既不受回忆时内心羞愧的约束，也不受爱情的义务约束。我的眼前又闪过了一个裹黑披巾的姑娘的模糊形象，这个自由、秀丽的形象是属于树林、田野等大自然的。到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姑娘挑着担子，走路为什么那样稳重、那样优美。造物主完美地创造了她，她象一茎草，象一株秋播的麦苗儿。

　　我坐在瓦尔娃拉的身边，可我脑子里想的却不是她。

　　“坐嘛！”我说。

　　她立刻坐了下来。她身上既有一种并不让人厌烦的、又能缠住人的威严，可也有随时准备服从的性格，真叫人诧异。

　　“你同火烧鬼有过那种事？”

　　“原来是为这个呀……小傻瓜，这难道有什么要紧？”

　　“要紧！我就是为这来的，懂吗？”

　　“啊，是这样……”她闭紧嘴唇，沉思起来。

　　“火烧鬼就在这一带的什么地方活动，”我说。“就是他把什捷勃列诺克吊死的。”

　　“他不会吊死你的。你干吗这么着急？”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吊死我呢？”

　　“我知道。是的，我同他有过那种事！”她从桌子上探过身，凑到我面前说。她的胸脯压在桌布上，绉绸跟桌布碰在一起，融合成一种颜色。“你照我说的去做，他就不会碰你。现在他不会冒这个险了，不是那个时候了。冬天一到，他得远走高飞了！”

　　她的话有道理……到了冬天，野兽也好，人也好，都会被自己的足迹暴露出来，他不敢再在村子周围转悠了。

　　“下雪之前，他还能干不少坏事呀！”我说。“他是恶棍，他是法西斯分子，班德拉匪帮嘛！”

　　“你才二十岁，凡尼亚。你要珍惜自己，还有多少姑娘会来爱你呢！”

　　“你看中他哪一点呢？”我打断她的话头。

　　“我应该看中他什么呢！”她用豁达的口吻说，仿佛她是在跟一个不懂事的、爱问这问那的孩子在说话一样。“我不必看中什么……他想要娶媳妇。他是个男子汉！有血有肉的男子汉！甚至挺魁梧。打仗的年月里，这样的人多吗？”

　　“德国鬼子走了后，你仍旧同他见面？”

　　“亏你问得出口！傻瓜才回答你这个问题呐！”

　　“是不是你给火烧鬼送吃的？给他洗衬衫？

　　“我？……”她纵声笑了起来。“我给他洗衣服？你太不了解我了……”

　　“这是实话？”

　　“我可以对天发誓！”

　　“火烧鬼会到村子里来看你吗？”

　　“我怎么知道？”

　　“如果你叫他来呢？大概你知道对谁悄悄说一声，他就会来的，是吗？”

　　“他自个儿并不想来。他身边可带着宁卡·谢麦连科娃啊！带的不是我，是宁卡！他俩看样子不是逢场作戏！”

　　是啊，我穿起挂满奖章的新军装，竟以为自己能够巧妙地，得心应手地利用女人家的幼稚心理，我太过于自负了。瓦尔娃拉对我不承担任何义务……

　　“谢麦连科娃的情况，你是从哪儿听来的？”我问。

　　“嗨，这种事儿，我们女人家想知道都能打听来。您，伊凡·尼古拉耶维奇，干吗需要追根问底呢？”她又卖弄风情地用“您”相称了，“今儿个晚上多美呀？您要么为火烧鬼的事逮捕我，要么就别再问啦！”

　　她凑到我的身边，我的脸颊上感到她呼出的一股股热气。她身上散发出香肥皂的味儿，不过在一千九百四十四年，格卢哈雷村里会有什么香肥皂呢？

　　“我不会逮捕你的。”我愁眉不展地说。

　　两个人的眼睛对视着。我仿佛就要飞也似地向她扑过去，两个人马上就撞在一起，撞得粉碎。

　　“听我说！”我央求起来。“他从前大概爱过你。他一定还会想见你……你能帮我一把吗？叫他到村里来，行吗？”

　　“不行，”说罢，她的身子又挪开了一些。“我不想叫自己……也不想叫你去找死。这样干不行，为点啥要把自己的命送掉？”

　　“那怎么做才行呢？”

　　“听我说，”她用自己的手掌盖在我的手掌上。她的手滚热，象暖手袋一样。我小心地抽出手来。“搬到我家来吧。就算招女婿……来不来由你的便！你来，会有好日子过的，我来张罗你……你是伤员嘛，你要有一个好心肠的女人，一个体贴、温柔的女人……给你弄吃，给你弄喝，我对你永远不变心！真的！我们女人可不是因为贪图什么才找男人的。我会爱护你的！”

　　“那火烧鬼呢？”我问道。

　　“什么火烧鬼？我可没有调查你的历史。”

　　“这样做他会高兴吗？”

　　“让他不高兴好了，”瓦尔娃拉声色俱厉地说。“要不，咱俩一走了事……跟我在一起，你不会有闪失的，你可以挨到打完仗。你的血已经流得够多了，应该考虑考虑自己啦。我虽说不象你那样有文化，可我的头脑还是挺灵光的。我说的都是正经话．凡尼亚……伊凡·尼古拉耶维奇！”

　　兴许，她说的是正经话。是个明智的主意：吃饱穿暖，美美地过日子，一直到仗打完。可同志们在前线，大概又得匍匐着爬到前沿那一边．回来后一点名，照例又要少几个人。

　　“不行，瓦尔娃拉．”我说。“这样的生活我消受不了。如果这话是出于真心，我表示感谢。”

　　“你不怜悯我？”她问道。

　　“眼下顾不上这个，”我没有看她，身子往边上挪了挪，说。“土匪就在村外。怜悯你，……怜悯自己，那就毁了大家！”

　　“唉，傻瓜！”瓦尔娃拉说。“你不知道你的命值钱？你比别人金贵得多！哎，这你怎么不懂呢？你呀，应该知道，虽说你打过仗，可是在火烧鬼面前大不了是根胡萝卜。你应该听话：我劝你还是逃命要紧，避避风吧！”

　　“不行，瓦尔娃拉。我不能走这条路……”

　　“你也断了我的路，”她说。“伊凡，你给我只留下一条……”她突然打住了。“我想靠你遮风挡雨，懂吗。你可以救出我，我也可以救出你。咱俩一报还一报！”

　　“那好啊！”我按捺不住了。“好！先帮我收拾火烧鬼。你说，怎样才能逮住他！”

　　“要我断送自己？那我干吗要卖力气呢？不行！”瓦尔娃拉口气坚定地说。“我什么也不知道，如果你想逮捕我。你就逮捕吧！”

　　“好，我走了，”说罢，我站了起来。

　　得赶快离开这儿，赶快跑！

　　“你到底是个毛孩子，”她结结巴巴地说。“他们给你挂这么多奖章，可你还是个毛孩子！你想当英雄？你没看见缺胳膊少腿的英雄有多少？谁需要他们呢？而那些躺在地下的呢？……”

　　正在这个当儿，前室里响起了咚咚咚的脚步声。波佩连科敲了敲门，也不等主人应声，就闯进屋里来了。我看见是他来了，别说有多高兴！

　　他一眼看清了屋里的态势，目光朝桌子上一瞟，瞧见桌上的酒菜还没动，立刻喜上眉梢。

　　“咱一直在找你！”他对我说。“今天是伊凡斋戒日嘛！不给首长贺个节可不行！”

　　他抓紧时间，脱去外套．把自己的马枪往角落里一戳，解下子弹带。我这位部下向来是不讲究客气的。如果说有什么现在使他发急的话，那就是瓦尔娃拉那对泪汪汪、充满怒火的眼睛。

　　“甭伤心，心肝儿．”他说。“今儿个是他的命名日，明儿个便是你的了。”

　　“我的还早着呢。”瓦尔娃拉说罢．扭过头去照镜子。

　　“没什么，没什么，心肝儿，”波佩连科一边没完没了地唠叨着，一边坐到桌边，把盆子拉到自己面前。他知道，形势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所以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始了行动。“主要是能克制自己……咱就不发牢骚。天气又冷又潮，咱照样巡逻，从不发牢骚。”部队里有啥好？部队里站岗的可以领到暖身剂！”

　　他把一只黄瓜放在盆子里，拿起瓶子，斟了一杯酒。他的十个指头好象弹手风琴一样灵巧地活动着。这位“小鹰”行动起来真是雷厉风行啊。

　　“对了！”他好象现在才想起似的。“首长同志！刚才奥任的雅茨科到消费合作社来过……就是那个采购员！要我转达阿勃罗西莫夫的指示。说他要来……要协助剿匪。所以转告……乘马车来。他是什么，是大首长？”

　　话音刚落，波佩连科把杯中之物一饮而尽，接着又倒了第二杯。

　　“谁是大首长？”我问道。

　　“阿勃罗西莫夫呗。”

　　“哪一个阿勃罗西莫夫？”

　　“咱咋晓得？传达的那个人说，是来协助剿匪的。还说，他有自己的计划。”

　　趁说话的当儿

　　波佩连科又倒了一杯。此刻，他东拉西扯，是为给行动打掩护。盆子好象放在流水线上，一只接着一只送到这位“小鹰”的面前。

　　瓦尔娃拉不再照镜子，扭过头来，看着我们两个。她眼里的泪花儿已经不见了．那对象新鲜李子般的眼睛，射出坚定，紧张的光芒。

　　“哎，两位‘小鹰’，”她开了腔。“你们给我请吧。你们的战争，我讨厌死了。你们这些人摆出一付正人君子的面孔，可是见了私酒，就没命地灌。你们去喝吧，不过别在这儿。我这儿的客人都是开开心的。你们走吧！”

　　她的话里充满了乌克兰人那种丰富的感情，所以波佩连科得意地说：“行啦，听了这么一席话，就不必再上菜啦！这哪是话，这是撒上胡椒面的茄子。嘛，你这个女人呀！要是我娶了你……啊！”

　　瓦尔娃拉一声不吭地把马枪和帽子递给他。

　　“傻瓜，”她在前室里咬着我的耳朵，说。“全给他搅了。本来我不想这么开始的……不想这样！”

　　我听到一声熟悉的门闩鼻的吱呀声。

第十三节

　　我们两人在村中心站了一会儿，侧耳听了听。星斗满天，夜里一定很冷。一幢幢泥抹板房，象一只只挺大挺大的萤火虫，排成两行，向黑黢黢的林海爬去。

　　“她的生活不错，”波佩连科回过头来瞥了一眼说。瓦尔娃拉家里的那扇窗被1．2英寸灯芯的煤油灯照得通亮。“会享受！”

　　我们两人的上空，横亘着楚马茨基大道①。九月时分，楚马茨基大道显得异常清晰。仿佛有人用白划粉在苍穹上划出来的。

　　【注 ①：乌克兰人称银河为楚马茨基大道。】

　　“我搞不懂，波佩连科，”我坦白地说。“土匪大概常到村子里来。可是到谁家去的呢？这儿谁在支持他们呢？火烧鬼为什么一直出没在格卢哈雷村附近呢？”

　　“哎哊，首长同志，你甭在黄瓜畦里找西瓜，”波佩连科说。“咱们安安分分地过日子，土匪不会来碰咱格卢哈雷村的。职务嘛，”他略停片刻，让我领会这个难词的全部含义，“咱们对付得过去。安安分分，无灾就是福！”

　　我们两人又站了一会儿。克罗特院子里的那条大狗汪汪地叫了几声，谢麦连科夫家里的那只公鸡喔喔地啼了一阵，马利亚斯家那扇快要倒下来的栅栏门伊呀地响了一下，波佩连科打了两个哈欠。陶器厂上空的天边，豁亮起来，分辨出烟囱和夜以继日冒出的滚滚浓烟：月亮快升上来了。

　　我还得到谢麦连科夫家里去一趟，详细了解一下他的大女儿宁诺奇卡的情况。战前，他的大女儿把头发卷成一小卷一小卷的，笑起来象银铃一般，把小伙子们弄得神魂颠倒。现在她在哪儿呢？没跟火烧鬼在一起吗？话得说回来，这有什么区别呢？不管我了解到什么情况，如果不去请教年长的知情人，我的工作还是一筹莫展的。

　　前线上是两军对垒。抓个把“舌头”，你就能了解到需要了解的一切。这儿呢，没有两军对阵的战线，只有黑压压的树林和几十户人家。敌人可能就藏在其中的一家，‘也可能是几家。怎样才能找到他们呢？波佩连科也好，谢拉菲玛姥姥也好，格卢姆斯基也好，都当不了我的助手，因为他们知道的情况不会比我多。

　　我想起了萨盖达奇内。想起了这位年高德劭、阅历很深的萨盖达奇内。他虽然老眼昏花，但却能透过伪装网那样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细枝末节，看到事物的本质。

　　“听我说，波佩连科，”我说。“明天我要上梨庄去。”

　　“我的天哪，”“小鹰”发出一声哀叹。“那就在防区的旁边啊。现在你无论如何也不能上那儿去。您怎么啦，不明白吗？”

　　“我明白。”

　　“要不，咱陪您一起去？”波佩连科说。

　　说完这句话后，他那张狡猾的圆脸上浮起异乎寻常的沉思神情，仿佛在为自己纪念碑上的碑文打腹稿。一篇文字优美的墓志铭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他的脑子里：“行路人，请慢走！此地安息着波佩连科。他身后留下九个嗷嗷待哺的孤儿，一个沉默少言的寡妇。他可没有留下坏名声。他珍爱酒精，甚至也珍爱有点酒味儿的老白酒，但更珍视男子汉之间的友谊……”

　　“不行，”波佩连科不再打那篇优美的墓志铭的腹稿．终于叹了口气，说。“家里人会急得团团转。不该让他们受罪！”

　　“你留在这儿．”我说。“维持秩序。你把小天鹅借给我一下。”

　　“借小天鹅？”我的部下又痛苦地问道。“咱可得去拉大白莱呀。”

　　“我马上就回来嘛。”

　　“也好！”波佩连科带着几分疑惑说道。“要不，您去找格卢姆斯基借他那匹牡马驹吧？小天鹅是匹战马，受过伤……可以说已经退役了。”

　　“要不，我去问伏罗希洛夫①同志借他那匹牡马吧？”我问道。“去借他骑着阅兵的那匹牡马吧？”

　　【注 ①：克利缅特·叶弗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１８８１—１９６９），苏联元帅。】

　　这个理由对“小鹰”起了作用。

　　“行，”他说。“备鞍子还是套车？”

　　“套车。套车前，你先在全村走一遭，搞一次征收运动。”

　　“征收私酒？”波佩连科来了精神，问道。

　　“不是，征收枪枝；手榴弹什么的。格卢姆斯基会帮你出主意的。你到他那儿去一趟。我们该加强火力啦，不能让土匪再钻到村子里来。”

　　“好呀！”

　　“孩子们藏着许多武器。”

　　“哦，”波佩连科考虑了一会儿，说。“真格儿的，我那老大不知在哪儿藏着一门迫击炮呐，五十毫米口径的。缺瞄准器，不过炮弹找得到。”

　　“这太……我们需要机关枪，自动枪，手榴弹。要弄到这些家伙，懂吗？不惜任何代价！”

　　“这咱们有办法，”波佩连科说。“咱们挨家挨户，搜板棚、翻地窖。”

　　显然，不管征收什么，都合他的心意。

　　我回到家里，谢拉菲玛不在。月亮已经升得老高。月光之中，银河象一条残雪渐渐溶化了。板棚旁边那个粪堆，象是一堆珍珠在　　发光。小公猪亚什卡想吃晚饭了，嗷嗷地直叫唤。我往猪食槽里扔了几个冰冷的土豆，小公猪亚什卡可有个怪脾气，它给姥姥宠坏了，不加几条小鲱鱼，它是不吃食的。小鲱鱼是合作社配给格卢哈雷村居民的唯一的食品。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包在牛篣叶里的小鲱鱼。我公平合理地跟亚什卡分而食之。

　　“是这么一回事，亚什卡，”我说。“咱们的光景不大妙……咱俩还都糊里糊涂……你感到孤独吧？我也……咱俩算什么英雄呢？……大肚子的脓包，咱俩就是这种货色……咱俩是小鲱鱼！”

　　谢拉菲玛回到家里的时候，十二点已经过了，我正躺在板床上，裹着短皮袄和粗麻布暖身子，前线外科医生们留在我肚子里的闹钟已经响过了。

　　谢拉菲玛碰倒了放在水缸盖子上的那只铜酒杯，酒杯掉在邦邦硬的泥地上，发出铜钟一般的声音。

　　“喝醉了，姥姥？”我开口问道。

　　“咋能不喝醉呐，”她兴高彩烈地答道。“咋能呐，德国鬼子滚蛋后，咱第一次接生……那丫头人倒挺好，胖胖的，谁也没有留意，嘿，产崽啦！大喜事呀！嗨，跟这些个笨蛋婆娘在一起，真要逗死人！丫头才十八，任啥不懂，可这些个婆娘们围着她，竟把孩子给忘了。三天两头参加葬礼，她们都学会哭丧了，可把生娃娃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

　　“谁这么急着要做娘呀？”

　　“叶尔马钦科娃呗。就是帕拉什卡！唉，这些饭桶……克里文季哈瞎嚷嚷：‘老天爷，娃儿断气了，浑身都发青啦！’她们抱给帕拉什卡看，把她吓呆了。‘哎哟，’她说，‘嘴里发霉，准是死了。’说完，就号陶大哭起来！亏得咱赶到了。‘哎，’我说，‘让你妈和你的七姑八姨都发抖抖病吧，枉长了这么个傻大个儿。娃娃嘛，个个嘴里都是这个样……散开’我说，干吗在这儿瞎吵吵？‘发青啦，发青啦！……发青，就是说还活着，死了，要发白的！’这个娃儿出娘胎时脐带缠在脖子上啦。有啥可怕的？揉了揉两边的太阳穴，朝小耳朵、小鼻子吹了几口气，他哇地一声哭出来了。咱说：‘他长大了，准保能当个大官儿，嗓

　　儿挺粗哩。’”

　　“父亲是谁呢？”

　　“现在谁知道呐？按月份算起来，是解放咱们的人。打这儿经过的当兵的，一句话，一时高兴呗，来就来吧！添人添丁啦！地都要没人种……”

　　“起个什么名字呢？”

　　“你过糊涂啦？今儿个是伊凡斋戒日，又多了个凡卡喽，跟你同名儿。”

　　“你过来，姥姥，”我说。

　　她走了过来。月光照得窗洞明晃晃的，我的姥姥真厉害，称得起巾帼英雄。

　　“弯下腰来。”

　　我吻了吻她那满是皱纹的脸颊。她的脸颊被陶器厂的炉子烘得又干又瘪，硬邦邦的。

　　“这算是给你的奖章，因为你救了一条人命。”

　　“瞧，还有这么个说头，”谢拉菲玛抖抖索索地说。“还要接呐。你躺着，……发你的抖抖病，……咱盼着接你的呢，盼着抱外曾孙呐！”

　　“你盼得到的！”我说，可心里在盘算：这要由火烧鬼来决定了。今后我的活动越积极，越会引起火烧鬼对我的注意。土匪不需要积极的“小鹰”。看样子，什捷勃列诺克一定有什么行动使他们害怕了。

　　“我明天要出村去。”我对谢拉菲玛说。“要是我不能马上回来的话，你也另别担心。”

　　我暗自思忖：不管出什么事，格卢哈雷村里毕竟又添了了个凡卡。这倒不坏。

第十四节

　　“吁，小天鹅，吁！”波佩连科说。他没完没了地调弄辅具，小天鹅直淌口水。这马倒挺老实，四腿短短的，上下不大匀称，但脾气很怪。它是受伤后从部队里淘汰出来的。

　　波佩连科又摩挲起马的光秃秃的两肋。

　　“要不，咱们就再见吧？”我开口问道。

　　“再见，卡佩柳赫同志，”波佩达科望着小天鹅说。“你当心些，梨庄那儿有一块种了多年的三叶草地，您可别放它去吃草。这种带露水的三叶草，吃多了那可不得了！灌肠子用的煤油，白天打着灯笼也找不到，除了瓦尔娃拉那儿……”

　　“再见，波佩连科，”我说。

　　小天鹅拉起四轮大车。我本来可以搞一辆装有弹簧的轻便马车坐坐，但我宁愿坐这辆最最普通的运柴禾大车。轻便马车是首长坐的。一辆轧轧山响的大车没有轻便马车那样招风，更不用说波佩连科这样笨重的柴禾大车了。它那根折断的车辕，象上了夹板那样，三面用木棍固定着。一个迅速转移火力阵地的炮兵营发出的声音，也没有这辆宝贝大车来得响呀。

　　我拐过弯，驶上古老的米什科尔齐大道，驶过老爷府的遗址和克罗特在叮　打铁的铁匠铺，绕过只留着粗壮茬子的玉米地和灰沙土上一片矮麦茬中间一根麦穗也不见的黑麦田，兜过周围种着一圈核桃树、曾经作过培育新种子田的白菜畦，驶进了树林。进了树林，眼前顿时一片昏暗，凉风嗖嗖，蜜环菌、霉树墩、青苔混在一起的味儿扑鼻而来。米什科尔齐大道直通密林深处，那儿长着许多茂密的千金榆，间有橡树，赤杨、茁壮的小核桃树和榆树。秋阳虽然仍象夏天那样火辣辣的，但是夜间的寒冷已不会从这里散发出去了。斜照的阳光，透过颜色变深的树叶，使密林更加昏暗，使它那股杂有腐烂气息的清香更加浓郁。

　　我的面前，马车下面柔软的干草上放着一挺德式多孔的ＭГ机枪，并在一侧装有一个不大的圆盘。

　　波佩连科真是个搞征收的天才，他在克罗特的板棚里发现一枝缺了枪闩的Ｍ　机枪。枪闩后来在帕拉什卡·叶尔马钦科娃的十二岁弟弟那里找到了，他一直用它来敲核桃。她弟弟科尔卡·勃雷克还给了我们不少子弹带和弹盘，不过都是哭着鼻子交出来的。这个小鬼在村里很有点名气，因为他放信号弹，烧掉了自家那幢小木房。这完全出于无意，他当时才十四岁啊。

　　波佩连科还搞到两枝自动枪，不过其中一枝因抓子钩失灵，有点儿“口吃”。又弄到几颗手榴弹，两个防毒面具和一只坦克炮的瞄准器。但主要的战利品当然还是那挺四二式Ｍ　机枪！……应该为德国佬说句公道话，他们设计的这种机枪很不错。不重，而且还有多种用途，既可作手提机枪，又可撑起三条腿作重机枪。每次出去执行任务，杜鲍夫总要侦察组带上一挺Ｍ　，他说，在德国人的后方总能弄得到需要的子弹。不过杜鲍夫不要“什梅塞尔”。我们的这种自动枪打白刃战更得心应手。

　　战争教会我们热爱武器，看重它那优美的来复线，看重诸如“麻俐”、“合手”等等神秘的、难以弄清的特点，我们善于摸透每一种军事技术的脾气和性格。现在有了Ｍ　，我感到高兴，如果不算小天鹅的话，它是我这次林中旅途上唯一的朋友。它是一个心地规矩的德国人，一个自觉弃暗投明的阶级朋友和同盟军，它有求必应，任劳任怨，现在我只能指望它了……

　　“大概，”我的头脑里产生了一个想法，“等有朝一日，太平年月到来之后，武器就要从日常生活中消失了。到那时，你再热爱和眷恋这块装有深樱桃红枪托和应手枪柄的金属，你的感情就难以解释了……

　　大路在树木中间象在峡谷里那样婉蜒透渔．有时穿过林中空地或者疏伐地区。车轮不时撞上横在车辙上的树根，大车上下左右地颠簸跳动，发出叽叽嘎嘎、吱吱吜吜的响声，仿佛顷刻之间就会散了架似的。

　　树林里越来越暗了，车辙里的车前草，野菊花，马酸模，简直象眼看着长起来似的。路两边不时可以看到丢弃的汽车，有的已经烧毁了一半，有的被拆成了零件。你会觉得，树林正在悄悄地接近这些异己的铁块，想一口吞掉它们。眼下还只有　麻，早熟禾，硬毛草，有的地方还有艾菊缠上了汽车生锈的车帮，不过这仅仅是树林的火力侦察，仅仅是牛刀小试罢了：大森林充满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它并不操之过急。

　　过去，我上梨庄去找纠纷调解人萨盖达奇内，多次走过这条路。可是现在，我面前的这条路好象换了个样子，变得陌生了。它充满了令人可疑的影子

　　阳光落在树叶之间，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斑，象是有下的伪装，故意掩蔽人影似的。当我还是无官一身轻的时候，在去萨盖达奇内家的路上吹吹口哨、挥舞着细树条，把爬到路上来的毒蝇　全部抽掉；看见熟透了的火药花，就是一脚，花儿会象爆破筒一样炸开来，溅得我的靴子上全是火红色的花粉。树林使我心旷神怡。不管是树林，还是秋蕨点点如火的红花儿，我都不屑分辨。我没有定睛观察，只是笼而统之、不分部位地欣赏着树林的整个容貌，因为前线上仔细观察，凝神静听那一套，使我腻烦透了……

　　可是眼下这片树林，又象深人敌后进行侦察搜索一样。被分成几百个部分，每一部分都要经过所有感觉器官的筛选，仔细地观察一番，侧耳细听一遍，分成各种等级，掂量掂量。

　　长着石楠的林中空地……一丛丛枝条柔脆的小灌木，开着紫能色的小花，长得非常茂密。先前，你穿着缴获的斑斑驳驳的军上装，躺到石楠丛中，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老鹰在的头上悠然地盘旋，寻找老鼠或者雏鸟。你对它来说是石楠地毯的一部份，是树林的一部分，丝毫引不起它的惊慌。然而，凡是善于仔细观察和熟悉树林的人都知道，在躺到这块灰色的　　作响的地毯里去之前，你会在地毯上留下痕迹；跌倒石楠那并不柔韧的小枝，这些小枝子要颤抖好半天，才能挺直，而且你走过的地方，那些紫色的花儿会轻轻摇曳，特别在平静的、无风的日子里，摇曳得特别明显。这会儿石楠非常平静……

　　松树林。那红彤彤的挺拔树干，高耸入云，叫人头晕目眩。战前，割树皮采松脂的痕迹，犹如海军服上的袖花。有些地方还有铁罐子，不过早已流满了松脂。松树都粗得两臂抱不拢，每一棵树后都可以躲藏一个人。但是九月斜照的阳光，可以畅通无阻地射进高达六层楼的针叶松树林。树杆的影子投在平坦的、好象夯实的、没有一茎草的地面上。如果有人想躲在松树后面，他那清晰的影子会投在火红色的地面上，象映在银幕上一样。那我就能及时撩开Ｍ　上的马披，调转枪口，对准松树林，或先发警告，大喝一声，或举枪就打。

　　白桦树林……白桦树籽闪着五颜六色，使人感到，在这片黑白相间的小树林里什么东西也看不清，而且，在空中打圈圈的树叶更使人眼花降乱。刚落下的树叶，铺成软软的一层，任何脚步踏上去都不会发出声响。人可以伏在地上，躲在由春溪冲出而现在干涸了的沟里，隐藏在离开大路几步远的地方，然而他躲不开喜鹊的眼睛。瞧，这长尾巴的傻东西，在白桦树的枝头上跳来跳去，懒洋洋地叽叽喳喳。滚滚而来的大车并没有引起它的惊慌，它就凭着鸟儿那股憨劲这样叫个没完；如果有人象猎人那样躲在白桦树林里，那喜鹊准会真的惊慌起来：它发出的报警信号声可以传遍方圆几百公尺的范围。

　　这片白烨小树林里空无一人。树林里空无一人，可以继续往前赶路。

　　我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树林里亮起来了，树木稀少了。杂草丛生的大路通到一片非常开阔的地方。这个地方属于梨庄，本来是一块丰产田，现在却变成了长满山芥菜、矢车菊、马尾草、硬毛草的荒地。远处，在一个岗子上，就是在这片田里隆起的地方，有三株酸苹果树。爬到这三株树上，就能看到庄子的全貌：十来幢小木屋，仁立在一个荒芜的池塘旁边，池水杂有污泥，黄澄澄的。

　　“驾，小天鹅！”我俯喝一声，又用长长的缰绳梢“啪”地一下抽在马背上。

　　可是小天鹅只是甩了甩尾巴。我驶进梨庄，只有这辆农村普通大车的辘辘声作伴奏，没有任何排场。我看见在最边上那所泥抹板房的木栅栏里面，闪着萨盖达奇那剃得精光的脑袋。他站在一片向日葵中间，他的夹鼻眼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第十五节

　　我自己动手拔出门拴，打开大门，把车赶进院子。小鸡见了大车四散奔逃。萨盖达奇内的妻子正在石臼里捣小米，瞧也没瞧我一眼。她三十来岁，也可能五十来岁，反正这种情况是常有的。有人说，两夫妇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在精神上，甚至在外貌上有所相象。萨盖达奇内那种富于哲理、深谙清世事的安然态度影响了她的妻子，使她对什么都无所谓了。

　　女主人点了点头，算是回答我的问候，接着又管自捣她的小米了。不过小天鹅受到的接待热烈多了：板棚里传来一阵阵宛若老人咳嗽的马嘶声。这是白鬃马——大老鹞作出的反应。据纠纷调解人说，大老鹞被赶到农村里来，是因为它年青时曾在彼得留拉匪帮若夫托布拉奇特部队的一个独立分队里服过役。

　　我从马披下面拎起Ｍ　，抬腿往掩映在向日葵丛中的台阶走去，萨盖达奇内正在那儿迎候我。他透过滑到鼻尖的夹鼻眼睛，很不赞成地打量着机枪，象萨盖达奇内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喜欢武器的。

　　“您好，米隆·奥斯塔波维奇，”我说道。

　　他没有立即回答。萨盖达奇内是个瘦弱的小老头儿。他那剃得象鸭蛋那么溜光的脑袋，活脱是一只长在藤蔓上的南瓜。

　　“嗯，你好，”他开腔了，在他的声音里我听不出有什么高兴，或者友好的热情。“当上干部啦？”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的铜锣虽说不响，可是一敲也能家喻户晓。行，既然来了，那就请进吧，请进……”

　　我们两人走进木屋。这木屋从外面看来象一般的泥抹板房一样：窗户很小，不大透光。为了御寒，周围上台上堆满玉米楷和麦杆，而里面却是尼摩船长①那种神秘的内室。雪白的墙壁上钉着一块块搁板，搁板上摆着各种书籍和各式各样的地主家用具。这些东西是萨盖达奇内费尽心机才保存下来的，因为波列西耶地区人永远不会忘记的烽火迭起的岁月，象巨浪一般多次席卷梨庄。从一九一七年到四二年就有十次之多；光是什托普富农叛乱造成了多么严重的损失啊：一幢幢木房比火柴还容易地熊熊燃烧起来，而火柴毕竟是不禁烧呀！

　　【注 ①：法国小说家凡尔纳（1828——1905）的作品《海底两万里》的主人公。】

　　这所狭窄小房里收藏的，有烛架、神像。小花瓶、小雕象、裁纸刀、温度计、蜡烛镊子、青铜菩萨、长颈瓶等等，有的放在毛糙木板拼成的书籍搁板上，有的摆在狭长的窗台上，有的挂在雪白的墙壁上。所有这些玩意儿都给初次登门的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不少第一次来萨盖达奇内家的男男女女一见这种情景，就划起十字来，因为周围的一切辉煌耀眼，闪闪发光，简直象在圣殿里一样。这些旧社会的用具在农村生活里毫无用处，用萨盖达奇内邻居的话来说，只不过是能看的摆设儿。可是主人却珍惜自己的这份财产。显然．它是过去岁月的纪念品，所以他感到分外珍贵。

　　我把机枪放在离窗口不远的地方，隔窗看得见街上的一切情况。我脱下那件藏着两颗手榴弹而显得沉甸甸的军大衣，按照萨盖达奇内手指的方向，坐在一张高背破圈椅里。

　　“请吧，你来有何贵干，伊凡·尼古拉耶维奇？”萨盖达奇内问道。“你这一次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

　　“您为什么这么想？”

　　萨盖达奇内鼻子里哼了一声，便用“卡秋莎”来点烟卷……在这幢房子里，看到用士兵常用的打火石和火绒做的土打火机，真有点儿不可思议。

　　他总算点着了自制的细烟卷，抬起尖尖的下巴，悠然地吐出一个烟圈，使人觉得，他吸的不是农村那种蹩脚透顶的马合烟，而是“黑塞哥维那”那种名牌烟。

　　我喜欢萨盖达奇内。当然，我们两个人属于两个阶级。老头子属于我从小学起就横加鄙视的“遗老”之列。不过我常到他家里去借书看，我们还是交上了朋友。方圆多少里地之内，只有萨盖达奇内家里有藏书。一般的农家只是偶然才可能发现一本好书，因为所有的书都让他们卷了烟卷或者当柴烧了……

　　当时我肚子痛得难受，加上休假期间闲得无聊，便一瘸一拐地来到了梨庄，萨盖达奇内第一次给了我一本他喜欢的作家列那尔①的作品。依我看，他是用这位作家来考察我。还好，我爱上了列那尔，因为他目光准确，观察细致，他能看出草怎样生长，秋天的落叶怎样在小径上随风飞跑。看来，这位法国人本来是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侦察员的。我对列那尔称赞了一番，从此我们两人的友谊就开始了。萨盖达奇内是个饱学之士，可是跟我说话却是平等相待，我喜欢他的正是这一点。“我这样年龄的人非常乐意，甚至必须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投射到容易接受的空白银幕上去，”萨盖达奇内说。

　　【注 ①：法国作家（1864—1910）】

　　可是，我感到我们今天的会见会变得南辕北辙。

　　我往萨盖达奇内背后那张照片瞅了一眼。照片上是一个漂亮的年青妇女，头戴一顶资产阶级款式的草帽。他萨盖达奇内早已是老头子了，头顶光秃秃的，可她在照片上仍旧笑盈盈的，永葆青春。

　　“你知道，我一直喜欢你身上的哪一点呢？”萨盖达奇内问道。“不因循旧习的精神。我嘛，已是个戴夹鼻眼睛的人了。对你们这一代人来说，我是个古怪的，甚至是可疑的人物。你说是吗？然而你却并不以貌取人，你想窥探内心世界。原则上说，这是研究人员的特点。所以我才想：这是个值得注意的农村子弟！他那弯弯曲曲的大脑纹络里，目前还只充满着最基本的知识。可是这些纹络毕竟已经是弯曲的，而不象不少人那样是笔直的。也许，这个小伙子将来会有出息，可是现在你工作了，你成了秩序的卫士，你选择的道路并不太理想……遗憾呐！”

　　“没有什么遗憾的！”我生气了。“应该如此嘛。”

　　“应该，”萨盖达奇内冷冷地一笑。“多么漂亮的字眼儿。”

　　他小心地抽了口烟，生怕用力一吸，会把那支细细的烟烧完。

　　“善于利用余暇，发奋攻读有用之学，勿漫无目的地彷徨，勿急于做卑贱工作的奴隶。”

　　“这是谁说的，列那尔？”我问。

　　“马克·奥理略①，”他答道。“你应该仔细体会这句话。”

　　【注 ①：马克·奥理略·安东（121——180）公元161——180年间为罗马皇帝，为斯多噶派最后的一位大哲学家。】

　　“眼下没功夫，”我说道。

　　“好吧……”他长叹一声。“你就工作吧，好好干。不过这样你将永远是个一知半解的知识分子——这个时代的典型产物。这很可怕。宁可认为自己一无所知，也不要以为自己知之甚多。一知半解，会闹出种种笑话。”他冷冷地一笑。“会把巴巴罗萨搞成巴比罗萨，可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因为巴巴罗萨是个皇帝，而巴比罗萨是苏拉威西岛上的猪……十年制学校让你总算跳出了农村，也许，你真的以为这就完全够用了。好吧……”

　　他把烟头扔在发铜绿的铜莲花中，烟头比小口径手枪的子弹还要小。

　　“你说说这次来的目的吧！”

　　我暗自思忖：在我来此地之前，有多少人坐在这把圈椅里，向萨盖达奇内倾吐心里话。他们来到这里象来到中立国一样，聆听这位超脱七情六欲、摆脱私心杂念的人的意见。据说，战前区苏维埃主席严厉的本图赫也到此地登门拜访……

　　村里人说，萨盖达奇内是内战结束后不久，就来到我们这个穷乡僻壤的。他雇了好多辆大牛车拉着书和家当来到了这里。在这以前，他住在一个人烟比较稠密的地方，大概是克罗列弗茨，当纠纷调解人……有人给我解释说，纠纷调解人在从前是专门调解不必上法庭打官司的各种土地纠纷的。

　　萨盖达奇内在克罗列弗茨的那幢小房在内战时期烧毁了，而他那年青的妻子，一个出身于旧时名门的闺秀，没有经受住饥饿和伤寒的折腾。所以他才迁到我们这多林的地区，来寻找清静的、与世隔绝的生活。他把梨庄看作一座孤岛，在那儿安了家。

　　我们波列西耶人打心眼里喜欢萨盖达奇内，他们纷纷上这位调解人家里请他出主意，请他判断是非，解答疑难问题。比如弄清某个干部给邻居多丈量百分之四沙绳①菜地是否合法啦，请他写张状纸啦，想知道邱吉尔是何许人，是不是因为他是威廉皇帝的私生子所以才不肯开辟第二战场啦，他们碰到这类问题都来找萨盖达奇内。他们还为写状纸，写申请书，出的主意规定了价格，按价付给他实物——脂油、鸡蛋，面粉。萨盖达奇内自己从不要求任何报酬，可庄稼人心里有本账。他们知道，他也要过生活嘛。

　　【注 ①：等于2．13米。】

　　他们依然按照旧的称呼，叫萨盖达奇内调解人，这有点儿象农村里的绰号。萨盖达奇内逐渐赢得了德高望重的声誉。他那隐士生活和中肯、冷静的建议很吸引人，而主要的是他善于倾听人家的话。也许有人会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坐下来，竖起耳朵听，不是就得了吗？但是不管什么人，他马上能觉察得出，你是不是在听。这儿问题不在于竖耳朵，而在于全神贯注，设身处地去体会人家的生活。你应该热爱并尊敬一个人，然而你并不是事事处处都想热爱并尊敬他呀。

　　区里几次邀请萨盖达奇内出来做事，但他都拒绝了。他宁愿过这种隐居生活，安享德高望重、公正无私的法官的美名。每次邀请不成，他就遭逮捕审查，这当然是他那剃得精光的脑袋和那付夹鼻眼镜起了作用。他这副仪容，在我们这一带太稀奇了。萨盖达奇内每次被押走时，坐的是大车；可是放回来时，却得步行，人瘦得不成样子。后来区委会突然作出一项决定，准许萨盖达奇内公民饲养一匹马供自己使用，自此，这样的折磨才算告终。

　　萨盖达奇内谈到自己时说，他是个经得起考验的人①。我曾经这样想，一个经得住考验的人在遭受拷打时，要能挺立不动，要是个体魄坚强的人。在体格方面，萨盖达奇内不符合这个要求，然而在精神上倒是久经考验的。

　　【注 ①：萨盖达奇内信奉斯多噶学派。斯多噶学派的主要精神是坚忍不拔。这里原文的斯多噶学派是一语双关，这里为了译文连贯，采用了转义。】

　　传说，什托普富农匪帮在树林里为非作歹时，它的头子亲自登门请萨盖达奇内出山担任要职，担任类似思想意识的头头的职位。萨盖达奇内拒绝了，他们揍了他一顿，揍得可不轻。这一次他在体力方面也表现出自己是个经得住考验的人：他活了下来。接着，某些想“越过海洋”扩张势力的皮尔苏茨基的暗中支持者，请这位前纠纷调解人去地主统治下的波兰，领导某个运动。萨盖达奇内再一次表现出他是个经得住考验的人。最后，有人向德国占领区的省长郭霍密报，说萨盖达奇内是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似乎还吃过苏维埃政权很多苦头。于是一辆“海军上将”牌轿车在警察营的帮助下长途跋涉，驶过一条条泽间小径和涉过了一道道浅滩，来到了梨庄。省长的特使跟萨盖达奇内用德语谈话，请老人出山担任要职。当“海军上将”离开之后，伪警察把萨盖达奇内打了个半死。他再一次表现出他是个经受得住考验的人。

　　同郭霍打交道之后，萨盖达奇内的美名传遍了整个波列西耶地区，人人知道他是个殉教者，是个不可收买、公正无私的铮铮硬汉。

　　调解人同他的玛莉娜·季洪诺芙娜就是这样在梨庄生活的。不少人都记得，玛莉娜·季洪诺芙娜想当年是人称美人儿的玛鲁霞。她嫁给萨盖达奇内的那年，只有十九岁，而萨盖达奇内已经快五十了。有人说，她嫁给他的目的，是想等丈夫死后捞一笔数不清的遗产。当时，谣传纷纷，说萨盖达奇内在什么地方有个宝库，祖传的珍宝都藏在那里。

　　可是玛鲁霞打错了算盘。身子单簿的萨盖达奇内压根儿还没有想到死呢。他也没有宝库，书籍和小玩意儿就是这位调解人的全部宝藏。玛鲁霞踉丈夫在一起也渐渐变老了，失掉了青春和美貌，温顺地料理着家务。

第十六节

　　我把一切情况源源本本地对萨盖达奇内说了。从打死一只狍子开始，讲到了什捷勃列诺克和对某些情况只字不吐的马利亚斯两口子，谈到了我用枪逼着说话的谢麦连科夫和一直裹着黑披巾的安东妮娜，介绍了当过兽医士、喜欢用有弹性的电缆绞死人的火烧鬼和那个“知道自己身价”的瓦尔娃拉。

　　我把从领到枪号1624968的马枪那天开始发生的一桩桩事件，一五一十地向萨盖达奇内述说。老人聚精会神地听着，很少吸噙在嘴上的第二根细烟卷，而我的两眼却现出惴惴不安的神色，我一会儿看看那尊盘腿而坐的菩萨，它遮住了印有长长法文书名的书脊。一会儿瞧瞧三折圣母神象那双忧郁的眼睛；一会儿端详头戴荆冠的波兰天主教耶稣的泥塑像，荆冠上的荆棘一根根象刺刀那样直竖着；一会儿望望角落里那尊木头偶象，他那模糊的脸上有一道很深的裂纹，大概是什么雨神或者雷神吧。最后我的目光落到了太阳神拉的木刻上，一股厌恶之情顿时涌上心头，因为它很象法西斯徽章上的那只鹰。为什么这儿有这么多神仙呢？它们仿佛是从天上降落到梨庄来开什么会议似的。这使我感到茫然，莫名其妙，因此说起话来结结巴巴的。

　　我问萨盖达奇内，在这种情况下我究竟应该怎么办。土匪就在附近，人们都怕他们，还有人给土匪送吃的，好生款待他们，而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到哪儿去找线索才能逮住火烧鬼？通过谁，采取什么措施？我老老实实地承认我无能为力。

　　“情况不妙，”萨盖达奇内开了腔。

　　“是不妙呀，”我表示同意。

　　“所以你想要我站在你这一方，也就是站在双方中的一方。请原谅我这种修辞上的重复。”

　　“没什么，”我说。我完全忘了，什么叫修辞学上的重复，可是只要他答应站在我这一方，不管他说什么，我都准备原谅他。

　　“从这一时刻起，我就不再是萨盖达奇内，而是当局的忠实助手了。”

　　“是这样，”我说，我已明白他的倾向性了。

　　“你错了，”他说道。“看来，你不懂我到梨庄来的用意。我想获得自由！我想不偏不倚！不知为什么有些人不大喜欢我的自由，老是想剥夺它。对我威逼利诱，奉承讨好，甚至……唉……感化开导，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服得了我。拒绝某些人是很容易的，可拒绝另一些人就难了。拒绝你，就很难。”

　　“我只请您帮我出出主意。”

　　“丧失中立立场总是从小处开始……亲爱的伊凡·尼古拉耶维奇……你以为，我对他们，你说的土匪有好感？可县……你年青，你觉得再也没有比猫更厉害的野兽了①。可是古往今来，我晓得的土匪还不是这样的呐！他们杀的人不是几千个，而是几万个，几百万个……你也不必怀疑，这样的罪犯就是有！唉，我怎么啦，到了晚年，还要为那个跳梁小丑火烧鬼而改变我的全部生活？他是蚊子，是苍蝇！”

　　【注 ①：语出克雷洛夫（1769—1844）于1816年创作的寓言《小老鼠和大老鼠》。】

　　“您这话太复杂、太笼统，”我说。“我面临的是看得见的活土匪。我应该怎么办呢？”

　　“嗯，”老人沉吟地说。“我识烈马，……请你，伊凡·尼古拉耶维奇，不必动员我参加了！在这以前，我的生活一直很好！我已经是体衰、年迈的老人了，我没有你那种精力……和信仰。你信奉一个神，而我信奉许多神，又不信奉任何神。你刚才端详的这些神是互相对立的，可是他们在我家里坐到一起来了。我不想信奉其中任何神。依我之见，所有这些神又好，又坏。人们信奉这些善良的神，但却干出这么多的坏事！……跟火烧鬼勾结的那些人，说起来也有自己信奉的神。他们决不认为自己是土匪。”

　　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的神使我茫然。因为一个神对某些人来说是一种象征，主要的思想信仰，可能是生活的真谛。可是，在这儿，在这些相互对立的思想中间，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什么人，都不可能感到自己有信心。一切都变得模棱两可，含糊不清，而不久以前就觉得是唯一重要的东西，刹那间仿佛轻如鸿毛了：你跨进门槛时，怀着虔诚的感情，可是这种感情顷刻之间化成了嵌着玻璃珠眼睛的偶象了。

　　“哎，你应该去上大学：”老人开了腔。“你算了吧，仗打得够多了……你要珍惜自己啊！”

　　“他跟瓦尔娃拉完全是两种人，可是看法倒是一模一样，”我暗自思量。“只不过瓦尔娃拉是从‘地面上’看问题，而萨盖达奇内却是从克利什纳①和宙斯的高度，从各路神仙的高度看问题的。这一切怎么对他解释呢？”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铁路吗？”萨盖达奇内发问了。”因为那里写着‘车厢内装有强制通风设备’。‘强制’两个字儿总会引起我的颤抖。人们都想强制对方做什么事。一切都是从小处开始的……”

　　他冷冷地一笑，不想在最后再添上一句严辞拒绝的话。他两片嘴唇拉成了两条线，夹鼻眼镜两块小玻璃镜片的旁边聚起不少细细的皱纹。我明白了，通过我们俩人过去的几次长谈，我对这个人、这个长着南瓜脑袋的怪老头产生了感情。所以此刻我感受的，并不是因为此行又一无所获而引起的失望，而是一种痛心，仿佛是知心朋友的背叛而引起的痛心。唉，杜鲍夫啊，我还能遇上象你这样的人吗？

　　“你知道，马克·奥理略有句名言，他说：‘一个人无论在何处，均无在自己心灵中安静、无忧……’”萨盖达奇内说。“你就别来扰乱我的心灵，让我的心灵安静一点吧！”

　　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请求，甚至是祈求。他怕我纠缠不休。“算了，”我暗自思忖。“我们自己来对付吧，有什么法子……老头儿显然了解一些情况，乡亲们多少也了解一些情况，可是都不肯吐真情。有些人因为怕事，而另一些人，因为想坚持自己的原则。”

　　“不要花那么多力气去改造世界吧，伊凡·尼古拉耶维奇，”萨盖达奇内叹了口气。他那付夹鼻眼镜上的两块小镜片象两块冰块那样放着寒光。“补好这里，那里又破了。那些打算彻底改造世界的人们，是想为人民大众做好事……可是医院里没有药，同城里的联系中断了。火车停驶了。我没有能及时把她送到医院。为什么要让她受到报应呢？为什么？啊？”

　　他没有回过头去，只是直楞楞地望着我，可是我看到了他背后那张发了黄的照片。她那年有多大？二十岁？当时戴的草帽的边有多宽呀！

　　“我要告辞了，”我说。

　　“多加小心，”萨盖达奇内说。“这一带很危险。”

　　我拎起机枪，往窗外扫了一眼，街上空荡荡的。可是在出门到院子里去之前，我板开枪机，上了保险。杜鲍夫教我们说：“对侦察员来说，最主要的是要学会进出房屋……”

　　我砰地拉开房门，平端着那挺沉甸甸的ＭG，一步蹿到台阶上。

　　玛莉娜·季洪诺芙娜放下　杆，对我看了一眼、又对机枪枪筒看了一眼，然后又捣了起来。

　　我把机枪藏在马披下面，给小天鹅戴上嚼子，它还在嚼最后一把干草呢。萨盖达奇内走上了台阶。

　　“土匪可能会探听到我上您这儿来过，”我说。“那您就说，我是来调查情况的，您什么也没有说。事实上也是这样……只要他们相信就行了！”

　　萨盖达奇内晒然一笑。他象从树枝上捉靖蜒似的，摘下了夹鼻眼镜，用干瘪尖瘦的手指在鼻梁两侧的小红窝窝里揉了几下。

　　“他们会相信的，”他说。“我在梨庄二十五年，还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谎，这是人所共知的，连土匪也晓得。你不必为我担心。”

　　他跟在大车旁边，一直把我送到村边那幢窗子打着交叉木条条的木房旁边。我知道，萨盖达奇内从来还没有把客人送到村口过。

　　“一路保重，凡尼亚，”他同我告别时说。“我们是忘年之交。我想给你写封信，你到基辅去见京斯基教授。我同他讨论过他那本古代史的序言，我们常有书信往来。你可以去读历史。真的，你大有前途，一定会成为学者。摆脱这些危险的无谓空忙吧！”

　　“如若我就这样东奔西跑地无谓瞎忙，到头来，一定要被土匪干掉，”我心想。“历史这门科学就会后继无人，那就没有新的成果来丰富历史学了。”

　　我把机枪摆摆好，使它可以转动自如，可以往任何一个方向扫射。我又摸了摸衣袋里的两颗手榴弹。远处，在荒芜的田地和蓝天相接的地方，有一片野苹果树林。过了那里已经是树林……

　　我赶着大车快驶近那片野苹果林的时侯，还看得见那个在九月阳光下闪亮的脑袋，夹鼻眼镜也在发光。绝对不能带着萨盖达奇内去执行侦察任务呀。这两样闪光的东西，在一俄里半之外就会暴露目标的。

　　“驾！驾！”在我的大车已经驶过苹果林，梨庄已经消失不见的时候，我对小天鹅吆喝了两声。“够啦，不能再这样没完没了地闲扯啦！”

第十七节

　　无怪大家都说小天鹅这匹母马有股子傻劲儿。它拉起车，拼命跑，象大炮似的戳在车后的“尾巴”尖儿下面，腾起了一股股尘土。我一只手抓住大车边上的木杆，另一只勒住缰绳，同时又要按住在于草上不断跳动的机枪。

　　“驾，驾！”我大声吆喝道。

　　从萨盖达奇内那所幽静的小屋里出来之后，同那些安详的、在梨庄和平共处的各路神仙作过无言的交谈之后，在我大失所望之后，我的心里充满了尽快行动、大干一场的渴望，小天鹅似乎理解这一点。

　　那披着五颜六色伪装的白桦林，那红彤彤的松树林，那象浪花一般的紫石楠花——全都从左右摇晃的车轮旁边哗哗地飞速掠过。快，战马，加油！我身边有挺Ｍ　Γ，Ｍ　的一侧安着一个厚得象小桶似的圆盘，军大衣的衣袋里塞着两枚手榴弹。让他们出来面对面地干吧，让他们来吧！到那时一切就都解决了，决不会再留下搞不清的问题。打，就打吧！一个人不论在什么地方也没有象在自己心灵那样感到安静。这完全可能！然而在心灵里毕竟不能象在掩蔽部里那样藏身吧？不对，有一种最高级的安静，这就是那种战斗中吉凶未卜充满劈劈啪啪，轰隆轰隆枪炮声的安静。那时一切都明确、一切都清楚：只有敌人和你，再没有别的。老人们是不是理解这种安静呢？

　　“驾，驾。小天鹅！加油！”马儿绷足了劲，一付笨头笨脑的样子，但却麻利地腾起四蹄飞跑着。我很快俯下身去，把机枪摆摆好，可是抬头一看，只见前方有个人。他独自　　着，仿佛陷入了沉思，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我看见他背上背着个口袋。这是什么，用活人作街垒？我可不能往索不相识的人的背后开枪呀！我不得不勒住马。停下来……也许他们设下了圈套吧？

　　小天鹅快赶上他了。

　　“哎——哎！”我朝行人大声吼叫着。“哎，你！回头看看！笨蛋！”

　　原来，我跟谢拉菲玛姥姥学会了不少本事。我对这个沿着车辙慢吞吞走路的汉子破口大骂，他的自尊心受到这样侮辱肯定会跳起来，可是这一招儿没起一点儿作用。

　　在离这个人三步远的地方，小天鹅停了下来。它不想撞倒他。我这才松了口气，松开了死死抓住Ｍ　枪柄的那只手。口袋上方露出一顶眼熟的士兵破皮帽和一头象乱麻似的浓密头发。

　　“格纳特！”我惊叫了一声。“咱俩真是冤家路窄呀！”

　　他转过身，一看是我，便嘿嘿嘿地笑了起来。他唱道：“他们结婚上教堂，美酒喝不光，洞房一夜宿，生活喜洋洋。”

　　“坐上来吧！”我对他说。“路上够你唱的。不过，等一等！”

　　我检查了他的口袋，掏出两枚炮弹，把它们搬到一边。遗憾的是，我没有引爆的东西，否则让它们炸响，给格纳特听听，他那些个用钢链条锁着的猪崽有多么响亮的歌喉呀。

　　“驾！”

　　我把机枪搁在格纳特的膝盖上，叫他乖乖地坐好；自己站起身，拉了拉缰绳。小天鹅一扬头，猛地向前驰去。但就在这当儿，不知怎地它又惊悸地竖起了耳朵。它拉着车子稍稍靠边走着，斜睨着眼睛，打着响鼻。我眼睛往右一扫，就看到了他们。

　　他们一共四个，都站在赤杨树丛里，只有四张脸，在树荫里显得白糊糊的。有一个人穿着一件黄皮夹克。一看见这件皮夹克，我头脑里突然掠过一个模糊的回忆，还没有来得及细想，它又立即消失了：眼下顾不上回忆啊。

　　机枪仍旧在格纳特的膝盖上，可是痴子己经把他那只沉重的口袋压在了上面。话又说回来，我反正已经来不及端起机枪瞄准了。那四个人的自动枪大概都准备停当了。因为有树叶遮着，我看不见他们的家伙，但是枪口无疑是对准我这个方向的。现在距站在赤杨丛里的那四个人，只有五十来公尺。他们站在那儿，好象在等待什么。等什么呢？

　　“驾，小天鹅！”我尽量用镇静的声音吆喝了一声，又拉了拉缰绳。四个白糊糊的影子在赤扬树丛里一闪一闪，慢慢地往后飘去。此刻格纳特的身子遮住了我。“如果他们现在开枪，准会先把他撂倒，”我心里估摸着。看来，真是在数难逃，我头脑里闪过一个主意：我趴在大年上，这样，躲在格纳特宽阔的背后，就象躲在街垒上的沙袋后面一样，那开起枪来方便多了。我还来得及抽出Ｍ　，在这样的距离之内，可以把他们四个人全撂倒或者打伤。不错，来得及，这是事实。而且他们也拿我没办法，有格纳特给我作挡枪牌呢……

　　可是我依然站在大车上，格纳特嘻嘻地笑着，嘴里哼着小曲。我觉得仿佛有人在我的背上挂了一只画着一个很大很大黑圈的十环的靶子。还有五公尺，还有……好了，到了这里他们不能开枪了。晚了，在这样的距离内，自动枪已经打不中目标了。

　　呸，见鬼！我终于在大车的木杆上坐了下来。

　　“她迈开双脚上果园。搞个甜梨尝尝鲜。”格纳特唱道。

　　“你真福星高照，”我说道。“德国人在的时候，你没碰破一点皮，背了炮弹又没出事儿，现在又……鬼东西。我本来可以撂倒他们的，格纳特！嘿，你这只沙袋！”

　　“嘿，嘿，嘿，嘿！”他纵声大笑起来。

　　我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在经历了这场虚惊之后，一种想同他攀谈、同他亲热的感情一下子涌上了心头。

　　“哎，格纳特，咱们活下来了吧？他们狗熊了吧，啊？他们狗熊了！嘿，你，真是只沙袋！”

　　他龇着稀疏的大牙，笑了起来。

　　我掏出面包、一头蒜和一块脂油。

　　“吃！”我掰下一块面包头，递给格纳特说。

　　但是格纳特摇了摇脑袋。他对脂油连看也没看，他吃饱了……

　　“她的日子蜜蜜甜，这个妞儿真能干，”他扯开嗓门唱了起来。

　　“喂，吃吧！”我说。“你怎么，林子里有人把你喂饱了？还是吃过了树根？”

　　“嘿，嘿，嘿！”格纳特又一阵大笑。

　　“鬼痴子！吃呀！”

　　他懒洋洋地拿了半块面包头。

　　“这个妞儿真能干！”格纳特的嘴里塞满面包，哼哼唧唧地唱完了这段副歌，接着象有裂缝的唱片一样又重复了一遍：“这个妞儿真能干！”

　　“他们干吗不开枪？”我问格纳特。“他们干吗光是戳在树丛里呢？为啥不出来跟咱们干呢……他们可以不费事地把咱们摆平在大车上，然后打发小天鹅把咱们拖回村……”

　　“嘿，嘿！”格纳特答道。“他们结婚上教堂……”

　　他的思想顺着我所不知道的轨道，顺着这条村间土路、远离土匪的轨道流动着。他是嘴巴塞着面包在唱歌。在这个饥饿的，满目疮疾的世界上，他是个能够填饱肚子的幸运儿。而我怎么也吃不饱。我体内被弹片打伤的神经，大概还在微微地颤抖着。我大口大口地象咬鱼饵那样贪婪地咬着黑麦面包，给那些神经加料。

　　过了种上白菜的种子田，格卢哈雷村就遥遥在望了。陶器厂冒着滚滚的浓烟，它那两根大烟囱挡住了血红的残阳。整个小村，跟在自己的拖船后面，在满天晚霞的西方缓缓移动。一拢拢灰蓝色菜畦，犹如波涛起伏的大海，点缀得这幅图景更加绚丽。我仿佛是个从天涯海角跋山涉水归来的游子，心里激动万分。

　　有个人影穿过前面那片只剩下茬子的玉米田，飞快地朝我跑过来。起先我觉得这个人挺可笑，他在高低不平的田里跌跌撞撞，一蹦一跳的。不一会儿，我认出他是波佩连科。我这位“小鹰队”里的战友，手里提着马枪。我不由大吃一惊。手里提着枪奔跑，只有两种原因：不是撤退，就是进攻。波佩连科没有必要进攻这辆大车，这就是说他在逃命。我断定，格卢哈雷村遭到第二组土匪的袭击了，碰上好日子了……

　　“哎，出什么事了？”我冲着波佩连科喊了一声。

　　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我想到梨庄去，”他终于缓过气来说，“去找您，卡佩柳赫同志！”

　　“究竟出了什么事？”

　　“哎哟，出了大事啦！”波佩连科愁眉不展地说。“准得挨上级剋了！想不到呀，想不到，偏偏就出在格卢哈雷村口外面。大路这么长，咋不出在别的村子外面啊！”

　　悬在心头的一块石块放下来了，村里没来土匪。村里真来土匪，我这位部下是不会想到上级的。躲避子弹，逃命要紧，上级剋不剋，又算得了什么。

　　“波佩连科！”我大喝一声。“嘴里面疙瘩吐出来！”

　　“嘴里没有面疙瘩呀！”“小鹰”大吃一惊。

　　“那就用清楚明确的语言报告情况。”

　　“有匹马跑到格卢哈雷村里来了，”波佩连科说。“拉了一辆轻便马车。马车里躺着阿勃罗西莫夫同志。他被杀害了，血糊糊的，已经不成样子了。是土匪、坏蛋干的，何苦呢……偏要拖到咱们村里……”

　　“哪一个阿勃罗西莫夫？”我问道。

　　“就是想带计划来的那位首长。关于剿匪计划，可是他身上没有计划呀！现在该咋办，啊？”

　　他话音刚落，我脑子里立即浮现出阿勃罗西莫夫的形象。他那翻在外面的雪白的领子，衬着棉衬肩的上装，右肩上有一块被步枪皮带磨出白印子的黄皮夹克。这是怎么回事？……“血糊糊的，不成样子”。他还是个完全不懂事的孩子呀！

　　“坐上来！”我对波佩连科嚷了一声，他象一束干草似地翻过木杆掉进车里。“驾，小天鹅！”

　　阿勃罗西莫夫！那个穿着父亲皮夹克的娃娃……这就是土匪出现在米什科尔齐大道上的原因啊。他们从奥任公路径直拐下来，穿过树林，来到大道上。他们打了阿勃罗西莫夫的埋伏，干完了，便穿过米什科尔齐大道回防区去。唉，如果我当时认出赤杨树林里闪过的那件黄皮夹克是谁的，我还是会端起Ｍ　的！我在大车上被颠得左摆右晃，格纳特却嘿嘿地笑着，他还以为我和波佩连科在赛马取乐呢。

第三章 第一节

　　我们飞也似地驶进格卢哈雷村，辘辘车声，震天价响。聚集在村中心、围在载着阿勃罗西莫夫尸体的那辆轻便马车旁边的一群人看见大车奔来，赶紧往两旁一闪，让出一条路。波佩连科急忙往后一仰身，猛扯住缰绳。总算还好，在这紧急关头，大车的险——“尾巴尖”咔嚓一声断了，半截插在地里，“后枕”连同两个轮子都飞了出去，大车的车身一下着了地，我们就在离轻便马车两公尺远的地方猛地煞住了车。

　　我向阿勃罗西莫夫扑过去。他的头向肩膀耷拉着，仿佛坐在马车的软座上瞌睡。我只看见他那有棱角的、剃得有点儿象博克式①的后脑勺。“咳，他为什么要坐这种区委专用的有弹簧的轻便马车呢？”我心里在思索；‘蛮好坐辆普通大车，说不定就闯过来了，因为老乡们经常赶着大车，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可是这辆马车，这辆马车和这件皮夹克一下子暴露了他的身份。”

　　【注 ①：头发往后梳，两鬓和后颈都剃净的发式。】

　　我绕到马车的另一边，稍微扳了扳阿勃罗西莫夫的脑袋。他那件有宽肩衬的上衣的外面，翻出一条白领子，领子上溅满了鲜血。阿勃罗西莫夫的额上有个很大的伤口，涌出的血已经凝结成褐色的血块了。开头，我以为这伤口是子弹穿过的弹孔，后来我才猜出他受伤的情况。

　　阿勃罗西莫夫的手已经冷了，冰冷了，手掌上有一道暗红色的口子。我回过头去看了看围在四周的乡亲。妇女们的脸上现出通常在这种场合总会现出的那种无声　泣的表情：让人感到，只要一句话，一句怜悯的话，她们立刻就会号陶大哭起来。可是，大伙儿谁也没出声，男人们皱着眉头，阴沉地望着。

　　我强迫自己对阿勃罗西莫夫那只有道血口子的手掌看

　　一眼。是啊，这就是说，他们在他额上用刀子划五角星的时候，他还没有断气。他挣扎着要抓住那把芬兰短刀。他们在干这种勾当时是狂笑不止呢，还是一声不响？这些畜牲！刽子手！法西斯分子和法西斯的狗腿子……他们穿过伪警察的制服，他们在纳粹地区党部头头、区分部委员和城防司令面前只会拍马、溜须……现在他们突然侈谈“自由的乌克兰”！没有哪一个刽子手会自称是刽子手或是暴徒啊！他总想扛出一面大旗来，这面大旗可以为他的行径打掩护。他声称，在这面旗帜之下，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情有可原的。现在他们自封为民族主义者，自封为争取“独立”、“自由”的斗士。可是就本质来说，他们是刑事犯、强盗、暴徒。这就是民族主义！这就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民族主义！

　　“手枪放在马车里了，”格卢姆斯基说。

　　他把图托手枪递给了我。他的嘴唇在哆嗦，露出了他那四颗朝外突出的大犬牙。

　　“他多大了？”他问道。“十六岁？”

　　这么看来，手枪是他们故意留下来的，想显示一下，这种老式图托枪他们不稀罕。他们的意思是说：拿去打吧，枪口蛮清爽，没有硝烟味。我从枪柄里取出了梭子，里面满满一梭黄澄澄的子弹。阿勃罗西莫夫一枪也没来得及打响。大概，他们是冷不丁窜出来的。这些家伙在林子里拦路抢劫惯了，动作该有多麻俐呀！也许，他没能下决心开枪吧，因为他们的面孔也同一般人一模一样，……要不，是干脆吓呆了，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我第一次参加战斗的时候，当我看见法西斯分子——那些真正的，有眼有鼻子的法西斯分子——敞开制服，张大嘴巴，牙齿上沾满发亮的口水星子，发狂似地扑上来的时候，我也吓呆了。幸亏我身边有同志们，他们伸出了援助的手，帮了我的忙。可是这个孩子在一生最危难的时刻，竟是孤单单一个人哪。

　　此时此刻，我才明白阿勃罗西莫夫要带着“协助剿匪计划”和“总结好的经验”闯到格卢哈雷村来的原因了——他硬是要来同我交朋友啊I

　　我当时怎么没有能一下子猜透他的心思呢？在他看来，我比古潘和那个大尉要容易接近得多。因为古潘已经年近五十了，而那个大尉整天一声不响，眼睛老是熬得通红，同任何人打交道，总有点矜持，似乎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我同阿勃罗西莫夫是同代人。我比他不过大四岁，倒已经打过仗了，而且我的履历表里已经记上了各级战功和得到的各种奖章，还当过侦察员……所以阿勃罗西莫夫才挖空心思，想出这份“协助剿匪计划”和格卢哈雷村之行。他只有降低身分下基层，才有资格跟我交朋反啊。我真是马大哈，什么也没看透！我对他太欠考虑了，摆老资格，瞧他不起。我是马大哈，哎，真是马大哈！我应该回答他：“别来，没必要，还是我自己来好……”可我说了些什么呢？好象是“请吧”诸如此类的话。他准是生气了，所以要露一手让我瞧，证明我这么瞧不起他是没有道理的。

　　“计划呢？计划啥地方也找不到！”波佩连科说。“给他们抢去了。咋办，啊？”

　　他非常担心，我们的战略秘密现在都给土匪知道了。阿勃罗西莫夫知道什么秘密呢？

　　大伙儿一声不吭地望着这辆轻便马车，好象在等待着什么。如若阿勃罗西莫夫是当地人，娘儿们早就扯开嗓门号陶哭起来。可是他是区中心来的，而且坐着首长乘的那种有弹簧的轻便马车，这使他跟格卢哈雷村的居民疏远了。

　　人群中间晃动着一片女人的灰色和黑色头巾，几个男人杂在里面，一点也不显眼。只有七十高龄的戈列努赫孪生兄弟那两个白发苍苍的脑袋，在这片黑灰色的头巾中象两枝蜡烛一样闪着亮光。真怪，他们两人同时降到人间，又一起活到风烛残年，活到咱们这个时代……

　　我胸中不知为什么对这些一声不吭的格卢哈雷村居民突然升起了一股怒火。

　　“喂，为啥瞪着眼珠子瞧热闹？”我大声嚷道。“土匪干的这种事，你们看见了吗？他们，这些狗土匪，杀人放火，可我们大伙儿都不敢作声……他不过十六岁，妈妈是教师！妹妹还小……他是为你们来的，来替你们打土匪……虽然还是个孩子，可是他不怕！”

　　谢拉菲玛姥姥第一个呜咽了。这象一根火柴扔进了火药堆，妇女们顿时都哇地哭了起来，可男人们只是更紧地咬着嘴唇，微微地垂下了脑袋。我象被人卡住了脖子，憋得透不过气，眼珠子都突了出来。妇女们一边大哭，一边唱那老一套的哀歌：“哎，你，上帝啊上帝，他撇下老娘走了，他把老娘撇给谁呢！老娘现在忙合给儿子送葬……眼下只有小柳树永远陪伴他了，为他悲伤……”我想起了那个瘦瘦的当教师的母亲。她大概哭不出声来了，僵住不动就是了。

　　“你这么着，波佩连科，”我对自己的部下说。“立即通知古潘，通知区里。”

　　波佩连科鼻子里哼了一声，回头一看，他家族的全体成员组成了人群的坚强的核心：从六岁的米什卡到鼻涕虫瓦西卡——就是那个拥有一挺没有瞄准器的迫击炮筒的主人，全都在场了。“小鹰”搔了播后脑勺。

　　“今儿个区合作社的雅茨科回区里去，”他说。“可以请他捎个信吗？”

　　“可以……”

　　波佩连科瞅了下阿勃罗西莫夫那血迹模糊的额头，松了口气。

　　“抬走吧？”我问格卢姆斯基。

　　他默默地点了一下头。我们从马车上抬下阿勃罗西莫夫的遗体，往我家里走去。血已经不流了，在上衣的弹孔周围，我发现焦黑的斑点。看得出，他们是用“什梅塞尔”，紧挨着打的，硝烟灼焦了上衣。这一枪是他们最后找补的，在他奄奄一息的时侯，他们大发了“慈悲”……

　　“格卢姆斯基！”我们把阿勃罗西莫夫的遗体放在院子里夯实的地面上后，我开了腔。“你肯同我们一起上防区去打土匪吗？”

　　他用他那只又黑又大的手掌擦了擦汗水涔涔的脑门，考虑了一会儿。因为他那付牙齿象斗犬一样咬口不齐

　　，所以一开口说话，突出的下巴总要做出一个旋转的动作。照常理，他可以叫我滚一边去：一来，他是集体农庄主席，二来防区又不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可是我心里明白，他现在看到自己面前躺着的，不是阿勃罗西莫夫，而是他的儿子塔拉斯。

　　“去，”格卢姆斯基说。“步枪，我完全在行。”

　　我还能带谁去呢？戈列努赫兄弟？马利亚斯？有残疾的谢麦连科夫？

　　我终于看见了谢麦连科夫，看见了他那长长的脑瓜儿。

　　安东妮娜站在父亲身旁，紧紧地依偎着他，拉着他的手，仿佛在安慰他。她盯着地上，披巾的边象帽檐那样垂在额头上，遮住了眼睛。谢麦连科夫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是啊，这里除了格卢姆斯基，没有一个人是我可以依靠的。我指的是男人。格卢哈雷村里厉害的婆娘倒有的是。拿瓦尔娃拉来说吧，她一个抵得上十个马利亚斯。她双手叉腰站在那儿，眼睛里一滴泪水都没有。她没有参加妇女们数数落落的大合唱。

　　剿匪的“协助计划”，我是一小时后在马车里找到的，阿勃罗西莫夫在临死之前把这张纸头塞在坐垫下面了。他不想让这份计划落到土匪手里。这张纸头上还留着红褐色的指印，鲜血在纸头上很快就变成了褐色。正如我所预料的，计划里面没有一点具体的指示。阿勃罗西莫夫在如何团结格卢哈雷村和周围几个村的青年方面，写下了自己的想法：积极开展教育工作，揭露民族主义者的危害性，最后“使土匪的脚下燃起熊熊大火”。在这张条子里还隐隐提到，应该武装共青团员。使人感兴趣的，他阿勃罗西莫夫身佩一把30式图托手枪，是不是认为自己已经武装起来了呢？我应该武装哪些人呢？武装姑娘和半大小子？阿勃罗西莫夫是个好青年，就是爱幻想。想当初，我在奥任的时候，就不喜欢他身上那股子过份的热情。没什么，他可以在生活里摔打摔打，生活会给他配上一付他需要的眼镜，会教会他量力而行。主要一点是，这样的小伙子，将来不会变成漠不关心的旁观者。

　　现在永远也没有人会知道，阿勃罗西莫夫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了。当然，妈妈对他抱着殷切的期望。阿勃罗西莫夫的母亲是个好人：安详，聪慧。我在他家吃晚饭时把糖精撒在桌上，可她脸上浮起了安慰的微笑。她多么和蔼可亲呀！也许有人会以为，这种糖精粉他们家地窖里有好几普特，其实，他们是因为来了客人，才拿出了装糖精粉的胶袋，通常他们自己喝茶放的是油腻的甜菜汁……

　　我坐在马车上，念着阿勃罗西莫夫的信，可他却躺在院子里，躺在干草褥子上。我不禁要问，为什么大家要尽可能在死者的遗体下面垫上些东西，说实在的，他们身下是硬是软，那不是都一样吗？大伙儿已经散了，连谢拉菲玛姥姥也走了。她在板棚举里蹾蹾摔摔，弄得砰嘭直响，用人间一切骂人字眼在大骂。在这个惊慌不安的村子里，生活又慢慢地恢复了常态。

　　“真见鬼，为什么要受这么多的苦，要操这么多的心呢？”我一面听着谢拉菲玛骂街，一面在思索。“有人给这个阿勃罗瓦莫夫包扎了脐带，揉了太阳穴，往耳朵里吹了气，把他接到这个世界上来；又有人动足了脑筋，给他取了个名字……在这个青年身上，也象在其他任何一个人的身上一样，倾注了多少心血，多少爱呀！现在大伙儿已经散了，各自去干各人的事了，逆来顺受了，实际上应该敲响地球上所有的钟，拉响所有工厂的汽笛呀！因为地球上没有比杀害半大孩子，杀害天真的、热情洋溢的、对人类充满热爱的半大孩子更野蛮、更不公平的事了。”

　　这时我觉得，有个人站在马车旁边，悄没声儿地站着，连呼吸也几乎感觉不到，山雀呼出的气大概也比这个人粗些。我回头一看，是安东妮娜·谢麦连科娃。她靠在马车上，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视着阿勃罗西莫夫，她的脸在粗布黑披巾的衬托下显得苍白极了。大伙儿都各自去干自己的事了，可是安东妮娜还留在这里，想着心事。我老半天也没有发觉她。此刻她发觉我在看她，也朝我扭过头来。她没有象平时那样藏起眼睛，没有象平时那样把披巾拉到脸上，这人的惨死，使她震动太大了。我们相对地望着，一点儿也没有感到窘迫，因为我们考虑的并不是自己，而是另一个人，而是那个躺在马车旁边，额头上被人用芬兰短刀划了个五角星的那个人。

　　我感到，我们两人的思想流到一起，合二为一了，好象是一道被网儿隔开，但仍往一处流的河水。我伸出手去，触到了她的手掌，触到了她那纤细的长手指。她的心情大概比我还沉重吧。她不肯相信他已经死了。她象个孩子，在盼望着出现奇迹：象做恶梦一样，顷刻间一切都变了样：额头上有伤口的半大孩子霍地站了起来，用手掌一抹脸，伤口立刻消失，斑斑血渍就象在倾盆大雨之下，全被冲洗干净。

　　从前，我怕看她，怕看她那块黑披巾。我老觉得有点害怕，有点难为情，所以总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可是这当儿，我们两人的手握在一起，我们相互靠近，我们两人想到一块儿去了。在这个空荡荡、踏得一塌胡涂的院子里，如果不算阿勃罗西莫夫的话，那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阿勃罗西莫夫到这儿是想来帮我忙的，他确实帮了我的忙。

　　“我要上那儿去，上林子里去，”我对安东妮娜说。“他们为非作歹的日子长不了了！”

　　她什么也没有说。也许确实如村里人所说的，她是个哑巴吧？不过我的话她是听到了。她摇摇脑袋，仿佛是要我别去冒危险，她的眼睛因为害怕睁得更圆了。我循着我们两人奇怪的、一致的思想的流向，探究下去，我突然明白了：她了解土匪的情况比我多，她了解，所以害怕。

　　她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恐怖并不是抽象的。她好象回忆起什么事情，才提出了警告。她能了解什么事情呢？她能在哪儿碰到他们呢？我的胸膛里有什么东西咯噔往下一沉，一沉到底，就象一颗迫击炮弹投进漆黑炮筒一样。我预感到事情不妙，心情很是紧张。她这个憨姑娘，是不是有一回到林子里去采野桔子或者黑莓果，意外撞上了那几个透过赤杨林，朝大道上窥探，在树影和光线交织的斑驳背景中闪动着扁脸的家伙呢？我一想林子中可能发生的事情，两手都哆嗦起来了。

　　但是她的手指，她那惯于捏泥巴和上釉底料的纤细而有力的手指，紧紧地攥住了我的手，让我的手不要哆嗦，叫我不要再去想象林子里野桔子丛生的空地上可能发生的事情。过了一会儿，她松开了我的手，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院子。她慢吞吞，神态严肃地迈着脚步。她是这样柔弱，简直无力自卫。她后佛不是士生土长的人，不是格卢哈雷村人。她那忧郁的神态，我看了不由动了怜爱的感情，我心痛得五脏六腑都兜底翻了个个儿。

　　“这也是人之常情啊，”我一边想，一边对刚才被她手指捏过的手掌瞥了一眼。“这也是人之常情啊！死神和鲜血就在你的身旁，你的前面，似乎是凶多吉少；可是，爱情却似突然发作的剧痛一样，不期而至。大概，这是因为战争压缩了我们的生活，

　　个小时等于一年，一年相当于一个世纪。爱情，如果是自己找上门来的，那种爱情是疾风骤雨，而不是一滴一滴地淌下来的涓涓细流。

　　你的爱情是从什么时候萌起的呢，安东妮娜，我的宝贝？

第二节

　　“随便什么防区我都不准你去，”古潘对我说。

　　我们大伙儿坐在我家那间热烘烘的厨房里，吃着煎鸡蛋，而阿勃罗西莫夫却躺在冰冷的前室。这顿饭有点儿象葬后宴。古潘和他的两位带自动枪的民警多喝了几杯，满脸通红通红。这位区分局局长拿起自制的铅汤匙，使劲地弯它。他已经折断两只了，可是谢拉菲玛姥姥没说一句怪他的话。是啊，管它呢，叫他弯吧，我们用德国佬的迫击炮弹箱铸出了成千上百个匙子……古潘是个身强力壮的汉子，连火钩子也折得断。他一来，房间就显得挤多了，仿佛搬进了一只保险柜。

　　“随便什么防区我都不准你去，”区分局局长又重复了一遍。“赔了阿勃罗西莫夫我已经够受了。这种自作主张逞英雄的行为不能再重演啦！”

　　“我不是一个人去，”我说。“格卢姆斯基和波佩连科陪我一块去。我们都有武器。”

　　“什么武器？”

　　“这种武器，您自己知道，应手的。等打完仗，我们全上缴。”

　　“我不准你去防区，”古潘又重复了一遍。“我的损失够大了！”

　　“好，那您就调拨给我十个‘小鹰’，”我开了腔。“五个也行。不过要有经验的。那儿土匪不多，我们能把他们一网打尽。”

　　“我知道那儿有多少，”古潘说。“十来个人，匪首是火烧鬼。你以为我们两眼一抹黑吗？每个土匪的情况都登记在卡片上了，放在应该放的地方。”

　　“那您为什么不把他们逮捕归案呢？还是贪图做卡片省事？”

　　古潘打了几个饱嗝，斜睨了我一眼。也许，我在他的眼里，就象阿勃罗西莫夫在我的眼里一样，是个闯劲有余，经验不足的小青年呢。

　　两位民警漠不关心地听着，其中一位在他那支什巴金式冲锋枪的转盘里剔什么东西。看样子，弹簧卡住了。“该给他几个梭子，”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他干吗要带着这么重的转盘呢？衣袋里放不下，靴筒里塞不进。”

　　“火烧鬼是个奇怪人物，”古潘仿佛是顺便说起似的。“鬼点子不少！给特务机关出主意，组织假游击队的就是他。他自己也是特务……不过他也参加过乌克兰起义军①。老弟，这个家伙是个惊弓之鸟。法西斯分子挺信任他，他们甚至叫他带领特务队护送装甲运兵车……就是运钞票的那两辆装甲运兵车……看来，他们是白信任他了。”

　　“什么钞票？”

　　【注 ①：民族主义者组织的武装匪帮。】

　　“我们的钞票，苏维埃的钞票，特务在防区有几个秘密仓库，有一个训练破坏分子的学校。钞票就藏在那儿，大概是用来作特务活动经费的，要不还作其他行动的经费。根据我们的情报，他们藏在仓库里的钞票不止百万。火烧鬼带着他的部下护送最后两辆装甲运兵车。我们的飞机把它们炸毁了。就在这一带，就在离格卢哈雷村不远的地方。可火烧鬼倒活了下来！”

　　古潘整个身子都朝我转了过来，把他身下的那张凳子压得吱吱嘎嘎地响。区分局局长的眼睛里闪出一道狡　的光芒。

　　“有情报说，他在那时脸受了烧伤。这个火烧鬼的绰号终于名符其实了……还有，有一次他同游击队交火，喉部受了伤，从此他的嗓子变得尖声尖气的。就凭这么一些特征，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从我们的眼皮子底下逃脱掉！不管他多么狡猾，他是跑不了的！所以，眼下你不必去冒这个险！明白吗？”

　　“您难道就不冒险？”我问。“两个保卫人员，这就安全了，是吗？转盘卡住了。区里连挺机枪也找不到？”

　　“别挑剔，”古潘说，“别强嘴。”

　　“我参加‘小鹰’，可不是死乞白赖强求的。既然您吸收我，就得让我战斗。”

　　“仗有得你打，”古潘说。他转过脸来又对谢拉菲玛说。“姥姥，你这个没爹的外孙象谁呢？”

　　他还不知道姥姥的脾气。一旦撩拨到她的痛处，她就会雷鸣电闪。现在地把第二锅油渣炒蛋往桌上一搁，就发作起来了。

　　“他是没爹的孩子？”谢拉菲玛问。“他才不是没爹的孩子……他是鬼生的。他整天闹得我不安生，老吵着要打仗。但愿他把他的机枪吞到肚子里去，这仗打得我腻烦死啦！你比他强不了多少。”姥姥出人意外地最后讲了这么一句。“你现在拿他当小鸽子，又疼又哄，到了时候，您就象赶斑鸠一样，大嘘小叫地赶他走。您身上只有一样东西够体面的，就是马裤的裤腿比人家的肥。”

　　“噢，”古潘开了腔。“我这才明白你这个外孙象谁了。”

　　“象他娘，”谢拉菲玛直截了当地说。“活象伊扎贝尔卡！她也是这样头脑简单。”

　　“战争使大伙儿都感到厌烦了。”一个民警插进来说，他想缓和一下姥姥对区分局局长发动的猛烈攻击而造成的紧张气氛。古潘的马裤裤腿确实十分肥大。

　　可是古潘并没有生气。

　　“我领教了格卢哈雷村人的厉害了，”他说。“这个地方，就是在战前，民警也一向不肯来，他们怕那些利嘴尖舌的娘儿们。啦，从前苏维埃代表到这里汇报工作真是够呛！……有几个被折腾得头发都白了。你听我讲，”他转过身来，对我说。“你以为什么，我随身只带两个人，是为了表现自己？是逞英雄？我人手不够啊！所有的人，全部机枪都要留在奥任。因为，可不能往外宣扬呀，什穆钦科匪帮正在往西突围。两百八十个人，全受过训练。他们反正豁出去了，懂吗？小村小镇上抢点东西不够他们填饱肚子，因此我们担心，他们会横下心到商店满街的奥任来洗劫一番……我手下的人……总之，我手下人手不多。我眼下顾不上来动你这个火烧鬼。火烧鬼待在防区里干什么呢？”他陷入了沉思，自问自地说。“他在等待什么呢？”

　　“他在等待苏维埃政权垮台，”一个民警纵声大笑起来。“苏维埃政权没垮在法西斯手里，也许，倒要垮在火烧鬼这个小子的手里！”

　　“他有什么打算？”古潘继续说道。“火烧鬼不是傻瓜。他本来可以加入什穆钦科匪帮，拚命往西波列西耶地区突围的。到了那儿，土匪就自在多了。但是他在等待着什么……”

　　“也许，他的相好拖了腿吧？”那个爱逗笑的民警说。

　　“不会的……他目前的处境顾不上相好了。这个火烧鬼是只狡猾的狐狸。”古潘转过脸来看着我，用信任的口吻稍稍压低声音说：“我有个想法，装甲运兵车其他乘员全死了，可火烧鬼却活着，这不是偶然的。你瞧，民族主义分子，这些个土匪，虽说同法西斯分子打得火热，可他们各有各的如意算盘。他们认为，既然德国人已撤退，就得把钞票抓在自个儿手里，来供养自己留在这一带的土匪和特务……好象就是这么回事。钞票完全有可能就在火烧鬼的手里。可是为什么他当时留在格卢哈雷村附近不走呢？我无论如何也搞不明白。也许，烧伤后，一直没有好……他此刻销声匿迹，行动规规矩矩，也不出来惹事，着实叫人可疑，他谨慎得很呀！”

　　“不错，他是很规矩，”我往阿勃罗西莫夫躺着的前室那儿一摆头。

　　“嗯，这种现成的机会，土匪是不会放过的，”古潘脸色阴沉下来，说。“搞掉阿勃罗西莫夫，他们不要冒任何风险。拿个共青团积极分子戏弄一番，这对火烧鬼来说……不过你注意，这个坏蛋并不想真的来干一仗！要不然，他早就拜访格卢哈雷村了……你瞧，光两个‘小鹰’就把他镇住了，他不想挨子弹。有这么个印象，他在执行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他不是光在避风头，而是在等待命令！，他沉思起来。接着又补充道：“总之，伊凡，你留在村里，把防卫工作搞搞好，坚持下去。等我们腾出手来，你那个火烧鬼就没几天好折腾了。他注定要灭亡的，无论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还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昨天到萨盖达奇内那儿去过了，”我说道。“他也是从全局看问题，有远见。可是阿勃罗西莫夫被他们杀害了。”

　　“我知道他被杀害了，”古潘生硬地说。他倒底把那只匙子折成了两段，一只手拿着柄，另一只手拿着勺。“去看他母亲的是我，而不是你，懂吗！为什么要去呢，我应该叫她来认尸……”

　　“干吗要认尸，为什么？”我说。

　　两位民警互相瞥了一眼。显然，我提了个愚蠢的问题。

　　“法律手续嘛！”古潘说。“我们干吗要用这么多的纸张把他们欠的债一笔笔记上吗？我们要同他们算总帐……血债要用血来偿。”

　　我耸了耸肩膀。在前线我们从来也没有要人家来认尸。同谁去算帐呢？

　　“给我，”我对那个还在摆弄转盘弹簧的法律维护者说。我把转盘里的子弹倒了出来，弯下腰从炉子后面拿出两个梭子，说“拿去吧！”

　　“你们的弹药供应倒不错呀，”古潘说。

　　“在我们林子里这玩意儿有的是……”

　　“你们林子里要什么东西都有的是……”一位民警说。“到你们林子里要长六只眼，前面一对，两边各一只，后面还要有两只……”

第三节

　　夜里，古潘久久不能入睡，不停地咳嗽，一直在床上翻来转去，我的那张木板床被他那沉重的躯体压得吱吱作响。我也没睡着。我同一个保卫人员躺在地板上，跳蚤跳上跳下，发疯似地向我们发动进攻。保卫人员一个劲地搔痒痒，还不时捶我的肚子，嚷道：“从左翼包抄过去！”。幸亏另一个轮到在院子里站岗，否则，他俩会发出两个不同的命令。民警嘛，神经都十分紧张：就是这样的工作嘛。

　　“局长同志，”我对古潘说，“您反正睡不着。您回答我一个问题吧！”

　　他一声不吭，只是伸手去拿挂在木板床旁的那件制服。打火机在手枪上嗤地一声，亮起了一点火光。

　　“拿火烧鬼……嗯，他们那号人，”我继续说道。“他们都是干什么的呢？我对火烧鬼的情况不大清楚。据说，他曾经当过兽医，专门阉公猪的……好，他也许，心里怀着什仇恨。可我们村的另一个法西斯走狗，克拉姆钦科，过去是饲养场的运料员。谁也没有得罪过他。他家孩子全都在上学……同大伙儿的孩子一样……为什么火烧鬼成了现在人人

　　怕，人人恨的呢？如果没有战争’他仍旧当他的兽医。我出在还不是要同他点头打招呼，也许在婚礼宴会上或者洗礼宴会上还能碰到他，同他一起唱歌呐。我不能理解！”

　　“法西斯主义嘛！”古潘说。

　　他全身上下烟雾缭绕，象一艘起了火的轮船。他那强壮的肺，呼噜呼噜地直吹气。这是一部早已用坏了的机器，毫无疑问，区分局局长睡不好，休息不好，而那个当保卫人员的民警虽然睡得不安生、不停地咋呼闹喊，可他毕竟是在睡呀。而且他做的梦清清楚楚，十分具体：战斗正在进行，应该从左边包抄过去。

　　“法西斯主义吗？”我反问了一句。有这么一种人，他们不论对什么事物都能下一个简短而又明确的断语，对他们来说，只要几个标签式的词语就足够用了。他们话一出口，就象板上钉钉。莫非古潘也是这一种人？“嗯，明白了，是法西斯主义。这说明什么……跳蚤让您不得安宁吧？我们这里的跳蚤都十分放肆。”

　　他哼了一声。

　　“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他开了口。“我可不是什么哲学家，不能讲得面面俱到……我只受过民警训练，请你原谅。”

　　他朝我翻过身来，那张干得裂了缝的木板床叽叽嘎嘎地响了起来。

　　“法西斯主义……你当然知道，这是最卑鄙，最凶残的资产阶级专政。帝国主义分子不依靠这样的专政，就对付不了工人阶级，对付不了革命！所以他们就拿起鞭子。抓起斧头，用尽一切力量来镇压，肆无忌惮地干坏事。他们枪毙人，绞死人，把人抓进集中营。他们对人要么极力压制，要么激起他身上那种阴暗的心理、兽心……比方说各种各样种族主义的感情呀，民族主义呀。”

　　“火烧鬼跟这个有什么关系？”我问道。“他算什么帝国主义分子？他是江湖郎中，狗崽子！”

　　“好吧，”古潘嘟浓了一句。“我来试试看，给你解释解释，这一点你是需要的。

　　他深深地抽了口烟。

　　“当然，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对火烧鬼来说是毫无作用的，”古潘说。“给他看这种理论等于给公羊看百科全书。不过你应该看到这一点。希特勒在夺取政权的时候，哪些人是他的基础呢？冲锋队、形形色色的黑势力。为什么呢？因为搞到了权，对他们这号人有利。这种权力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他们在这股浊浪中可以飞黄腾达。现在，他们的面前展现出广阔的天地。他们可以任意抢劫，而且受到这个无法无天的土匪国家的保护。你懂吗？可以杀人、可以折磨人、可以乘人之危、发财致富——所有这些暴行都可以作为功劳记在帐上，你懂吗？”

　　他声音嘶哑地咳嗽了几声。

　　“请原谅，我没把你熏坏吧？”

　　“没什么。”

　　“我这是为了驱赶跳蚤。兴许，跳蚤会受不了的。”

　　“受得了，”我说。“我已经用发烟筒熏过了。猫儿差点儿没呛死……请您继续谈吧。”

　　“好吧……我只能简单地给你解释一下，你也知道，我受的教育是道听途说的教育。你也明白，象歌里唱的‘我自己个辟了个小花园’。言归正传吧，法西斯主义。你知道吗，对这号人来说，好就好在它用权力来代替法律。凡是为这个国家效劳的人，都是这个权力的一份子。这个人似乎可以以国家的名义来决定，什么有利，什么不利。而实际上，他首先关心的是他自己，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别后退，同志们！”那个民警突然嚷了一声。“从左面包抄过去！”

　　“他受过震伤，”古潘解释道。“在咱们奥任公安局，现在数我最健康：气喘不算……火烧鬼看到，他的面前出现了他从前想也想不到的前景。他的本质是个刑事犯罪分子，卑鄙的恶棍，贪婪的野心家。但是这些品质过去没有敢表现出来，因为表现出来就要受我们苏维埃工农法律的应有惩罚……可是现在……只要能够顺应形势，只要成为这个巨大权力的一分子就行了！现在他可以欺压人、枪毙人、剥夺人家的财产——所有这一切都算他干的好事记在功劳簿上了，懂吗？当然火烧鬼这个人从本质来看，是个残暴之徒，残暴之徒加上利欲熏心、贪婪成性的坏蛋，所以法西斯主义对他来说象是蜜糖。法西斯主义就是这样为自己选择合适的干部。它象一块磁铁把各种各样的渣滓都吸引去了！”

　　古潘用指头掐灭了卷烟。他的指头真厉害啊！他就这么捏住还燃着的卷烟头，一下掐灭了，甚至叫也没叫一声。这双手长了这么一层石棉般的厚皮，大概干了不少活儿吧。

　　“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这正配火烧鬼的胃口，真是一张王牌。现在他可以抢劫和欺压白俄罗斯人，因为他们是白俄罗斯人；可以抢劫和欺压犹太人，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可以抢劫和欺压那些泥腿子①，因为他们生在第聂伯河的那一边……他火烧鬼不是地道的法西斯分子，他是刑事犯，是土匪，是强盗，可是问题就在于刑事犯罪分子同法西斯分子是姑表亲。到了今天，他想掌权呐。你瞧，他现在也参加了班德拉匪帮，参加“意识形态”组织。这算是他干土匪的挡箭牌。但他的生活意义只有一个——为非作歹，恣肆专横、疯狂仇恨苏维埃政府。他火烧鬼还想在这儿当土皇帝，他想的多美！有一个问题你要记住：火烧鬼是法西斯的官方人员，当过伪警察局局长；在法西斯分子跑了，苏维埃政权回来之后，他当上了土匪。这是合乎逻辑的！可是有你这样的人挡着他的道。所以很清楚，你在捍卫苏维埃法律的同时，也是一个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最重要的战土，懂吗？”

　　我忘了跳蚤，忘了肚子里火烧火燎的隐痛。我翻过身来，看着古潘。我的心里确实有点开了窍：我在格卢哈雷这个小村子里干“小鹰”的差事，刹那间，换了不同的概念。在这个村子里，我开始体会出原来没有想到的巨大的意义。

　　“你的工作是非常光荣的，”古潘说。“你保护居民不受法西斯土匪的骚扰。不光是保护，还应该用你的一举一动给他们证明，我们苏维埃法律是强大的，坚定的，不徇私情的。三年来，这一带的居民受尽了法西斯的摧残。法西斯灌输给他们的思想是：强权出公理。就是这样！而你应该天天教育他们相信另一种思想。明白吗？比方说，你带着武器，这是权力的第一个象征，是比其他人优越的地方。可是你永远也不能滥用这份权利，来做危害他人的事。不能出于自私的动机，或者出于报复，或者还出于……因为，你是什么人呢？你是苏维埃的、我国人民政权的合法代表。所以这不光是‘小鹰’队的工作呀！可以说，你肩负的任务是党的任务，伊凡·卡佩柳赫！”

　　……大清早，青草和树叶还覆盖一层没有光泽的白露，古潘就带着他的两名自动枪手动身回奥任去。在放阿勃罗西莫夫遗体的四轮马车上，坐着夜里叫喊从左边包抄过去的那位民警。他睡眼惺忪，眼皮不时地抽搐着。古潘和另一位民警骑上马，还有一匹马拴在马车后面。

　　“你听我说，”古潘俯下身来，压低了声音对我说，“你想办法了解清楚，阿勃罗西莫夫来这里的消息是通过谁泄露出去的。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碰巧才撞上马车的。这份‘计划’使他们感到不安。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火烧鬼一直待在格卢哈雷村附近……这里面肯定有文章！”

　　他们很快驶出了院子。古潘急着赶回去，奥任可能会成为什穆钦科匪帮洗劫的对象，它的命运使他感到忐忑不安。四轮马车轻轻地在弹簧上颠簸着。他们用旧的粗麻布覆盖在阿勃罗西莫夫的遗体上，但是他的一条腿耷拉着，一只高筒皮鞋随着车子的节奏摇来晃去……为什么土匪不扒掉阿勃罗西莫夫脚上这只高筒皮鞋呢？他们住在林子里，沼泽地里，大概只有靴子才顶用吧。不过这只高筒皮鞋已经破了，后跟上缝的那根麻线也缝得很差劲儿。

第四节

　　“喂，波佩连科，他们不准咱们到防区去。”我对我的朋友兼助手说。

　　“小鹰”那张长着翘鼻子的圆脸，挤出了一付痛苦和沮丧的表情，波佩连科这个鬼东西真够狡猾的！

　　“有什么办法呢，卡佩柳赫同志，上级的话可不能违拗，”他说。“领导总是为下属担忧的啊！”

　　我俩全付武装，在村子里走着，腰上挂着手榴弹和子弹盒，波佩连科手里的马枪已经换上了一枝修好的自动步枪，我们威风凛凛地开始了每天的巡逻，好让因阿勃罗西莫夫被害而感到惊恐不安的居民们安下心来。两个男子汉这副披坚执锐的气概，按我的想法，应核能够使乡亲们产生信心和安全感了。

　　天气热了起来，洋槐树上被朝寒打过的枯叶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

　　“总的来说，巡逻这办法好，”波佩连科说。“政治上是正确的……咱的小把戏这会儿正从菜园里往家倒腾萝卜。咱的大车还没拾　好，车轴弯了，得去找克罗特……他克罗特准要狮子大开口。”

　　周围的大片林海泛出斑斑驳驳的秋色。黄绿色的浪涛，渐渐涌进格卢哈雷村居民从林海夺来的那块“弹丸之地”。我们就是这一小岛的主人。

　　“波佩连科，”我开口问道。“阿勃罗西莫夫准备上我们村来的消息，你对谁说过吗？”

　　“对谁也没说过呀！”

　　“你想想！”

　　“真的对谁也没有说……是奥任合作社的雅茨科转告咱的。而他是阿勃罗西莫夫亲自吩咐……”

　　“雅茨科这个人可靠吗？”

　　“雅茨科嘛？对，他不喜欢伪警察，他们杀死了他的兄弟。不，雅茨科是可靠的！……哦，他对我说了后，我立刻就上瓦尔娃拉家……”

　　“慢着，”我说，满脸胀得通红。这副腼腆劲儿真不中用，动不动象毛孩子那样红脸。这要到哪年哪月才能改掉呢？“你听谁说我在瓦尔娃拉家？”

　　“关于这种事儿，格卢哈雷村里可以提供十分灵通的消息，”波佩连科说，脸上漾开了一付得意的笑容。“谁穿着高腰靴咯噔、咯噔地上哪家去，哪个登着树皮鞋沙啦、沙啦地到谁家来……别的且甭说……如若有谁登寡妇家的门，那大伙儿甚至能知道他裤子上的纽扣是什么……”

　　“行啦，别废话，”我说。“说正经的……”

　　“既然您问到了，咱来解释：咱立刻来找您，直奔瓦尔娃拉家！”

　　“路上没对什么人透点儿口风吗？”

　　“一丁点儿也没有透。咱怎么，这点咱还不懂？”

　　“阿勃罗西莫夫同志通知说，他要来这里协助剿匪……”我回忆起那天的话。“坐马车来，请转告……”这些话听起来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阿勃罗西莫夫是区里来的，是个大首长，坐马车来，来剿匪！……如果火烧鬼的狗友们听到我们两人的这段对话，一定会惊慌不安，不会放过阿勃罗西莫夫。但是土匪并没有听到这个通知，听到通知的是瓦尔娃拉……瓦尔娃拉！不要急着下结论。说到底，火烧鬼完全可能是偶然碰上的。”

　　“波佩连科！”我问道。“你对瓦尔娃拉有什么看法？”

　　“什么什么看法？”说罢，不好意思地清了清嗓子，摸了下自动枪。“还不错，咱是识货的！挺壮实……正是好时候！”

　　“波佩连科！”我说。“你到哪天才能把你嘴里的面疙瘩吐出来呀？”

　　“您咋知道咱嘴里有面疙瘩呀？”他大吃一惊。“咱家面粉没得了，人家吃，咱闻香，可您还说嘴里有面疙瘩呢！”

　　“那你说话为啥不清不楚？我不是问你……呸，不是问这个……我问你其他方面。政治上的！”

　　“对瓦尔娃拉政治上的看法？”

　　他甚至停住了脚步。他那看上去显得滑头的鼻子，渗出一滴滴细小的汗珠，拖着这全副装备可不轻松呀。

　　“她同火烧鬼有没有那种事？”

　　“嗯……有，这是过去的事了，”他说。“当然喽，应该狠狠地搞她一下子……不过话得说回来，也应该看到，火烧鬼年有力壮，有权有势，穿着制服，带着家伙……就象您这副模样！”波佩连科最后说。“娘儿们硬是喜欢这个样的！”

　　他知道，应该对领导说几句讨好的话，这个老滑头。唉，可惜我们格卢哈雷村里没有“笼子”，要不，关他几天禁闭，叫他受受再教育该有多好呀！

　　“你怎么，拿我跟伪警察相比？”我问道。

　　“哎哟，咱这是从男人的条件比的，可不是从政治上来比呀，”他的脸上装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

　　“她爱他吗？”我问道。

　　波佩连科耸了耸肩膀，不屑地撇了撇嘴，这是要我明白，他是一个严肃的人，不准备就这样愚蠢的话题发表意见。

　　“阿勃罗西莫夫要来的消息她可是听你说的呀！你怎么，不明白我的话吗？笨蛋。”我的肺都气炸了。“说不定，她跟火烧鬼保持着联系呢？”

　　“噢！”波佩连科恍然大悟了。“卡佩柳赫同志，您早该这么清清楚楚地给咱点出来啦，可您老提一些启发性的问题……”

　　“那怎么呢？”

　　“卡佩柳赫同志，她干吗再去给火烧鬼当情妇呢？她这个婆娘精灵得很呢，她明白……他穿黑制服的当儿，那是另一回事……不对，他那时还盯上了宁卡·谢麦连科娃，在她面前耀武扬威。常常骑着高头大马到村里来，屁股后跟着护兵一大群，活象个德国的大元帅。”

　　“我不是问你谢麦连科夫的事，”我打断“小鹰”的话头，说，“宁卡可没有听到阿勃罗西莫夫的消息。”

　　“嗯”波佩连科搔了搔后脑勺。“关于瓦尔娃拉还能说点啥呢？当然喽，咱不能给她打保票。娘儿嘛，谁能知道她的心！应该进行审讯……那些个伪察警都是审讯的专家。就是亲娘的事，你也得招出来！”

　　‘咱们不是伪警察，”我说，“咱们不能那么干。”

　　“那当然，”波佩连科表示赞成。“这可是咱们的弱点，不过政治上是正确的！”

　　“咱们要这么办。”我开了腔。“要设个监视哨。”

　　“咱村里眼下有这么多守空房的女人，不必搞什么监视哨，她们会你瞧着我，我盯着你，”“小鹰”说。“没男当家的女人是呱呱叫的监视哨。”

　　“你脑袋瓜里哪儿来这么多的高招呀，要是有人夜里从菜田里绕过来，她们难道也能及时发现？再说也不一定当面接触……兴许有什么‘信箱’，‘小橡树’呢，明白吗？”

　　“啥‘小橡树’？”

　　“就是放纸条的地方，事先约定的地点。”

　　“这当然可能罗，”波佩连科说。“不过给瓦尔娃拉递送条子有啥用呢？她肚子里那点墨水派不了多大用场。”

　　我们两个顺坡而上，来到马利亚斯的小房跟前，从这里往下望去，整个村庄、陶器厂和金色的莽莽林海一览无遗。

　　“我们夜里要执勤，”我意味深长地说，似乎我这个新想法是消灭土匪唯一可行的捷径，而不是由于我根本拿不出明确方案的结果。“你在村子里哪家房檐下放上哨，要隐蔽，别叫人发现。”

　　“在自家屋檐下行吗？”波佩连科问。“离瓦尔娃拉家可近哩！”

　　“行啊。”

　　我朝周围的农田和菜田扫了一眼。附近的制高点当然就是加弗里拉岗，它黑黝黝地耸立在绿油油的秋播田后面。岗顶几棵老柳树下面，隐隐约约看得见十字架的轮廓，有一条很窄的小径直通这块墓地。“送到加弗里拉岗上去！”——格卢哈雷村居民常常这么说。从加弗里拉岗望下去，格卢哈雷村和通这个村的大小道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我在那儿放哨，”我往墓地的方向挥了挥手，说。“站在那儿看得最清楚。一旦发现联络员，我们两面夹攻。我切断他退到林子里去的路，你挡住他进村的路，明白吗？”

　　“您到墓地去吗？”波佩连科往后退了两步，离我远了一点，问道。“那地方不太平。”

　　我自己也知道不太平。战争爆发前，我念九年级那一年，来这儿度假，那时我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同格卢哈雷村那帮小伙子打赌，谁敢夜里上“加弗里拉岗”。大伙儿都知道，岗上每夜都有加弗里拉本人的阴魂在游荡，他是个驼背的大个子，披着一条自被单，他那把胡子闪着寒光。“模样象格卢姆斯基，就是个子比树还高”，那帮小伙子一口咬定说。那时光，我们中间硬是没人独自一个上“加弗里拉岗”。

　　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哩。从那时起，比闪着寒光的大胡子更可怕的事儿，我们都当作家常便饭了……

　　“大概，你想到岗上坐坐吧？”我问波佩连科。

　　“我怕胳肢，”他满脸正经地回答。“听人家说，死鬼们仿佛老是胳肢来胳肢去的！”

第五节

　　我一觉睡到半夜十二点钟，是叫闹钟给唤起来的。钟声一响，那付磨盘又转动起来了。我急忙轻手轻脚地穿上衣服，裹上两副包脚布，免得冻坏脚，因为加弗里拉岗上，一向八面通风。月光透过窗户照在枕头上，印花枕套上那几朵血红的玖瑰在月光的辉映下，不知怎的变着蓝湛湛的。村子里公鸡的啼声此起彼伏，煞是喧闹。

　　我在床头小柜上摸到几包颠茄粉，塞到衣袋里。这几包药粉，还是我从野战医院带出来的，一直保存到现在，只是在痛得实在不行的时候才服一点。我戴上前线中士戴的那种大盖帽，而把平常戴的那顶帽子放在枕头上，用被子盖上：在一定的距离外会被这顶帽子当作睡觉人的脑袋。我把被子弄得鼓曩曩的，造成有人睡在里面的假象。我怕谢拉菲玛半夜醒来发现我不在，又要白白地为我担心。

　　那扇门昨天晚上我就抹上了枪油，所以我开门走到走廊里，一点声响也没弄出来。我在走廊里用水服下了药粉。铜酒杯碰在桶里的薄冰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九月里，白天天气虽然暖和，可到了夜里却冷得很。夏天过去了，过去了……

　　我从前室里小心翼翼地取出Ｍ　。在凛冽的空气中，机枪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机油味和铁腥味。月光明亮，有些刺眼。乍一看来，月光仿佛并不存在，只是看到树枝、挂着陶罐的木栅栏的尖桩和拉在院子里晒衣服的铁丝投在地上的一个个影子，才恍然感觉出来了。这幢幢的影子，宛若隆起的实物，弄得我不得不小心地从上面跨过去，生怕栽个跟斗。走出栅栏门，我站在那棵半死不活的老桑树下，往四下张望。整个村子仿佛洒上了一层白花花的、发磷光的粉末。家家户户的草房顶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白霜，失去了黄澄澄的颜色。

　　万籁俱寂，人们都在酣睡。只有陶器厂的烟囱仍在谈淡地冒着黑烟。啊，多美的夜色……在这月明之夜，梦游病患者大概会成群结队地沿着排水管往上爬……不，寂静毕竟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

　　我心头突然涌上一阵喜悦。我回想起安东妮娜的手指触到我手的那一刹那。我俩仿佛读同一本书，两个人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两个当时怎么了？

　　月色美极了，如果没有波佩连科家栅栏后面那个人影儿，我会压根儿忘掉到外面来的目的。人影儿微微一动，做了个敬礼的动作。说实话，我简直大吃一惊。我本来担心，波佩连科这个监视哨不是设在栅栏后面，而是在干草棚里。

　　一只迟叫的公鸡的啼鸣宣告了午夜的结束。我走过瓦尔娃拉家的门口，窗里的灯火全熄了。我沿着一条窄路往“加弗里拉岗”走去。月亮正巧悬在岗子上空，岗子仿佛是扁平的，用黑纸剪出来的。岗顶上的十字架、方尖碑和叶茂枝盛的垂柳全显得黑黝黝的。

　　边路两旁，树木的枝权交织成离奇的形状，宛若丧服的黑花边。在被月亮照亮的半片夜空里，一抹烧尽的晚霞隐隐地闪着微光。可是当我回过头来往身后，往自己那个清晰的影子后面望去，在没有月亮的另一片夜空里，天，漆黑漆黑，嵌满了星星。天空下面，两排泥抹板房的墙壁，白恍恍的。月亮把夜间的世界分成了两半儿。

　　我登上了岚子。这里没有围墙，十字架和刻有红星的方尖碑杂乱地散布在坡上和岗顶上。被我惊起的老鹤，紧紧地挤在树上，扇动着翅膀，啪啪地瞎打树枝子。在几棵老柳树下，有一个合抱粗的大十字架。我那过早地离开人世的外祖父就安息在这儿。我坐在一个长满乱草的土墩上，看样子，里面死者的亲属早已离开这儿，远奔他乡了。

　　这就是“加弗里拉”的天下，令人毛骨惊然的地方，儿童的恐怖世界！

　　我在柔软的坟堆上坐下来，把Ｍ　放在脚边，侧耳细听夜间坟地上的声响：战前保存到现在的洋铁皮花圈上的叶子发出的金属铿锵声，柳树的树杈发出的吱轧声，还有突然醒来的鸟儿拍打翅膀的扑扑声。嘿，没有一点儿恐怖的感觉。大概，你埋葬过那么多人，这些死者不会使你感到他们是那个世界的神秘阴魂吧。

　　我面前是排着两行木板房子的格卢哈雷村，村民全都安睡了。没有一点儿动静，没有一丝儿声响。只是偶尔传来几声狗吠，但这是懒散的、漫无目的的瞎叫。阵阵夜风，轻轻吹拂，我头上那株柳树不时发出沙沙声响。这是一种死气沉沉的沙沙声，因为树叶已经上冻了。到了早晨，朝阳一晒．这些狭长的白叶子，会象雨点儿一般飘落下来。

　　因为我起身后服过颠茄，此刻肚子完全太平了，那些弹片进入了梦乡。无“痛”一身轻啊！唉，真是什么样的高兴都有呀！

　　瓦尔娃拉那幢刚粉刷过的大房子，我看得特别清楚。窗子里没有灯火，没有动静。格卢哈雷村四周的田野里，空荡荡的，乳白色的寒雾，笼罩了一切。

　　“仙鹤马上要飞来了，”我心想。“冷天快到了，鹤要从北方，从白俄罗斯的沼泽地飞来，它们在漆黑的夜空中嘎嘎长鸣。我多么想听听鹤　的声音呀……但愿能够活到那一天！”

　　拂晓时分，更冷了。我冻得直打哆噱，只好裹紧军大衣暖和身子。勺子星①贴着地面飘动，月亮快落下去了，影子都变得很长。可是只有隆起的高地上才有影子，低地已经全是雾了。雾往四面弥漫，到了沟壑里，变成一根根象触角一样的线条。咳，这雾已没有一点儿用处了。

　　【注 ①：指大熊星座。】

　　月亮已经落到了村边，变成红彤彤的，正在向树梢，向莽莽的林海，向屋顶沉下去，它下沉的速度连肉眼也看得很清楚。雾，似乎是从一棵棵草上冒出来的。村子渐渐隐没在白茫茫的雾幕里，只有几幢比较高的房子，我才能看得出。瓦尔娃拉那幢木房暂时还看得见，不过雾已经淹没了它的栅栏。

　　东方开始麻麻亮了，漆黑的空中呈现出一条条白云。从那儿顿时好象吹来一股暖气。可是西边依然浸沉在黑夜和寒冷之中。

　　村子已经看不见了，只有蒙上霜的直角屋顶还露在外面。月亮扎到树林上空的一条白云里，无影无踪了。我扛起机枪，站了起来。执勤算是结束了……这场雾真见鬼！时间白花了，真可惜。

　　雾又浓又粘，我仿佛是在奶糊里走路。回头一看，加弗里拉岗象一座黑糊糊的沉重巨石。仿佛有人突然抹上了一笔浓重的玖瑰红。鸡叫过了，第一只鸟儿从加弗里拉岗的树丛中扑刺刺地飞了出来。它的眼睛还看不大清楚，贴着我的脑袋掠过去，翅膀差点儿没碰到我，一股风冲进了我的耳膜。

　　我从柳林道上拐下来，走进秋播田。我不能不拐进来，那个时刻临近了。秋播田上的杂草，都披上一层厚厚的盐一般的浓霜。我只是在相距三四公尺的地方，才看清了那条小径。

第六节

　　我差点儿没有跟她撞个满怀。她仿佛是被雾推出来的。她吓得呆住了。我们两人面对面地站在这条横贯秋播田的小径上，我扛着机枪，她挑着担子。两个水桶一个劲儿地摇来晃去……我把她吓着了，心里感到老大的歉咎。她本来就象鸟儿似的，成天价提心吊胆哩。我从小径上闪开，晒然地笑了笑。

　　安东妮娜认出是我，紧张的面孔顿时舒展开了。那副水桶晃荡了一下，便沿着狭窄的小径悠然地往前飘去，消失在蒙蒙雾幕里。只听得那根扁担两头吊钩发出的吱哑声，逐渐远去。可我还站在秋播田里……这是一种多么脆弱的、多么叫人见怜的美呀！她好象转盘车上已经旋光的一只精巧的陶罐，但是还没有焙烧，重手重脚地一碰，就可能弄坏，弄得变形。

　　我站在田里，循声望去，除了雾幕，什么也看不见。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使我站在原地没有动弹。一回想这个儿高高，身材苗条，头裹黑头巾，肩挑担儿的姑娘从小径走过去的情景，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头。我闹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又重新回忆起来：安东妮娜从雾里突然钻了出来，她吓了一跳，那副水桶猛地晃动起来……对了，是那副水桶！那副水桶晃动的样子，显得沉甸甸的，象是装满了水，而且肩上的那根扁担，深深地压进了衣服。可是她不是从泉水那儿来，而是到泉水那边去呀！

　　我心里凉了半截儿。这么一大清早，她跑老远的路，到林中空地的泉眼去挑水，而不是到村子的水并去挑水。这件事，我早就觉着有点蹊跷，而现在弄得不好，会引出祸来。但愿这是我的感觉罢了。我想抓的只是偷偷上瓦尔娃拉家来的那个土匪啊。这跟安东妮娜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嗨，你这个鬼东西……就是说，事情已经弄到这个地步了。安东妮呐，安东妮娜……我爸爸机枪扛扛正，跟在她后面走去。“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应该失去她？失去她！怎么能这样呢？……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了，难道就不能改变了？”可是我的两条腿却不由自主地沿着小径走去。执行任务吧，“小鹰”卡佩柳赫。你想找出敌人的踪迹，找出土匪的帮，凶，联络员的踪迹。你找出苗头来了，跟踪追下去！

　　秋播田到了尽头，小径变得很滑。它急转弯，直通到山沟里的泉水边上。树木黑压压一大片。我猫着腰，蹑手蹑脚地走近泉水。泉水从一个已经烂了的井拦里往外直冒。两边耸立着山沟的陡坡。井栏下面，涓涓细流的两边，长着高高的杂草和沼薹，其它的东西都被低垂的雾幕遮住了。

　　周围没有安东妮娜的人影儿。我凝神细听，只听见水流　　。这声音就象老年人在嘟哝。但是，就在上面，就在山沟的上面，传来吊钩的轻微铿锵声。我抬头一看，只见乳白色的浓雾中，探出了赤杨的树枝，其中有一根树枝抖动了一下。

　　我沿着沟坡往上爬。我躲在一棵小赤杨树的后面，一动不动，没有撞到一根树枝，也没擦着一片树叶。兴许，这里不止安东妮娜一个人呢。没什么，我手里有Ｍ　机枪和两枚在衣袋里已经焐热的手榴弹。咳，真想不到事情会到这般……我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如果那里有土匪的话，那他们也好，我也好，安东妮娜也好，都永远不可能离开这泉水啦。

　　但她只是一个人。她弯着腰，从水桶里取出几个包裹，放在树墩下面，而后站了起来，往四周张望一下。我从自己那个绿色掩体后面稍稍探出身子，监视着她。她十分惶恐，连嘴唇都在打哆嗦。我心想，她到这儿是一种恐惧感驱使的，而不是出于自愿。我回想起那只窜过松林空地的狍子。可能，这里也有经验丰富的逐兽猎人在捕猎，不必急着去指责人家。

　　安东妮娜往四下里一瞥，然后象平时一样，迈开轻盈而又富有弹性的脚步，沿坡而下，往泉水方向走去，消失在茫茫的雾震中。我听见泉水溅起的哗哗声。那根扁担在满满两桶水的重压下，发出吱吜吱吜的声响，接着一切又静寂下来。我想像着，她现在正沿着小径远去，仿佛走在一根绷得很紧的钢丝上，微微摇晃着身子，脚跟贴着脚跟。

　　我走到已经腐烂了的赤扬树墩跟前。挨着树墩有块草皮，颜色比周围的草深一点儿。这块草皮上没有闪亮的乳白色的晨霜。上面放着一棵松果，果尖指着与树墩相反的方向。

　　我小心翼翼地揭开草皮。树墩下面，在干燥的地方，挖有一个狐狸洞穴大小的窟窿。我一边倾听正在　醒过来的林海的涛声，一边从洞穴中取出四个小包裹。这四个普普通通的小包裹外面，包着一层打了补丁但却是干净的旧粗麻布。孩子们给爹妈往田头或者陶器厂送吃食，就是用这种粗麻布包的。在这几个包裹里，我发现有几个圆面包，一大块脂油、大葱、盐、土豆……谢麦连科夫一家生活并不富裕，很不富裕，因为他们家里没有时间和人手经营副业，而集体农庄给他们做的陶器所记的工分又少得可怜……他们从哪儿搞来这么丰盛的食物呢？

　　在第三个包裹里，我发现几件补过、洗干净的衬衫和一套男人的内衣，这样……第四只包裹绑扎着一条特别的彩带，这只包裹是指定给女人的。说明这一点的，不仅有彩带，而且还有特别仔细、整洁的包装和粗麻布散发出来的那种野熏衣草的幽香。我把自己两只手在军大衣上　了　，免得在干净的粗麻布上留下枪油渍迹。然后我解开这个包裹，将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摆开，这里有：一小块肥皂，女式棉布短衫，胸罩和棉织长统袜子。在战争期间，这些东西简直是稀世珍品，特别是长统袜子和肥皂。

　　这就是说，宁诺奇卡并没有上基辅去，谢麦连科夫对同村人讲的是假话。宁诺奇卡跟火烧鬼走了，同他和其他土匪一起躲在林子里。守诺奇卡，一小圈，一小圈的卷发，兰色的贝雷帽①，战前那种响亮的笑声……你尽是搞些什么名堂啊？

　　【注 ①：一种圆形的无檐软帽。】

　　我整整齐齐地把四只包裹系好，放在树墩下面，用草皮盖住。上面又放上松果，果尖指着与科墩相反的方向。我就留在这里等候联络员。我本来想同这个土匪在瓦尔娃拉的房子跟前碰头的。但是，现在一切都出乎意料，大大地出乎意料。

　　东方，乳白色的条云的上方已经出现了一根模糊的光柱：太阳快跃出地平线了，可是雾却越来越浓。清晨，雾更加紧密地凝缩在一起。这正是抓“舌头”的大好时刻。四周很静，静极了，浓雾象棉絮似的钻到了耳朵里面。

　　突然，村子那边传来一阵鼓点一般的自动枪声。是“什梅塞尔”！长长的一梭子，声音单调，好象对准一个点，顶着打的。如果对准远处一大片目标进行扇形扫射，那声音会有变化的。

　　我从肩上取下机枪。又响了一阵“什梅塞尔”枪声，这一梭子很短。接着又响起两次短短的连射，枪声好象离我越来越近了。

　　我沿小径撒腿往村子方向跑去，双手端着Ｍ　机枪，枪口朝前。我隐约听到村子里有个女人叫了一声，但是这叫声被一片鸡啼声淹没了。这是早晨例行报晓的啼呜，雄鸡才不在乎枪声呐。它们在战争年代里对一切现象都习以为常了。

　　又一枝自动枪啦啦啦地响了几下，象是什巴金式自动枪。我一点儿也看不清，眼前矗立着一堵雾墙。可是我听到子弹打在树叶上发出的时阿f声。这串子弹已经是强弩之末，没有力量了，打在树干上没有发出清脆的啪啪声，而只是扑扑地响了几下。

　　有个人沿着小径往泉水这边跑来，背后一定有人朝他打枪：只有这样才能解释这一连串子弹突然散落在我脑袋上方的原因。

第七节

　　假如波佩连科不胡乱打出最后一梭子子弹的话，我此刻大概已经躺在林子边上秋播田里的那条小径上了。他打来的子弹无意中成了报警的信号，我停止脚步，检查了一下子弹带，把圆盘按按牢，扳开枪机，食指扣住扳机。

　　“她是不是来得及从小径拐到菜田里呢？”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个想法。“要是我不得不开枪，流弹可能落到她身上的。”

　　我根本没有功夫多想别的。猛然间有个穿着一件右肩有一道白印子的黄皮夹克的彪形大汉从雾中钻出，一直冲我跑来。他一手提着一支“什梅塞尔”，这支枪在他手里不象是武器，而象是一把玩具。他的脸歪扭着，一只手象举手枪那样，毫不费力地扬起了自动枪。

　　我要是事先没作好准备，他就先下手为强了。Ｍ　机枪同“什梅塞尔”相比，如同一辆坦克。这种机枪笨重，不灵活，不是为近战设计的。但此刻，我的指头已经扣在扳机上，保险已经打开，我比那个家伙早动手一秒钟。

　　他挨了一梭子子弹，象撞在车辕上一样。Ｍ　是迎面打的，一下子把那家伙抛出老远。在这一刹那间，我认出他身上那件皮夹克是谁的了！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土匪的脸，就已经恨死他了，我的手指好象被灼热的焊锡焊在板机上。这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是无意义的……噢，为阿勃罗西莫夫报了仇！为额头上那颗血淋淋的红星讨了血债！

　　皮夹克被打成千疮百孔。我眼看着它皱起来，陷进肉里，那家伙蹬蹬蹬地倒退好几步，才仰面朝天地倒在地上。这时，我才松开了扳机。扑来一股子刺鼻的硝烟味和焦糊味儿。皮夹克烧着了，直冒烟。周围的浓雾又紧紧地合拢起来，渐渐又恢复了宁静。

　　“别开枪，是我，别开枪！”传来了波佩连科的喊声。他怕流弹啊。我听得见大皮靴的拍哒拍哒声和扯直嗓门的叫喊声：“是我，我，波佩连科，自己人！”

　　我弯下腰，看看这个土匪。他的姿势倒挺优美，仰天躺着，两只庄家人的粗壮大手摊在小径的两边，压倒秋播田的一片嫩苗儿。那张白净的脸上，长着一粒粒很深的麻点。唉，你这个土匪，伪警察、狗娘养的……

　　波佩连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一手拎着自动步枪，一手解开皮袄的扣子，里面象澡堂里那样冒出腾腾热气。他也俯下身来看这个土匪。

　　“你没有碰到谢麦连科娃吗？”我开口问道。

　　波佩连科把这个问题当作了耳旁风。

　　“唉，这个鬼东西！”他痛心疾首地说。“我当他已经逃掉了呢！可还是让咱们结果了。唉，这个鬼东西！”

　　“你怎么了，可怜他？”我问。

　　“你这是什么话，卡佩柳赫同志？”他愤愤地说，刚才跑得急，现在还呼哧呼哧地喘粗气。“难道政治上这点儿起码道理咱还不懂？……”

　　可是“小鹰”脸上却显露出明显的懊丧神情。当然喽，这家伙没有能够逃掉，他感到惋惜。他同土匪那种休战状态算是结束了。从今以后，他再上林中大道，别指望有人会对他大发慈悲了。

　　“你看见谢麦连科娃·安东妮娜了吗？”我问。

　　“您那安东妮娜没碰掉一根毫毛，”他说。“她挑着水桶，楞在自家门口，大概是吓坏了……”

　　他思索了一会儿，摘下了帽子。

　　“嗯……好壮实的小伙子呀，”他说。“躺在地上，象筛子一样了，全是窟窿……哎哟，上帝呀！”

　　“现在，我们不得不真刀真枪地同他们干了，波佩连科。土匪不会轻饶我们的！”

　　波佩连科突然吃吃笑了起来。

　　“他可是来干掉您的呀，卡佩柳赫同志！”他说。“他把您家的窗子全打掉啦！姥姥大概现在还在骂街呐——骂得可凶哩！……”

　　浓雾开始从秋播田里往上升腾。头顶上的晨星隐没了，太阳还没有露脸，可是东方那通红的光柱已在冉冉向上扩大，烧红了半爿天，越来越鲜艳。土匪的手掌伸在布满银霜的麦苗儿中间，向上摊开着，落满了晶莹的露滴，象是在出汗。这倒底是怎么回事？在阳光灿烂的早晨打死了人！皮夹克上的血变浓了，淌出的血仿佛膨胀起来。冬天泉水上的冰层就是这样膨胀，这样冻结实的。

　　“去弄辆大车来，”我对波佩连科说。“让人们知道，我们打枯了一个土匪……还有……这个……”我急起了古潘的话。“应该认尸。照规矩办……”

　　谢拉菲玛姥姥正在往打碎了玻璃的窗子上钉胶合板。为这件事而应该说的话，她全都说光了，这会儿只是絮絮叨叨地发牢骚。

　　“由三块玻璃拼得齐齐整整的玻璃窗可全给他打碎了，让土匪他娘去发抖抖病吧！”

　　“不要紧，不要紧，人家都用胶合板嘛！”我开了腔。“把小榔头给我，姥姥……”

　　我们家的门口站着不少来打听情况的邻居。

　　“透过迷雾，咱看见有个汉子，一个大块头，从街上走来，”波佩连科起劲地讲着，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结束了。现在“小鹰”想从这一新的事件中捞取点资本，充当一下英雄角色。“开头，咱以为是卡佩柳赫同志回来了。不对！这家伙膀大腰圆，晃晃悠悠，活象一头大雄牛，要不就是一门自行火炮。你们猜他想干什么？他走到卡佩柳赫房子跟前，翻身跳过了板墙，灵活得很，就象猫儿那样。”

　　“大雄牛”、“自行火炮”、“猫儿”都是波佩连科用的形象性语言。他使出了浑身解数，小把戏们都瞪着发亮的眼睛望着他。也许，这英雄角色确实对“小鹰”有魅力吧？

　　“噢，咱心想，事情不妙。咱靠近几步，一看这龟儿子一直摸到卡佩柳赫同志房间的那扇窗前，脸贴在窗上，正往里窥探。好哇，咱心想，瞧吧，瞧吧，你反正是逃不出咱的掌心。说时迟，那时快，他举起冲锋枪，对准窗里就是一梭子。就是一梭子呀！接着，一猫腰，嗖地跳过了大板墙！”

　　听众哎哟一声，都为波佩达科着急。只有格纳特背着空袋子，站在人群后面，露出半个身子，咧着他那张长满麻点的大嘴在笑。

　　人越来越多了。瓦尔娃拉也在格纳特身旁出现了。

　　“咱举起自动枪，对准土匪就打！”波佩连科津津有味地继续讲下去。

　　“不是对准他，而是偏高一点，”我纠正“小鹰”的话说。“对准树梢。”

　　“别打岔嘛！”胆壮起来的波佩连科说。“狗土匪拔腿就逃，咱盯着屁股就追，对着他又是一梭子，又是一梭子。他往秋播田里跑，咱在后穷追。这当儿，卡佩柳赫同志听到咱的信号，赶忙过来支援，咱们两面夹攻把他解决了。”

　　“我觉着，姥姥，你好象叫了一声？”我问谢拉菲玛。

　　“谁碰上不叫喊呐？咱以为他们把你打死啦……可你怎么想到要躲开呢？准是仙人指点哟！”

　　……火烧鬼匪帮的这个麻脸汉子是从右面，从桑树那边溜到小窗跟前的，从这个方向对准木板床打枪来得顺手。在暗淡的月光下，他把鼓起的被子当作有人躺在里面，而把旧帽子当作脑袋。虽说不会打不中，可他还是打了半梭子子弹。一定要打中目标！他知道我的木板床放在什么地方，就在哪扇窗前。他全都清清楚楚！

　　“老天爷，”谢拉菲玛说。“啥时才能不再打碎玻璃窗呢？谁家能藏这么多玻璃呢？老是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法西斯分子不是已经被赶走了嘛！等仗打完，就让这些狗土匪都光着屁股坐锥子……”

　　她用干瘪的拳头气呼呼地往树林的那边晃了晃。

　　格纳特嘿嘿地笑了起来，正要背着口袋出发上路，例行每天早晨的公事，但瓦尔娃拉却叫住了他。

　　“你饿着肚子上哪儿跑呀？去吃点儿东西……”

　　格纳特一面高兴地咂着嘴，一面连连点头……瓦尔娃拉啊！她怎么，想行点善事，赎赎自己的罪孽吗？

　　我走进屋里，那条旧被子打得全是眼眼。子弹打在板床下面的泥地上，又弹起来，打在墙上……“是啊，今天早晨算我走运，走运极了！”我仔细地察看这床被子，心里暗自思忖。

　　那麻脸小伙子开了枪，便走小径、穿秋播田，往泉水那边跑过去，这不是偶然的。看来，他这次有两个任务：一是结果我的性命，然后从藏东西的地方取走包裹。两个很简单的任务：杀个人，顺便取走脂油和内衣。

　　当然喽，现在没有必要再打算在泉水附近设埋伏了。他们决不会再上那儿去喽，因为麻脸小伙子在附近被打死了。

　　我们仍旧蒙在鼓里。下一次的打击是来自什么地方，是谁，是在什么时候呢？

　　格卢姆斯基皱紧了双眉，一直站在大车旁，仔细打量着这个麻脸汉子。

　　“咱好象见过他，火烧鬼一伙的。”他说。“好象是火烧鬼的帮手……狗腿子……他不是咱们这一带的人，是外地来的。你去叫谢麦连科夫来。德国人在的时候，他在陶器厂做工，大概火烧鬼的那伙狗腿子他都看到过。”

　　波佩连科转眼间就把陶工找来了。

　　陶工垂着头，走了过来，那只有残疾的手缩在胳肢窝下面。他对那个被打死的人很快地瞥了一眼，立即扭过头去。

　　“认得出吗？”

　　“认不出。我啥也不晓得……”

　　他回答得很快，也没有抬眼瞧我一下。使人感到，他是在撒谎。

　　“好吧，”我说。“我们就这样记录下来，备个案。”

　　“他没上瓦尔娃拉家去过，”波佩连科告诉我。

　　“我估计到了……”

　　关于安东妮娜的事，我没对自己的朋友透露半个字。还有不少情况需要验证一下。“安东妮娜，”我暗自思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事先通知土匪关于阿勃罗西莫夫要来的消息。总而言之……”我可是记得，她站在马车旁边，痴呆呆地望着阿勃罗西莫夫的情景呀。我可是感觉到她那痛苦的愁思，她那同情的呀。不，我不相信会是她出卖的。

　　我们把打死的那个大个子土匪的尸体摆在大车上，赶着车在村里兜了一圈。

　　太阳已经高悬在迷雾之上了，村子里又现出五彩纷呈的景象。白杨的叶子泛着绿中带黄的颜色，樱桃园里仿佛燃起长短不齐的红蜡烛，小橡树闪着一片古铜色。在阳光照跃下，草屋顶上冒出一股股水汽，霜渐渐化了，屋顶变得斑斑驳驳。不一会儿，土台上响起了“嗒、嗒、嗒”的滴水声。早晨落叶的时间到了：冻伤的叶柄，一暖和过来便很容易脱离树枝。放眼看去：轻风拂过，小橡树下，白杨树下，樱桃树下，槐树下，苹果树下，到处都旋转起金秋的、由树叶组成的暴风雪。晨寒料峭，晨寒料峭……

　　麻脸汉子的一只手从大车上耷拉下来，五个抽烟熏黄的僵硬手指，在轮箍上嚓嚓地摩擦。虽说面前这个人是敌人，可是对已经死了的敌人，我已经没有一点憎恨的感情了。我只感到痛心。也许，下一次他们要把我干掉。然后冬季一到，“小鹰队”就象捕捉野兽那样，到林子里跟踪追捕。大车又要拖死人了……在格卢哈雷村外本来就不大的田野里，秋播田只占了不大的一块土地，谁来耕地，谁来播种呢？

　　“我们怎么处理他呢？”我问波佩连科。我俩赶着大车，慢吞吞地在村里街道上走着。伴随我们的有格卢哈雷村居民的目光，惊恐的狗叫声和鸡啼声。

　　“看来，不是当地人，”“小鹰”说。“咱们送他上‘加弗里拉岗’吧。”到了陶器厂，我们掉转车头，拐上那条柳树成行、通向加弗里拉岗的道路。一大群女子，其中有上釉工，塑形工，毛胚工，纷纷朝我们这个方向，朝陶器厂奔来。她们望着土匪，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悄悄地嘀咕什么。

　　谁也没有认出这个被打死的土匪……

　　“咱们快点儿上加弗里拉岗吧，”我说。“干吗磨磨蹭蹭的？”

　　在拐弯的地方，我们碰上了谢麦连科夫父女俩。父亲装作没看见大车，可安东妮娜却毫不回避地，勇敢地瞅了瞅我。她没象平时那样，把眼晴蒙上马眼罩一样的黑头巾。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觉得，她很高兴。为什么高兴？因为来取她送的包裹的那个麻脸土匪被打死了？

　　“安东妮娜将来准保比她姐姐还俊俏，”波佩连科看见我不住回头张望，压低了嗓门说。“不过她姐姐爱抛头露面……而她文文静静……一声不响，是个哑吧，一个残废人！从前她好象会说话的……得过急惊风……他们该请个巫婆，驱驱邪，可是他们太穷，哪儿来的钱治病呐！一个残废丫头，谁又肯要呢？”

　　我望着安东妮娜的背影，她也回过头来了。唉，我拿你怎么办呢，安东妮娜？审讯吗？我不可能审讯你。送到区里去吗？不行！

　　“你自己才是残废呐！”我对自己的朋友说。“废话太多了！”

第八节

　　晚上，我留下波佩连科在街上执勤，自己动身去找陶工。我随身带了个背包，里面装上从密窟里拿来的四个小包裹。我把背包藏在院子里，然后才举手敲门。

　　谢麦连科夫父女俩正在吃晚饭。他家的木房很宽敞，即使以格卢哈雷居民的规格来衡量，也算蛮大的。格卢哈雷村木材有的是，有谁愿意住得窄巴巴的呢！这幢房子中央，有一座画着花纹的炉子，放着两张长桌子。一张长桌子上有一罐牛奶，旁边有两只杯子和一片薄得还不够鸡啄两下的面包。牛奶有点灰幽幽的，大概，不仅奶油被弄走了，而且还渗了不少水。他家没养奶牛，难怪安东妮娜脸色那样苍白。

　　“您坐下跟我们一块吃点吧。”谢麦连科夫说。他那只有残疾的手悬在桌子下面，偷眼观察我的脸色。

　　安东妮娜一句话也没有说，她身上穿着一件自织土麻布连衣裙。打仗年月，样样短缺，所以只用靼鞑槭染了染，上面还打了一块明显的补丁。这是小姑娘穿的连衣裙，洗了又洗，缩得又瘦又短了。安东妮娜觉得难为情，便披上一条披巾，遮盖住她那瘦削的肩膀和连衣裙开口处露出的两块锁骨和一对轮廓分明的乳房。她披上披巾，就象个大人了，连一举一动也变了样，显得更加稳重、更富有女性的温柔。

　　望着她，我竟忘了为训斥而来的目的。咳，碰上安东妮娜就处处不顺手了……看到她这副模样，所有怀疑马上一扫。而光，满肚子怒气立刻烟消云散。

　　她打开橡木小柜子，又拿出一块黑面包，兴许，这是最后一块了。家里吃的东西，全叫安东妮娜送到泉水边上那个地方去了。

　　“我刚吃过，”我说。“你们请吧……”

　　我打量着这所房子，不知怎么开口。咳，真是出师不利啊！

　　另一张大板桌上堆满了画着彩画的泥玩具。有些玩具已经烧过了，闪闪发亮。有些还是坯子，在昏黄的光线下，颜色显得黯淡。

　　“你们吃吧，我看看玩具，好吗？”

　　谢麦连科夫点了点头。他一面嚼着那小块面包，把那杯灰幽幽、对了一半水的牛奶端到唇边，一面又斜瞧着眼睛，忐忑不安地注视着我，好象在等待一种不愉快的意外打击。

　　各种玩具千奇百怪，我还从来没在什么地方看见过。战争爆发前，我们这个陶器厂做过各种各样响笛玩具——用泥做的各种动物，画着黑花纹和啤酒花儿——只要对准它们的小脸儿一吹，就会发出声音。那是“活生生”的猪呀，羊呀，活象格卢哈雷村家院子里奔来跑去的家畜。大概，它们能启发发孩子们进入成年人终年操劳的世界：还在把泥做的小猪贴在嘴皮上吹着玩的时候，大人已经让你去放真的猪，开始干活儿了。

　　可是谢麦连科夫家里的玩具别具一格。孩子的手指如果也象成年人那么有力，那么灵巧的话，他们捏得出的玩意儿，准也是这副模样。我看见，那张粗糙的木板桌上放的那些狮子都是鬃毛蓬蓬；忧郁的长脸上，两只很大很大的眼睛在闪闪发光；那些野山羊，看上去好象只见弯曲得象蜗牛一般的奇特犄角；那些竖着羽毛的通灵性的鸟儿，既象鹈鹕又象夜猫子，鸟嘴又长又厚，两只眼睛在漆黑的夜空里也睁得大大的；那些鱼儿，长着人脸模样，鱼鳍好象两只翅膀。所有这些玩意儿，乍一看，捏得很粗糙，很不入眼，而且颜色选得更是格格不入：狮　发出钻蓝色的光泽，而羊角象树叶一样苍翠欲滴。

　　我心里明白，所有这些玩意儿根本就不是按照原物做的，有点故意向我已经习惯了的东西挑战。但是我喜欢它们。那些狮子和那些通灵性的，三分象猫头鹰，七分象鹈鹕的鸟儿吸引了我。“你记得吗？”它们在说。“当年老爷府遗址是一片神秘莫测的大丛林，这你记得吗？我们就住在那里，我们在牛篣和　麻丛中荡来荡去。你不过是暂时把我们忘了………那时维①老是眨巴着可怕的眼皮吓唬你。而克罗特是个恶鬼，就象犬牙暴出的卡吉林娜的爹②……你只不过是忘记了……世界上已经血流成河，人们开始成熟了。可是当太平年月重新到来的时候，你再到牛篣丛中来一次的话，你就会觉得，牛篣丛并不高，而是很矮很矮，请你弯下腰，在这片灌木丛中花点儿功夫才能把我们找到！”

　　这些玩具叫人惊叹……

　　【注 ①：维：小俄罗斯神话中的神，眼皮一眨巴，能吓死人。】

　　【注 ②：果戈理的作品“可怕的复仇”中的人物。】

　　我转过身，看了谢麦连科夫父女一眼。只见父亲依旧斜着眼盯着我这个方向，手里端的那只杯子还在唇边，而女儿根本还没有碰过牛奶和面包呐。她满怀着期待和请求望着我，仿佛我能够给予这些稀奇百怪的小动物以生命似的。

　　“好极了！”我对谢麦连科夫说。“没想到，你们还会搞这玩意儿啊！”

　　安东妮娜微微笑了笑，这是一个幸福人的微笑。她用一个轻盈、温柔的动作拢了拢披巾里耷拉下来的一缕额发。

　　“丫头搞的，”谢麦连科夫说。“她在这儿，在家里捏的，在厂里顾不上搞玩具：大家需要的是盆盆罐罐呀！”

　　她望着我，还在笑。你是什么人呢，安东妮娜？你帮助土匪，给他们送面包、脂油、给他们洗粗布衬衫。你的手指是这样的纤细，能捏出这样稀奇古怪的动物。兴许，你还是个孩子，你不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事吧？

　　“她老喜欢捏泥巴，”谢麦连科夫自豪地说。“她觉得，泥巴是活的，就象什么小崽儿一样。”

　　她坐着，两条笔直的大腿并在一起，脚跟靠着脚跟。她坐的姿势是那么的优美，简直可以眼睛一眨不眨地看上她一两个小时。说实话，到头来，我自己也会变成一个哑吧。唉，我拿你怎么办呢，安东妮娜？我什么也弄不懂，弄不懂！

　　安东妮娜象在沉思中一样，又用指头拢起那缕草黄色的头发，把它掖在披巾里。我觉得，在这个胆怯的、迟疑的动作里包含着某种意思：是的，她仿佛说，我想让你喜欢……可是有必要吗？

　　她用一种询问的目光看了父亲一眼，然后把目光移到玩具上，最后落在我的身上。

　　“她想送您一样东西，”谢麦连科夫解释道。“送您一件玩具。”

　　“不，我不能要，”我说。“我不能接受……你们的礼物！”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说“你们的”！这话里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卑视和愤恨。她是那么瘦小，纤细，往我这儿稍稍探出了身子。我突然下决心决刀斩乱麻地割断这些爱怜的情丝，把问题都摊到桌面上来。干吗我要这样折磨她呢？我明明估计到，她不可能有什么罪过嘛。这些动物，这些泥捏的天真小动物，都瞪着凹陷进去的小眼睛，责备地望着我。它们不可能出来保护她，只能干瞪着眼睛。但是我已经不能煞车了。我到这里来，可不是为了谈情说爱、大动恻隐之心的呀，我不能晕头转向啊！

　　“现在周围都是土匪，可不是我玩玩具的时候！”我说。“你们还好，他们不会往你们家的窗里打黑枪！你们自己明白为什么……”

　　说实话，我本不想说这几句话！我想默默地望着她的眼睛，看她坐的姿势，看她拢那绺头发的动作和笑容。她浑身哆嗦，两片嘴唇紧紧地闭在一起。那只手慢慢地从披巾上滑到桌上，在木板桌子的桌角上稍稍停留了一会儿，又往下垂，无力地垂在那儿。父亲惊慌地瞅了她一眼。

　　“她捏的这些泥玩具还从来也没有送过人，”谢麦连科夫低声说道。“她怕难为情……只是给自己做着玩的。”

　　我的内心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我爱过她，爱过而且怜悯地

　　可是毕竟不能忘记树墩下面那几只包裹，决不能忘记那些包裹。我不能饶恕她的姐姐宁诺奇卡和那个壮实的麻脸土匪，安东妮娜就是给他送“包裹”的。

　　我的心很乱，感情在翻腾。

　　“是啊，他哪有功夫顾得上玩具啊，”谢麦连科夫安慰女儿说。“他自个儿差点没被打死。这是打仗啊，安托莎！”

　　听到他这么慈爱地，用家里叫惯了的亲切口吻叫她的小名“安托莎”，我的心不禁一颤。这是他们父女的称呼，在这声称呼里包含着多少父女深情！我顿时感到自己在这个家庭里是多余的。这个名字体现着多少柔情，它是口令和召唤。在这个词里隐藏着父女的爱。看来，给她取了一个男孩的名字，不是偶然的。我觉得，这反映出他渴望有个儿子，有个掏工世家传宗接代的继承人呀！可是命运却给了这个一只手有残疾的谢麦连科夫两个女儿；大女儿跟土匪跑了，他现在身边只有一个小女儿，捏稀奇古怪小动物的巧手，是个永远不声不响的……安托莎！

　　我望着她那连衣裙裹着的瘦削的双肩，望着那双黑黝黝的双臂和那缕浅色的头发，望着旧连衣裙下面那对轮廓分明、线条优美的大腿，望着圆鼓鼓膝盖下面突然出现的那两条笔直、修长、线条清晰的并拢的小腿，我不由暗自呼唤着这个名字。她身上有一种我不能理解的完整的美。这种美是不能作任何分析的，它一下子就会深深印在你的心灵上。这种完美的印象，就象烙出的烙印，永远不会磨灭。

　　“安托莎！”我心里又呼唤了一遍。她扭过头来，看着我。她那双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她好象在研究我。安托莎！她的两片嘴唇哆嗦了一下，张开来，失去了那种直耿耿的固执劲儿，又变得温文尔雅。

　　我觉得，我的头在发晕。怎么搞的，我怎么又泄气了？我到这儿到底是干什么来的？

　　“听我说，”我开口对谢麦连科夫说。“我看，咱们第一次谈话时有些话没说清楚。走，到外面土台上去坐坐。”

　　我话音刚落，他立即站起身，托着他那只弯曲的左手往门口走去。安东妮娜象那天在陶器厂那样目送着我们。我第二次闯入这个家庭，给他们带来了惊恐和不安。但愿一切都尽快水落石山吧。这个差事真不合我的心意呵。

第九节

　　我们两人在土台上坐了下来，已是日暮黄昏时分了。在战前，在黄昏时分，格卢哈雷村的老老少少都坐在自家的土台上，嗑着葵花子儿，观赏白云在日落前的瞬息万变的形态和色彩。

　　谢麦连科夫靠在泥抹板房的墙上。在天空背景的映衬下，他那长着鹰钩鼻子的轮廓分明的侧影显得更加暗淡了。他半闭着眼睛，在等待，神态十分困倦。

　　我从墙边的长凳下面拿出了装包裹的背包，把里面的东西掏出来，放在木板上。

　　“瞧，这是您的东西，”我说。“安东妮娜拿到密窟……供给土匪的食物，”我说“供给土匪和同土匪一起躲在林子里的您的大女儿的食物。拿回去吧，家里用得着呐！”

　　他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喉结颤动了一下。

　　“您干嘛不言语呀？”我发问了。“我本该逮捕您。您说呀！”

　　又过了一分钟。

　　“说呀！”我提高了嗓门儿。“如果我确信您是自愿这样干的，那就不必多罗嗦了。说吧！……怎么，他们吓唬您了？要不是可怜宁诺奇卡？”

　　天很快暗了下来。金秋九月，日子总是这样短暂。只有菜园里一捆捆大麻和一束束金光菊在发出黄灿灿的光，仿佛白天吸足了阳光，现在正一点点往外放射。

　　“我不相信，安东妮娜是土匪的帮凶！”我一把抓住他的手，大声叫道。我抓住的是那只有残疾的手，它无力地一抽，想挣脱开，我也就势松开了。“您听到了吗？我不相信！这是您强迫她干的！为什么？您以为这能帮您大女儿的忙，是吗？算了，别搞啦。这会毁了安东妮娜，也毁了您自己。让您的大女儿来自首吧。这样好得多……您可是在供养杀人的凶犯呀！”

　　我控制不住自己了。似乎，我在对他进行思想工作，用大道理说服他。唉，我自己也忍受不了大道理呀。杜鲍夫说过：“软的不行来硬的，就是别讲大道理”。

　　我对谢麦连科夫苦口婆心，反复说明他的行为会引起的严重后果，我不记得，我说了多少时间。后来我好象控制不住自己了，他的沉默惹得我动了肝火，闸门冲开了。

　　“老混蛋！”我说。“你大概是四十开外的人了，你应该放明白一点儿！要是你象木桶塞子闷声不响，那我何苦来帮你的忙呢？你要知道，私通土匪可要吃官司的！你为啥还要把小女儿也牵扯进去，啊？你考虑过她没有？她有什么罪？她这样爱你这个亲老子，你怎么忍心把她的一生毁掉，啊？你这歪胳膊的恶鬼！”

　　我开始对他大讲道理，越说越粗，越说越野，完全可以同谢拉菲玛姥姥媲美了。可是他象印第安人的头领一样，靠墙坐着。他那一动不动的长着鹰钩鼻子的侧影，清晰地印在玫瑰红天际的背景上。他那逆来顺受的沉默和长久的忍耐，终于弄得我发了雷霆。

　　“你谢谢苏维埃政权吧，它是依法行事的，”我说“换了伪警察，早就把你毙了，把你脑浆打出来了。可是苏维埃政权还来找你谈话……火烧鬼的走狗！”

　　“甭说了，”他突然开了口，低声地回答说：“甭说了，伊凡·卡佩柳赫。你为什么要自称是苏维埃政权呢？咱的脑子里你还是个毛孩子呐。你来厂里玩，咱还给过你响笛……你在战场上学会了开枪，从苏维埃政权机关也领到了枪，可是你还没能学会动脑筋。你这个年纪，什么东西都显得十分简单……”

　　他回过头，看着我。在夕阳余辉的照射下，他的脸变成了暗红的颜色，仿佛是用红泥捏出来的。脸上的皱纹很深，象是刮刀在泥坯上划出的一道道小沟。

　　“如果我办得到，我要亲手把那些狗土匪掐死，”谢麦连科夫说，他那浑厚的“船长”的嗓子失声了。有点嘶哑。“你能懂个啥呀，你的乳臭还没干哪！”

　　“诺，诺，”我嘟嘟嚷嚷地说。“你……不太那个了，谢麦连科夫……懂吗！”

　　我反驳他的话，显得不那么有说服力。这个中年男子说着说着失了声，差一点忍不住哭了出来。我发现，他一定有难言之隐！

　　“你以为你已经能制伏火烧鬼了吗？”谢麦连科夫问道。“打死一个麻皮桑卡，就算制伏了火烧鬼？”

　　“啊哈，原来，你认识这个狗土匪呀！你那时为啥不说？”

　　这一次，谢麦连科夫虽然被我抓住了把柄，可他一点儿也不害怕。

　　“你不知道火烧鬼是个什么人，”陶工继续说道。“他是野兽，是狡猾的野兽……你同火烧鬼相比，不过是个小甲虫。他还没有真正把你放在眼里……他要干的话，可以把整个格卢哈雷村夷为平地。”

　　我什么也没有回答。谢麦连科夫这些话，在他肚子里你推我搡的，好不容易才从他那硬噎的喉咙里一个个地跳了出来。这些嘶哑的、无力的话语，在他的胸中已经郁积很久了。他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谢麦连科夫家的人，真是多情善感呀！这种感情我受不了，我有生以来最怕号陶大哭。

　　“你想，她干吗一直不开口呢？我的女儿，托尼娅①，她干吗不同任何人说话……”

　　【注 ①：安东妮娜的小名。】

　　他的左手抽搐了一下，不知是想去摸转盘上那只长颈罐，还是想抚摸一下他想像中的小孩的脑袋。

　　“他们是在法西斯分子逃跑前到村里来的，火烧鬼带着几个小兄弟，深更半夜的。火烧鬼从前向宁卡求过亲。他答应把陶器厂从他老子的名下转到我的名下，还许了不少愿……看样子，他是喜欢她的，可她怎么能喜欢一个伪警察，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呢？火烧鬼这才深更半夜带了几个小兄弟找上门来……来找她！”

　　他沉默了一会儿，定了定神。虽然村里一片寂静，可他的话语轻得勉强才能听得见。牲口都已赶回圈里去了。秋天，天黑得快，谢麦连科夫家的五只瘦鸡早已聚在关着门的板棚前。鸡在等主人开门，让它们上架去。它们半闭着白色的眼皮，咕咕地叫着。

　　“火烧鬼为尼娜来的。要她跟他上……她不肯。他就强奸她……他的几个小兄弟在旁边帮忙。安托莎……托尼娅”他改口说，“她一见这情景朝他们扑了过去。她发出了一阵惨叫……”

　　“那您怎么呢，您呢？”我忍不住开了口，我的嗓子也失声了。真糟糕，我满肚子话都堵在缩紧的嗓子眼里，将不容易转动不听使唤的舌头，把它们一个个地推了出去。“她扑上去了，您呢？碰上这种事，死活还有什么差别呢？”

　　他瞅了我几眼。他的左手又象襟翼一样抽搐了一下。

　　“你还年轻……你只从自己着想……你没当过父亲。我怕他们把安托莎也……把托尼娅也……几个小兄弟已经想……安东妮娜要碰上可受不了……她……像一茎小草……我苦苦哀求，火烧鬼算是发了慈悲……他们把我和安东妮娜赶出屋子。一个伪警察拿着自动枪守在门口……就是那个麻皮桑卡，他好象是火烧鬼的马　。”

　　天很快黑下来。一捆捆黄麻，一束束金光菊已经不再放出黄灿灿的光。高高的加弗里拉岗顶的树梢上面，还残留着几抹淡淡的玫瑰红的反光。我们把那伪警察就象埋牲口一样埋在岗上，没有留下任何标志，甚至也没堆个土墩。走着瞧，火烧鬼，我们决心把你也这样埋起来。就算你是狡猾的野兽，你也跑不掉！……

　　一股劲风吹来，夜幕降临了。樱桃树上纷纷扬扬地飘落下铁锈红的叶子。“初秋马上要过去了，”我心想，“樱桃树的叶子都落了。樱桃树的叶子可是长得挺牢的呀！”

　　“后来呐，”我说。

　　我等了好久，一直等待“后来呐”这三个普通字眼包含的内容，瓜熟蒂落，自然而然地说出来。我的喉咙便噎住了，就是这么回事。大概，在格卢哈雷村过了几天太平日子，心肠软下来了。在前线的时候，什么东西没看见过，什么话没听到过，可以说是经受了铁和火的锻炼。可现在，说实话，我大软弱了。

　　“后来呐？”他带着几分惊讶的神色反问了一句。“后来还有什么呢？火烧鬼抢走了尼娜……她走了……火烧鬼看得很准……她自个儿不会再回格卢哈雷村。她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呢？在村里怎么做人呢？托尼娅从此同谁也不说话……她并不是哑巴，而是不想说，不想同人家搭讪。有时同我说上一两句，那是在晚上，等村里全静了以后，要不就在捏泥巴的时候……”

　　铁锈红的叶子，从樱桃树上纷纷飘下，寒意越来越浓。寒冷的秋夜一步一步逼近。一个个流星掠过夜空，陨落下来。看样子，黎明前一定有浓雾。

　　“她几乎天天早上到泉水那儿去，”谢麦连科夫继续说道。“她太爱姐姐了……她希望，尼娜也许有一天能回来。她太希望了！他们告诉我们泉水边上那个密窟，叫我们给他们送东西。”

　　原来如此……情况全清楚了，不，我不能认为安东妮娜有罪。谁也不能责备她。她把自己同父亲一起挣来的所有的东西都给了土匪，为的是想求他们发慈悲。她还能怎么办呢？

　　“我为安东妮娜一直吊着心，”谢麦连科夫往我这儿探过身子，悄悄地说道。他的眼睛因为害怕，瞪得老大。“他们知道这丫头是我的命根于……我为她担心！火烧鬼就在附近，近得很。他不会放过我，他决不会离开这个地方！”

　　“为什么？”我问。

　　他刚打算开口，可又克制住了，只是长叹了一声。他用右手把那只不听指挥的左手按在瘦削的膝盖上，膝盖上打着一块方方正正的黑补丁。在这清冷的夜晚，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子湿泥土味特别浓。这股陶土味已经渗进他的躯体，永远洗不掉了。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不当教师而做陶工呢？

　　“为什么火烧鬼不放过您呢？”

　　“我已经说得够多了，”他放开那只左手，那只手就留在膝盖上，一动不动。

　　我们两人都有点儿平静下来了。

　　“您可以把我们父女俩带走，”他轻轻地说。“因为我们通匪。这是您的权……兴许，这样做更好些。可是尼娜……她会怎么样呢？……托尼娅一直抱着希望。”

　　“干吗要带走你们呢？”我说。“我们怎么，是伪警察怎么的……法西斯分子把你们的胆子吓破了。你们不敢把真实情况说出来……瞧，关于火烧鬼的情况你没有全说出……不必怕他！”

　　“您这话可当真？”谢麦连科夫问道。

　　这会儿我们俩又开始以“您”相称了。

　　“当然当真。”

　　“您今儿个是碰巧才没被打死，”他说。“他们不想袭击村子，眼下他们没有必要暴露目标。可是时间一到……”

　　他打住了。他回过头，望着栅栏外面。夜色茫茫。从房子的土台和墙壁里还散发着热气，可是指头却冻僵了。

　　“您干吗惊慌呀？”我问道。

　　他默默地往栅栏门那边点了点头。

　　“是条狗跑过，”我说。“一条很大的狗……没事。”

　　“对，是这样，”谢麦连科夫说。“您的听觉很灵。”

　　“军人嘛，不灵还行。”

　　我回答他的话时，精神抖擞，甚至可以说是太抖擞了。我希望他能够克服恐怖心理，即使一会儿也好，这样的话能把真情都倒出来。他无疑了解火烧鬼的许多情况，比古潘要多得多。可是他为什么这么怕火烧鬼给他第二次打击呢？“他们知道托尼娅是我的命根子……”

　　“您从我的嘴里再也听不到任何情况了。”谢麦连科夫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出。“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您体谅我……您没啥牵挂，可我有女儿呀！”

　　我没啥牵挂！是啊，我一定要把火烧鬼除掉，即使仅仅为了解除安东妮娜的威胁，我也愿意献出生命，我决不犹豫。当我想到，他们可能会象抢尼娜那样来抢她的时候，全身的血液好象都凝住了。尼娜是个活泼的姑娘，她弄得小伙子们晕头转向。她懂得怎么生活，不过没有瓦尔娃拉精明。可是她是懂得怎么生活的，对她来说，最可怕的也许倒并不是这种事，而是耻辱，是同村人的风言风语。然而对安东妮娜来说，风言风语算什么呢，这些她甚至连想都没想过。她整个身心简直受不了，如若火烧鬼或还有什么人对她伸出爪子，扯下她的旧麻布裙子……想到这里，肚子里那几块法西斯迫击炮弹的弹片仿佛又复活了，痛得直钻心。我强迫自己不再想下去，切断了想象的电源。咳，只要开关一开，电流就会刺激神经啊！

　　我拉下开关，挺直身子，吁了一口气，然后又深深地吸了一口冷空气。这时，栅栏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这是一个又胖又重的人的脚步声，他尽量象猫儿那样，蹑手蹑脚，走得很轻。可是他忘了，要迈出猫儿那样轻悄、无声的脚步，需要有猫儿那样轻的分量啊。

第十节

　　我一只手把谢麦连科夫按在墙上，让他别挡住栅栏门，另一只手掏出了匕首。我身边没带其他家伙，好在波佩连科就在不远的地方放哨。

　　栅栏外面出现了一个人影儿。这个人宽肩膀，粗脖子，他没有躲躲藏藏。显然，他早已听见了我们说话的声音，后来又发现我们不作声，便猜到自己被人发现了。刚才我干了件蠢事，我应该继续说下去……

　　“当家的，哎，当家的！”

　　声音又低又粗，十分嘶哑。只有用酒精狠狠烧过喉咙和整个内脏的人，才会有这样一副嘶哑的嗓子。

　　谢麦连科夫打了个冷战，他在我那只手下紧张得呆住了。

　　“当家的！”栅栏外面又传来一声低音的喊叫。

　　“来啦！”谢麦连科夫答应道。“来啦，我马上来，等一等……”

　　他惊慌地瞥了我一眼，好象此刻我在他这里很不合适，甚至是危险的。

　　“就来了，有什么事吗？”谢麦连科夫一边问，一边还回过头来望着我。

　　我们两人一前一后地往栅栏门走去。他在前，我紧跟在后面。

　　“我是屠户……克利马尔呀！”那个人说。“听不出我的口音了吗？”

　　“噢，克利马尔！”谢麦连科夫仿佛装出很高兴的样子说。“好啊，听出来了！”

　　他开了栅栏门。天还不太黑。在近处，我还能看清克利马尔的模样。这个人五十来岁，身体壮实，一脸横肉。两只小眼睛深深地嵌在额头下面，一对浓眉几乎把眼睛都遮住了。我已经听到过克利马尔这个名字，他是屠夫，自由职业者。

　　“刚才听说，你这里好象要杀猪，”克利马尔说。“所以我来……安排一下吧……您好！”他对我说，”还稍微掀了掀帽子。

　　“我那口猪早就宰了，”谢麦连科夫嘟哝着说。

　　“咳——咳！”克利马尔叹了口气。“这么说，大婶搞错啦！咱好不容易打米什科尔齐来，满以为总有人摆酒席呐。行，咱借住一宿，明儿个一早，说不定会找到主顾……你说呢？”他对我说，想博得我的同情。

　　一条大狗，摇晃着尾巴，窜到栅栏门前，打算从门桩和杀猪的中间钻进来，可是杀猪的用一条腿挤住了它。

　　“上哪儿去，布尔康！您别怕，它不咬人，咱马上用绳子把它拴起来。

　　他弯下腰，抓住狗，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绳子，套在它的脖子上，打了个结。

　　“吓，乖乖，好大个儿！”我说罢，拍了拍狗的脸。

　　对，无怪杜鲍夫要看中我，吸收我参加他的小组！“上级”毕竞没有看错人……这条狗左眼的周围有一圈象乌青一样的黑斑！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它是在“澡堂脱衣间”附近，在土匪自动枪指挥下追赶狍子的那条狗；我们这一带，没有一条狗有这种班特尔种狗的耳朵和骨骼的。浅棕色的皮毛，脖子上也有一条特有的绳子系过的印子。

　　“请进来吧，”说罢，我站到栅栏门边，这样，宰猪的进门时。左侧身子不得不紧贴着我挤过去。他身子的左侧没有武器。

　　“请坐。”我指指土台，对他说。

　　他打量了我一眼，露出几分诧异神情，可还是坐了下来。我坐在他右面。右面没有家伙，没有带手枪或手榴弹。只有长筒靴子外面戳出两把刀柄。可是，话得说回来，这两把刀是他的劳动工具，他是杀猪的嘛……干这个行当的嘛！战争爆发前，我们这一带把杀猪这个行当同烤面包、做陶器一般看待，都算作一门手艺。我们常常请外面的师傅来帮忙。这杀猪活儿也有窍门，不只是宰了就算了事，还得把猪血做成猪血肠子，用干草熬得脂油喷喷香，把猪皮放在熟羊皮下面用开水蒸软，把长鬃拔下来，用麻线一把把扎好，开膛剖肚，不浪费一点儿内脏，把肠子掏出来，洗干净……如果主人家那头长着一对大獠牙的公猪有六、七普特的话，杀这种猪，简直是件玩儿命的事。

　　“我是这儿的队长……‘剿匪营’的，”我对克利马尔解释道。“请您出示证件。”

　　谢麦连科夫注视着我们，脸上露出恐怖的神情。当然喽，陶工是了解克利马尔这个人的。

　　天已经几乎全黑了，天上出现了最初的几颗星星。屠夫伸手从怀里掏出几张纸来。我划了几根宝贵的火柴，把这几份证件仔细看了一遍。应该说，这些证件是伪造的。那张免除服兵役的证件上写的免役原因，是患心脏神经官能症和全身血管硬化。这些病名，我一窍不通，可是听起来倒挺严重。证明是汉容基村苏维埃发的，“兹有克利马尔公民……”汉容基……这个村子在白俄罗斯那一边。在北面，离格卢哈雷村相当远。残废证明……他弄来了多少证明呀，在他面前简直应该脱帽行礼了。

　　“心脏神经官能症是什么病呀？”我开口问道。

　　“瞧！”他伸出一只手。他的手真有笆斗那么大，每一个指头足足有德什卡①机枪子弹那么粗，这种机枪可以打穿小坦克的装甲。五个指头哆嗦得很厉害，象在弹巴莱卡三弦琴一样。

　　【注 ①：一种大口径机枪，为德格家廖夫和什巴金共同发明。】

　　“心脏的神经有毛病，”杀猪的说，“所以全身才这么哆嗦。”

　　“那您怎么杀猪呀？”我问道。“猪不要从手指下逃脱吗？”

　　“噢，咱总是灌上两杯才动手，”他乐呵呵地解释说。“那时全身器官就会暂时安静一会儿。”

　　“应该让你永远安静，”我暗自思忖。“放在加弗里拉岗上……”我还在看证明，并且板着面孔问东问西：汉容基在什么地方，那儿的村苏维埃主席是谁，虽然嘴上在问，可脑子里却在考虑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狗当然不能算罪证。这狗，可能是他在林子里拣来的，但是狗却引起了怀疑。下面一个个空着的方格开始自然而然地填写了。

　　我尽力克制自己，不要激动。噢，真相大白了！……我想起了马利亚斯两口子的话：什捷勃列诺克在他死的那天，突然要上区中心去。他到了克罗特家，偶然碰上杀猪的以后，立刻决定动身。当时我没有理会这个细节，因为杀猪的在我的脑子里还是个面目模糊的人物。现在这个虚无的人物有了彪形大汉克利马尔这个方头大睑的现实形式。什捷勃列蒂克和克利马尔的邂逅，是一种特殊的不祥预兆。“那天什捷勃列诺克上克罗特家去杀猪。”谢麦连科夫在陶厂的院子里说过这句话。他给我一点点暗示，其他什么话也没说，什么人也没供，他是指望我能悟出个中道理。

　　此刻，谢麦连科夫不死不活地坐在那儿。大概，他为自己给那么一点点暗示而后悔吧！

　　我还有好多情况没能弄清楚：要把事情前前后后理出个头绪，时间来不及啊！不过有一点已经明白了，不能让克利马尔跑掉。

　　“行了！”我看完了证件上每一个花梢的签名，说。“证件合格。请原谅：这个年月……”

　　“咱明白，咱不提合法要求！”

　　他还晓得“合法要求！”这个屠夫肚子里倒还有点儿墨水儿，有点法律知识。

　　“我倒想求您办件事！”

　　他恭恭敬敬地側着脑袋，做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我正巧想杀头猪……您来的正是时候。”

　　“咱明白，”杀猪的说。“一般咱要收一公斤脂油，一圈猪血肠子，这当然不包括‘健身费’喽。好吧，您嘛，只收‘健身费’就行啦……您是司法部门的代表嘛！”

　　“到我家里去住吧，”我说。“咱们走吧！”

　　“咳，让我歇口气！”他掏出烟荷包，答道。“路走多了，心里直扑腾。”

　　我不想把他留在谢麦连科夫那儿，可是我怕过份坚持会引起怀疑。

　　“行。过会儿请过来，右手第五家。您问谢拉菲玛就是了，她是我姥姥。”

　　“谢拉菲玛，咱听说过，”克利马尔说。

　　那更好啦！我迈步往栅栏门走去。狗霍地从后面扑上来，可是克利马尔一拉绳子，把它拖住了。

　　“他怎么在狗脖子上打的结呢，而且这么快、这么利索？”我先掩上了栅栏门，而后仔细端详着土台上的两个人影儿：一个又高又粗，另一个又瘦又长，两个人影在白墙这幅银幕上拉得很长很长。“这双有毛病的手，哆哆嗦嗦，怎么能这么快就打好纺呢？没有人给他送上两杯稳心酒嘛。克利马尔，你这个屠夫，你用绳子打结倒挺麻利呀！也许还不止用绳子呢，用有弹性的电线也行吧？”

第十一节

　　“姥姥，”我说。“你千万可别急呀，姥姥！”

　　她睁大眼睛，不安地瞅着我。她那对深陷在蛛网般皱纹里的眼睛，宛如两盏小油灯，闪着昏暗的光。

　　“咱明天杀猪，”我说。“杀亚什卡。我刚才同屠夫讲好了，他马上就来。”

　　“你昏了头！”谢拉菲玛叹了口气，一屁股坐在凳子上。“亚什卡还没长足，它象你一样，还是个娃儿呐。”

　　“有什么办法？需要啊！”

　　“唉，你尽出些馊主意，你这受了伤的糊涂鬼。”姥姥说。“我不懂你，你聪明过头了，用不多久，你准赶过格纳特。”

　　“姥姥，等杀猪的来了，你可千万别说你不打算杀亚什卡。就说早想杀了，明白吗？你一直想要杀掉它！”

　　我走到她面前，抱住她，她那件敞胸的短上衣散发出一种混有巧克力味的樟脑味儿。当年，在战争爆发前，姥姥的那只四角包着白铁皮的缕花大箱子除了放些值钱的衣服外，还放巧克力。这种地主老爷家里常吃的东西，她是在革命之后才尝到的，以后一直爱吃得要命。现在大箱子里藏着的是各种各样的破烂劳什子，但是这些东西全有战前那种象征安定生活的香味儿。

　　“谢拉菲玛，好姆妈，”我说。“我求求你！”

　　姥姥喜欢亚什卡，这我知道，可是她更喜欢我呀。

　　“好，”谢拉菲玛说。“咱不知道你打的啥主意……上帝保佑你。”

　　我吻了吻她那全是皱纹的前额。“杀猪的正巧在今天晚上出现，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我心里思谋着。“麻皮桑卡被打死的消息一传到土匪那里，火烧鬼必然马上派出侦察来。不过，令人奇怪的倒是，谁能传递这个消息？是怎样传递的？”

　　“听我说！”谢拉菲玛突然推开我，声音里透出惊慌不安。“你这放荡鬼，你别是心血来潮要找姑娘去提亲吧？亏你想得出！”

　　提亲又怎么呢？我哈哈大笑起来。这倒是个很妙的主意！既然格卢哈雷村有这么好的风俗习惯，那我为什么不来个出其不意，干脆不同对象说定就登门去求亲呢？想到这里，我又是喜又是忧。要是一下子碰壁，人家象滚西瓜那样请我滚蛋呢？……虽说我是村里唯一的一个小伙子，可是我并不是那种乖乖听话的人。安东妮娜要配的未婚夫，应该比打穿肚皮的“小鹰”更好些。不过话又说回来……要是一举成功呢？

　　“谢拉菲玛，”我说道。“让我再吻你一下。”

　　但是她推开我，低声嘀咕道：“你别想得太美，你别指望咱的祝福。等你送咱上了加弗里拉岗，自己再去求亲吧！她给你灌米汤呐，你年纪轻！这种夜里的勾当，这种娘儿们的事情，你不懂，要上当。她养过多少野汉子，她全懂。有你哭鼻子的！”

　　“姥姥，让我插句话。你这是指谁呀？”

　　“就指那个呀，还指谁呢，指瓦尔娃拉呗！”

　　她开始数落起瓦尔娃拉的为人。谢拉菲玛要是上来精神，正经八百地讲点事，那还是值得一听的。

　　“姥姥，你简直是民间说书的艺人！不过我不想向瓦尔娃拉去求亲，你放心吧！”

　　“那向谁呢？”

　　“问安东妮娜·谢连麦科娃呗！”

　　谢拉菲玛愣住了。

　　“噢——噢——噢……”她说道。

　　“克利马尔现在在那儿干啥呢？”这个问题在我脑子里打转转。“他在打听桑卡被打死的经过吧？……可惜，我此刻不能到那儿去。如若我去求亲，那我就能上谢麦连科夫家去了，而安东妮娜可以在我的“保护之下”。求亲，这个主意有道理！谢拉菲玛，真有你的啊！

　　“噢，谢天谢地，”姥姥把我的话琢磨了一番，叹了口气说。“那丫头不错，心眼好。会真心实意跟你……可是你们俩都还太年轻呀，根本不懂这个事，这咋行？”

　　“那外公求亲的那年，你几岁呀？”我问道。“十六吧！”

　　“不过外公那年快四十了，”姥姥说。

　　“那我怎么办，再等二十年？”

　　“好吧，”谢拉菲玛说。“这丫头，人好。说真的，咱们村里还找不出第二个呢。”

　　谢拉菲玛那对小眼睛放出了光彩，脸上浮起了笑容。

　　“你去求亲的时候，别咧开嘴笑呀，”我说。“等仗打完了，我陪你去镶一口假牙。”

　　“嚼舌鬼，”谢拉菲玛一摆手，可是仍旧在笑。提亲这个主意，她越想越开心。她的头脑里浮现出一幅美好的憧憬，安东妮娜的形象看样子同这幅憧憬是没有矛盾的。

　　“慢着！”她猛然想起了什么。“她现在成了哑吧呀！”

　　“第一，她不是哑吧，她只是不想说话，”我说道。“第二。是哑吧又怎样呢？”

　　谢拉菲玛陷入了沉思。

　　“嗯，真是也没啥，”她说。“兴许，还更好呐。”

　　“好吧，”我说。“这可是你乐意的。”

　　她用那只黄瘦的拳头支着腮帮子，望着小油灯，寻思起来。

　　“是啊，多嘴多舌的婆娘有啥用，”她嘟嘟哝哝地说。“哑吧比多嘴多舌的强多啦。”

　　“我有事出去一次，”我对她说。“杀猪的来了，你招待一下，弄瓶酒呀什么的，可别多说话。这个杀猪的，可不是我的好朋友！”

　　外面黑咕隆略

　　月亮还没有升起来。清新凛冽的空气，吸去就象喝了上等烈酒，叫人醉醺醺的，有点儿摇来晃去。今天真是多事之“日”呀’……思绪很乱，象一群羊，正在四散逃窜。我站在栅栏旁边，尽力把它们往一个圈里赶。求亲这个想法不知怎的使我离开了常轨，可现在不是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从求亲到定亲，还有许多仗要打啊。格卢哈雷村里村外发生的一切，还要着实动动脑筋，才不至于让加弗里拉岗来做我俩的月下老人。

　　我还不能完全肯定，克利马尔就是杀害什捷勃列诺克的凶手。最后的结论应该由马利亚斯两口子来下。想到这里，我便拔腿往他们家里走去。我慢吞吞地顺着街道沿坡而上。嗨，这一天真把我累得够呛。我肩上背的，仿佛不是手提机枪，而是拖带整个格卢哈雷村，再加上陶厂、铁匠铺和加弗里拉岗的牵绳。

　　马利亚斯家的窗口已经没有灯光了。那条本地的塞特尔——拉佛拉克种狗看见我，没精打采地叫了几声。我敲了敲门，报了姓名。马利亚斯的老婆赶忙把门打开了。

　　“请进，请进，”她站在黑洞洞的前室里喃喃地说。“咱们还没睡哪……灯碗里的油点光了。煤油的事，区里还役对您说吗，伊凡·尼古拉耶维奇？”

　　“还没有，”我说。“先点一枝松明吧……”

　　她打开炉盖，用炉叉扒出一小块煤，放在一根很长的松木棒子上，吹旺了火苗。

　　马利亚斯上身穿着亚麻布衬衫，下身套着士兵穿的衬裤，坐在炉炕上面，叉着五个手指，若有所思地在梳他那把小胡子。我这么晚光临他家，使他感到不知所措。

　　“甭管咋说，”他若有所思地说。

　　“请你们两位坐到这儿来，”我指着长凳，说。

　　现在应该单刀直入，不能讲究客套。我掏出一枝铅笔，一张报纸上裁下的纸边。铅笔和纸头对格卢哈雷村的居民来说，总是比武器更可怕。武器的威胁是明摆着的，可是铅笔。象神甫革你出教门，蕴藏着还不清楚的、神秘莫测的灾难。

　　“据侦查（我特别得意地强调这个可怕的字眼），有个重要的细节上次你们没有讲清楚。这就是你们在克罗特家帮忙杀完猪回来后发生了什么事，请你们立即供出这个情况！”

　　马利亚斯一手捋住胡子，顺着长凳朝他老婆身边挪了挪。他们两人惊呆了，瞪大眼睛望着我，好象见了鬼魂似的。要抓紧时机，不能有一秒钟的耽搁。

　　“嗯，说吧！”

　　我在那张小纸片上写上：“马利亚斯公民夫妇供述。”

　　“请你们供述！”

　　我根本不知道，民警平常是怎么审讯“公民”的。前线的审讯，很简单。

　　马利亚斯两口子惊恐地互相看了一眼，又瞪大了眼睛，盯着那张小纸片。我激动的程度不亚于他们。我甚至把铅笔紧紧地按在纸上，让它别颤抖。

　　“我说，我说，”马利亚斯的老婆赶忙开了口，可是她的丈夫打断了她的话头。

　　“眼下可真相大白了，卡佩柳赫公民，上次我们没有说是因为……”

　　“忘了！”马利亚斯的老婆又插嘴说。她两只手放在胸前，拢住那见皮袄，所以只能用肩膀撞了丈夫一下，可是这么一撞，瘦骨嶙峋的马利亚斯差点儿没从长凳上飞出去。“他噜哩巴嗦说了三大缸……您还是听我说吧！”

　　“少说废话！”我提出了要求。

　　“什捷勃列诺克，就是咱们的房客，刚出门上区里去，杀猪的，就是那个克利马尔，突然跑到咱们家里来，”马利亚斯的老婆说道。“他喘着粗气，慌里慌张。咱们心想，兴许喝醉了，杀猪的嘛，多喝点也应该，克罗特家的那只猪挺大！……”

　　“足足有九普特，甭管咋说，两只大獠牙就象两把刺刀，”马利亚斯解释道。“这是头大象，不是头猪！”

　　“他说什么了？”

　　“谁呀？”

　　“杀猪的，还有谁？说得简单点儿！”

　　“他问，什捷勃列诺克在哪儿。”

　　“什捷勃列诺克在哪儿关他什么事？”

　　“咱们不知道……咱们只看到，杀猪的心神不定啊。”

　　“你们怎么回答的？”

　　“开头咱们什么也没说。甭管咋说！‘小鹰’嘛，去的地方多的是，不是人人都应该知道的。这咱们懂！”

　　这一次老婆赞赏地瞥了马利亚斯一眼。

　　“咱们啥也没说，他就掏出了刀子……就是那把杀猪的刀子，还鲜血滴嗒的，他刚杀完猪……”

　　“他吓唬咱们，……”马利亚斯的老婆说。“他吹胡子瞪眼，样子可凶哩！要不，咱们会这么随随便便地说出什么？休想！”

　　“你们说了什么？”

　　“说什捷勃列诺克上区里去了，”马利亚斯继续说道。“克利马尔晃着刀子说：识相点，别对外人讲。不然，也用同样办法对付你们两口子。咱们不懂要用什么办法对付……”

　　“后来懂了吗”。

　　“嗯……”

　　“咱们本来是想告诉您的，可是忘了这么一点儿，”马利亚斯的老婆最后说。”咱们可不是故意的。为这么一点儿事，咱们要担点啥罪名呢？就是为这个记性？”她这么瓷实，浑身上下，四棱见方，给人一种笨手笨脚的印象，可是她的舌头倒挺灵巧，两只小眼睛透出一股子机灵劲儿。

　　“暂时没什么，”我说。“这些情况，别对外人讲！”

　　他们两口子就这样瞪大了眼睛，呆呆地坐着。双方对他们的要求都只有一个：别对外人讲……

第十二节

　　街上稍稍有点亮光了。月亮已经升到树梢上，红橙橙的，很大很大。我不知为什么想起了麻皮桑卡身上那件溅满血迹的皮夹克。我们是让他穿着这件皮夹克一起入土的。夹克上全是窟窿。波佩连科挺心疼，说是白白糟蹋了两只袖子，他想割下来，给他的一个近卫军做一副靴面或者做双手套，可是我不同意……

　　月光下，加弗里拉岗顶变成一块黑扭扭的大斑点。我觉得，从我肩上扛着机枪爬上这个岗子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在执行侦察任务时，时光也是这样拖得特别长。你回来的时候，有一种似乎两年没有看到自己战友的感觉，可是他们在这段时间里还没有吃上第二顿午饭哩！

　　现在，关于克利马尔是不是火烧鬼的喽喽这一点，我可以吃准了。显然，那天什捷勃列诺克上克罗特家偶然碰到这个屠户，一眼就认出他当过伪警察。也许，早在“小鹰”打游击的年代里，他们在白俄罗斯一带早就交过手了。什捷勃列诺克当然明白，他不能拘留克利马尔，因为这样一来，土匪会倾巢来搭救的，所以“小鹰”就上区里去搬救兵。

　　克利马尔也觉着事情不妙。他追到马利亚斯家里来，是想查看一下，并且……但是他们怎么追上什捷勃列诺克的呢？克利马尔和其他土匪都没有马呀。

　　在月光的辉映下，街上渐渐亮了，我沿着空荡荡的街道往波佩连科那里走去。路过陶工的家门口，我小心地往院子里张了一眼。他屋子里点着小油灯，窗帘上映出两个人头。谢麦连科夫在说什么，安东妮娜交叉着十指，托着下巴，在听。克利马尔已经走了……

　　波佩连科抱着自动枪坐在自家的栅栏后面。

　　“什么人？”他完全按照规矩问道，可是还没等我回答，便先向我问好了。“晚安，卡佩柳赫同志！报告，没有发现任何情况。老克里文季哈的儿子瓦列里克从奥任回来度假，是黑海舰队的……看来，要玩些日子。”

　　“还有什么情况？”

　　“没有任何情况……有个杀猪的从谢麦连科夫家里出来后上您家去了。”

　　“他再没到其他什么地方去过？”

　　“到瓦尔娃拉家去过。不过是一来就去的。”

　　“你为什么不报告？”

　　“唉，克利马尔嘛！”波佩连科说。“又不是第一遭上这儿来！醉鬼。他克利马尔象是个大酒缸。喝起酒来，一桶一桶地灌。”

　　波佩连科那张怡然自得的圆脸，真可以同月亮争辉。他抱着自动枪坐在金光菊的花丛中，象坐在暖房里一样。

　　“波佩连科！”我说。“你记得什捷勃列诺克被害是哪一天？那天你把你的小天鹅借给过什么人吗？”

　　他额头上蹩起了皱纹。

　　“你痛痛快快地回答，嘴里别含面疙瘩。要清清楚楚！关于出借小天鹅的情况，你一清二楚吧！借过没有？”

　　他叹了口气。

　　“你别想对领导说谎。眼下还是战争时期，你还记得军事法庭吧？”

　　“我把小天鹅借给别人过，卡佩柳赫同志！”“小鹰”一下招了出来。

　　“借给谁？”

　　“瓦尔娃拉，卡佩柳赫同志。这个鬼婆娘死乞白赖，硬是要借。她可真有一套功夫，叫你招架不住。这您也知道，卡佩柳赫同志！”

　　“别废话！”

　　“她说，我送你老婆三公尺花布。瓦尔娃拉有的是东西，都是换来的……她急着要把干草从树林里运回来，那天是阴天。就这么着，……咱就把小天鹅借给了她。”

　　“你看见，是她自己去运干草，还是请别人去的？”

　　“我看见了。她打发克利马尔……这有啥，那个家伙壮实得很。你给他喝上一杯，他能在一小时内把一大堆干草搬到这儿。也许，她还答应给他什么……卡佩柳赫同志，”他诉苦似地讲起来，“咱知道，马是公家的。可那块花布……您知道给老婆的那块是蓝圆点的……您知道，我孩子一大堆……不得不动动脑筋。”

　　他一个劲地眨巴着淡白的眼睫毛。

　　“我倒不清楚，什捷勃列诺克是不是撇下孩子啦？”我问道。

　　“咱不知道……撇下了吧，那有啥办法呢，人人都会碰上倒霉的事……难道咱这还不懂？”

　　“不，你不懂。”

　　“啥地方不懂？”

　　“少噜嗦！”

　　我没有对他说明，克利马尔赶着马上哪儿去，去追什么人。讲这话还不到时候。

　　什捷勃列诺克这一件案子里的所有疑点都弄明白了，都水落石出了……逮捕杀猪的，用叽叽嘎嘎的大车押送他上区里去吗？土匪会来劫人的。他们派克利马尔进村，一定会严密地监视各条道路的。

　　我们自己审讯，问明有关火烧鬼匪帮的全部情况吗？克利马尔什么也不会说。他要等小兄弟们来搭救他。到了区中心，得救的希望破灭了，那他可能全部招供，可是在格卢哈雷村他不会感到有任何威胁，火烧鬼就在附近，救兵近在咫尺啊。他会咬住不说，等待……他很清楚，我们不会象伪警察那样，靠枪托或者枪通条从他口里打出需要的材料……我们有法律，苏维埃的法律，克利马尔也有数。

　　“法西斯分子需要的时候，是不会客气的。他们会不择手段……也许，不按法律办事，倒能搞出点名堂来，”我盘算着。“可这是暂时的。以后会怎么样呢？人们就不敢相信你了。这种时刻迟早会到来的。你揍了克利马尔，从他的嘴里捞到了你所需要的材料，那明天大伙儿会说你‘伪警察’，你就甭想再得到他们的支持……”

　　还有一个办法：上奥任去，请上级派一个押解队来。什捷勃列诺克就是这样考虑的。但是他是步行上奥任去的，他根本不可能闯过去……

　　“波佩连科！””我说。“明天我家杀猪，克利马尔来操刀。”

　　“好极了，”波佩连科活跃起来了。“我来帮忙！”

　　“你要马上给小天鹅备鞍上奥任去。”

　　他好象被胡蜂螫了一口，脸都扭歪了。

　　“那您呢，卡佩柳赫同志？”

　　“我本来想自己去的，可是不能撤下克利马尔不管呀。”

　　“那当然，”波佩连科嘟哝着说。“要宰猪嘛。咱懂……”

　　他真的以为，我是为了那几根血肠子才想赖在格卢哈雷村的。他觉得，这个理由已经够充分的了。

　　“克利马尔是火烧鬼的联络员，”我说。“在你搬来救兵之前，我必须把他拖住，不让他跑掉。懂吗？”

　　“哦——对——对！”“小鹰”哼哼唧唧地说。“就是这个醉鬼？”

　　“是的。是这个醉鬼。是这个家伙。”

　　他伤心地摇晃起脑袋来。

　　“怎么，你以为打死了麻皮桑卡，就算胜利啦？”我问道。“快去吧！”

　　“您不可怜我，卡佩柳赫同志？”

　　“眼下不能可怜，”我说。“你自己可怜自己，已经足够了。战场上，怜悯心是要付出大代价的，别人要为怜悯付出代价的。”

　　“哦——对——对！”

　　“快去吧，”我语气比较温和地补充道。“要小心。村子可能已经被封锁了。”

　　“被封锁了”’是个很好的说法。这是坐办公室的统帅们对着大比例的地图想出来的。可是它却不能制服波佩连科，因为他并不是从战略的观点，而是从农民的具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你能闯过去的，”我鼓励“小鹰”说。“瞧，那个海军不是过来了嘛！”

　　“他们何必动海军呢？暴露自己的埋伏？”

　　“这话倒也对……快准备吧，波佩连科。”

　　“卡佩柳赫同志！”他苦苦地央求起来。“您严肃地下一道命令吧。您好象随便谈谈的样子，咱可不能执行！村子里现在黑咕隆咚的！”

　　他回过头去望了一眼。身后，他家蒙着水汽的窗里透出来柔和的亮光。

　　“执行命令，波佩连科，”我说，“否则，送你上军事法庭。”

　　他松了口气。

　　“这样倒好！……咱把咱家老大瓦西卡拨给您，叫他监视瓦尔娃拉的家。他是个顶呱呱的机灵鬼！”

　　金光菊的暗绿色的叶子沙沙响了起来，“小鹰”去给小天鹅备鞍去了。嗨，你呀，波佩连科！你本来可以出息成一个铮铮的哥萨克，可你老是一门心思考虑家，考虑九个嚷着要面包的嘴巴。大伙儿都同情你的。而你对这种同情心就象对你那双一直不离脚的旧皮靴一样习惯了。为了“三公尺花布”，你把公家的小天鹅借给了人家……就是为了这三公尺花布，你送了什捷勃列诺克的命。

第十三节

　　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克利马尔竟然没用多大工夫就同谢拉菲玛姥姥谈得挺投机。他们的面前放着一瓶烟灰色家酿，一平底锅油渣煎蛋，盐渍小黄瓜和几样请师傅时必备的农家小吃。

　　“恭喜，恭喜！”克利马尔对我说，他说话时喷出的粗气，吹得小油灯的灯火直晃悠。“刚才咱不知道，恭喜呀！当然喽，这年头去提亲，最好带点猪血肠子……你们打小公猪的主意算打对了。吃了猪血肠子，嘴就软了。”

　　谢拉菲玛咯咯咯地笑了起来。我们都干了一杯。我仔仔细细地打量了屠户一番。他壮得象头牛。手腕上的汗毛又长又密，青筋根根暴起。他的一举一动，都透着有无穷力气。这哪是有血有肉的庄稼人，而是先用钢铁浇铸成零件，然后用螺钉装备在一起的铁塔。难怪他身子里轧轧直响，喉咙里冒出嘶嘶的声音呀。酒精也毁不了他那健壮的身子骨。他在火烧鬼手下干的是啥差事呢？刽子手？

　　“一定得恭喜您，”克利马尔又用那沙哑的低音说，就象砂轮转动一样。“那妞儿可以说是顶呱呱的上等货。”

　　他那两只眼睛在刷子一样的眉毛下闪着淫荡的贼光。是啊，谢麦连科夫一想到火烧鬼手下这伙狐朋狗友，怎么会不为自己的安东妮娜整天提心吊胆呢。

　　“明儿一早就给您把猪杀好，”克利马尔挺有把握地对我说。“包您满意。弄得干干净净。您准备两三桶开水，搞点儿新晒的干草……刀嘛，咱自己带着，要磨一磨……有磨刀石吗？”

　　“有，亲爱的，有！”谢拉菲玛答应说。

　　姥姥她怎么啦？居然叫起“亲爱的”！

　　“有些人以为，杀猪这玩意儿刀子一捅，便当得很，”克利马尔继续说道。“嗨，不……嗯，我！……”

　　这个膀大腰圆，古铜脸色的克利马尔在我的眼里，象手风琴那样开始向两边抽开来。小油灯在屋里慢悠悠地飘动起来。今天一天我真够呛的，一杯家酿下了肚，这种感觉更强烈了。

　　“姥姥，”我转动着铅块一样的舌头说。“我去睡了。”

　　我拎起靠在门楣上的Ｍ　。

　　“去吧，亲爱的，去吧，”谢拉菲玛说着，对着我和机枪划了个十字。“累坏了，工作太多了，”她对杀猪的解释道。

　　克利马尔好奇地打量着Ｍ　。

　　“您会使吗？”他不无尊敬地问道。“咱听说，今儿个一大早，你们这儿打死了一个。”

　　“打死了，亲爱的，打死了！”谢拉菲玛安慰他说。

　　我一头倒在钉着胶合板的窗下那张木板床上，把Ｍ　靠在床头。马枪和匕首，全套武器都放在手边。今天我不必担心他们从街上打黑枪。克利马尔不把格卢哈雷村里的情况带回去，他们不会上这儿来的。可是克利马尔本人就在屋里，倒叫我感到不安。“今夜不睡，”我打定了主意。“趁他们现在在隔板外面闲聊的当儿，我先打个盹儿。打了盹后，就得睁大眼晴守夜了。”屠户靴筒里戳出的那两把刀柄，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谁也不敢担保，克利马尔除了侦察外，并没有受命要完成麻皮桑卡没能完成的任务。

　　“他们反正早晚都要飞走的，”姥姥抱怨说。“咱们这儿有句老话：‘娘不亲，爹不亲，生我老婆的丈母娘最最亲’。”

　　“一点不错！”克利马尔连连称是。”咱们白俄罗斯一带也有这样的说法。”

　　“咱来给您讲讲阿琳卡的事，”我迷迷糊糊中听见姥姥的声音。“您在汉容基那儿没听说过阿琳卡的事吗？”

　　“没——没有，”克利马尔答道。

　　从他说话结结巴巴的腔调来判断，桌上出现了第二瓶酒了。谢拉菲玛今天真是慷慨极了！

　　“她是咱的表姐呀！”姥姥感到奇怪地说。“阿琳卡·托弗戈帕塔娅，住在汉容基镇的附近。她比咱大十来岁。有个叫米科拉的，村里最漂亮的小伙子，他来向她求婚。”

　　“来—来向老太婆求婚？”克利马尔感到稀奇。

　　“嗨，你呀，亲爱的，听话要用耳朵，不能用肚皮，”姥姥说道。“那还是在沙皇的年代呐……这个米科拉，一下子向两个姑娘求婚……”

　　“嘿－嘿－嘿，”杀猪的纵声大笑起来，仿佛在用力敲木桶一样。“他倒不傻呀！”

　　“咱没说他傻，咱说他漂亮……给那个，给另外那一个送了部机器，给阿琳卡送来了一百卢布。”

　　“什么机器？”杀猪的问道。“打哪儿弄来的机器？”

　　“什么打哪儿弄来的？就是脱粒机呗！嗯，他考虑了一阵子，就到阿琳卡家里来求婚，靴子擦得铮亮，衬衫是绸的……阿琳卡又瘦又黄，嗯，简直是干巴树枝，她套了三条裙子，叫衬裙一直拖到地上，好遮住那两条细得可怜的腿……”

　　“嘿－嘿－嘿……”

　　阿琳卡！……姥姥今天的表演真可谓出神入化了，这是她最拿手的故事。“趁姥姥给客人讲米科拉和阿琳卡的悲剧，讲这长得没完的故事，我先打个盹吧，”我脑子里考虑着。我顿时坠入了梦乡。尽管外科医生留下了闹钟，也不能把我们闹醒了……我仿佛是从飞机座舱里抛出来，往下直坠，往下面飞去，一直落到一朵柔软而舒服的祥云里。我脑子里最后想的和担心的是波佩连科。他来得及吗？闯得过去吗？

　　我一觉醒来，窗口已经麻麻亮了。一觉睡了近八个小时！我伸手去摸武器，全套武器都在老地方。隔板外面的小油灯仍旧亮着。我往板缝里一张，看见谢拉菲玛姥姥，坐在板条拼成的桌子旁边，桌上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面前摊开一本厚书。炉炕上发出一阵又一阵均匀的声音，好象在锯劈柴……克利马尔在断断续续地打呼嗜。

　　我揉了揉眼睛。姥姥睡意蒙胧地东摇西晃，可她硬是强打精神，盯着书看。这是她心爱的一本书，威尔斯①的《星球大战》，这本书她用报纸包着，一直小心地保存到现在。我大概是战前把这本小说带回来的，我详细地讲给姥姥听过。姥姥爱听我讲说各种正经书的内容，她听了后，又讲给她周围的那些老太太听。姥姥认为“星球大战”是本圣书，象圣经一样。

　　【注 ①：威尔斯（18G6—1946）英国科学幻想小说作家，还著有隐身人。】

　　“瞧，这本书里呀，亲爱的，全讲到了，”谢拉菲玛对女伴们说。“因为咱们的罪过，世界末日①要到来了，从火星上飞来三条腿的魔鬼，咦咦呀呀地尖叫，用冒火的手电筒来烧咱们……”在战争的年代里，在空袭、探照灯、高射炮火、空降队、隆隆作响的技术装备入侵的年代里，威尔斯完全有理由　身先知之列。老婆婆们一边听谢拉菲玛讲，一边啧啧称奇。

　　【注 ①：基督教认为现实世界充满罪恶，不可能改善，终有一天最后毁灭。】

　　谢拉菲玛竟这样对着威尔斯的著作整整坐了一夜。最精彩的是，姥姥大字不识半个。她连签名都不会，只会画十字。

　　在前室，我站在冰碴呼呼乱响的洗脸盆边，问姥姥：

　　“你怎么‘看得入迷’了？”

　　“咋的？”她问道，接着疲倦地叹了口气。“你以为咱是傻瓜？咱一眼就看出他不是白俄罗斯人。他说是汉容基人，可是咱们的土话他听不大懂。他到过那儿，可是话听不大懂。咱不喜欢他克利马尔这号人，他准是个杀人犯……所以咱，这个有罪的人，才值了一夜，好让你睡……”

　　“姥姥，”我说。“你能到反间谍机关去工作！”

　　谢拉菲玛那对聪明智慧的、纽扣般的眼睛里流露出忧愁和不安。她那颗心已经感到情况不妙。她心里装着两份爱：一份是女人贤慧的忧世之爱，一份是慈母般的忘我之爱。我抱住了谢拉菲玛，她身上除了巧克力和樟脑的香味外，又添上了马合烟留下的烟味儿。

　　“你可要多留点神，孩子。”姥姥说。

第四章 第一节

　　时间还早，院子里倒已经大亮了。晨风驱散了残雾。系在板棚旁边的布尔康看见有人来了，便愤愤地呼噜了几声，狂叫了两下，而后认出是我，便摇摇尾巴不响了。它是猎狗，不是那种凶恶的看门狗。

　　晨风阵阵袭来，樱桃和洋槐的叶子纷纷飘落。波佩连科那边不知怎样了？此刻，为他担心还早呐。不过我一想起他那支驻扎在屋角高板床上、露着又脏又黑的脚后跟的“近卫军”，不禁心头一紧，瑟瑟抖了起来。也许，我不该怜悯“小鹰”吧？

　　村子开始　醒。早晨头脑清醒，宜于思考。不一会儿，克利马尔也要醒了，酒醉后的糊涂劲儿也就过去了……如果波佩连科不能按时赶回来，我该采取什么措施呢？这当儿，我蓦地想起要去提亲的事儿！该死，我该叫谢拉菲玛上谢麦连科夫家去了！这件事发生在一个晴朗而明亮的早晨。今天，我的整个一生将要发生变化。昨天我还觉得爱情即将来临，还满怀希望，还感到一种美好而又神秘的感情，即将亲身感受……眼下，这种神秘的感情已经具有某种现实的，可望而又可及的轮廓。可是，安东妮娜要对姥姥说“不行”呢？把她推出门外怎么办呢？

　　我立即回身进屋去找姥姥。

　　“姥姥，给点儿开水，我要刮睑……你照看点克利马尔。他醒了，给他灌点儿家酿。”

　　我拔腿往秋播田飞快地跑去。我准知道，安东妮娜今天早晨还要到泉水边上去。她会压下恐惧心理，拿起扁担，挑起水桶，放进一点儿吃的东西……她不可能就这么死了那条找姐姐、找她回来的心，她每天早晨都抱着希望，这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怕赶不上，便抄小路奔过去。风儿吹掉盐粒一般的白霜，秋播作物显得清清爽爽，碧绿一片。远处，加弗里拉岗渐渐浮现出来，宛如一顶粉红色的帽子。村子上空升起一缕缕黑烟。我的心因为奔跑和既定在怦怦跳动。

　　我老远看见她，便停住了脚步。她正从泉眼往回走，生气勃勃、安然无恙。她低着头，轻盈地挑着满满两桶水，沿着小径走来，脚步象踏在钢丝上，颤悠着，但一滴水也没溅出。她身材苗条，身着一条又旧又短的裙子，脚下登着一双后跟踩歪的鞋子，头上蒙着一条黑披巾。我的一切担忧，倾刻烟消云散。我停下，等她过来。她望着脚尖，陷入了沉思，但旋即感到前边有人，于是抬起了眼睛。

　　太阳已经接近地平线。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它虽然还没露面，却已经照得周围亮堂堂了。通往加弗里拉岗道路两旁的垂柳随风摇曳，秋播田里的墨绿色浪涛滚滚起伏，风儿抚弄着绿油油的作物。我觉得，我的心已经挤得满满的，到今天早晨，没有一点儿空隙了。眼前是：盼波佩连科回来的焦急心情，同土匪进行厮杀的预感，身边有靴筒里插着两把尖刀的克利马尔；而过去是：前线，“跳蛙式”迫击炮弹，第一次战斗，——所有这一切都一下子挤进一个早晨的时间里。我站着，这一连串事件和感受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无力移动一步。此时此刻，就要决定我一生中的大事，最最重要的……

　　她的动作轻柔有力。她撂下肩上的扁担，站在我面前。水桶里玫瑰红的泉水，哗哗地晃荡。她理了理黑披巾下面露出来的那绺金发，她没笑，也没把目光移开，只是理了理头发。我从来还没看见过比她更漂亮的姑娘。我觉得，今后也不会再看见了，即使她出落得更美，那这种强烈的感受，这种紧迫的时间，也是不会重演的了。

　　“早哇，”我说。“您去挑水啦？”

　　她对这个愚蠢的问题没作回答，只是眼睁睁地盯着我的眼睛。

　　“我到这儿来……”

　　我非常害怕。如果这次谈话能够推迟，我大概会搭汕几句，便从她身边走过去。可是太阳马上要从秋播田后面露出脸来了，这忙碌而又不太平的一天快开始了。

　　“我是特意到这儿来的……我一直……”

　　唉，我啰哩八嗦地说些什么呀？反正是横是竖，豁出去了，在这节骨眼儿，就象往冰冷的水里扎猛子，主要的只是纵身离开地面，就万事大吉了。

　　“我的姥姥……谢拉菲玛……过一会儿上您家……她……去向您求亲……是我请她去的。请您别怕！”

　　她直愣愣地望着我的眼睛。

　　“您有权拒绝。这么求亲有点唐突。可是村里是这个规矩……我想，这样也好。我决不让您受委曲。”

　　太阳已经从绿油油的地平线后面露出边缘。刹那间，一道玫瑰红的光茫洒在湿滴滴的草地上，象洒在水面上一样。雄鸡扯开嗓门，引吭高歌。一群鸟儿刷地从加弗里拉岗上飞了下来。它们掠过我们的头顶，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行了，这都是瞎扯！”我突然脱口而出。，“一句话，我爱上了你。爱上了，就是这么回事。请你嫁给我。”

　　她扔下水桶和扁担，朝前跨上一步，眼睛依然直痴痴地瞅着我。我怎么也无法确定她那双眼睛的颜色；我看清了她那大嘴巴的清晰线条，两道眉毛，太阳穴上的一个胎记，可我还是一个劲儿地要看清她眼睛的颜色，似乎这一点非常重要。她走到我面前，偎在我的胸前，我的双手在她背上紧紧地钩在一起。这一切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自然得很，好象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我蓦地感到她的身体里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充满活力的，既刚毅又温柔，既有棱有角又随和的个性。她一言不发地紧紧偎在我的胸前。她身材不矮，又挺直了身子，可是还是够不到我的下巴。我透过她那条又破又旧的黑羊毛披巾，闻到了一股头发香味。这是晒干的三叶草的幽香，是前两天割下来经过太阳一晒，吸足了草地清香的三叶草的味儿。

　　她把自己的终身托给了我，没说一句话，既天真又坦率。这就是她的回答。我心头甜滋滋的，但又惴惴不安。我突然感到；为另一个人负责意味着什么。我的双手紧紧地按住她那瘦削的肩胛骨，闻着她头发的清香，我的整个身心都产生了这个感觉。从此之后，她就和我的命运紧密地系在一起，不会从我的心中消失了。即使我们俩远隔天涯海角，我也将永远会有这样的感觉：她站在我面前，信任地依偎着我。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我……

　　在这个刻骨铭心的早晨，我又发现了一大秘密：一个人即使经过战争的考验，经历过出生入死的危险，感受过前线友送的力量、受伤的痛楚以及其它等等，但只要他不懂得为一个女人负责的责任感，那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男子汉。

　　“安托莎”我说。

　　我使用了烟父亲给她起的小名，我剽窃了这个称呼，只有这个称呼才能把我此时此刻的全部感情表达出来……

　　旭日冉冉升起，风儿一阵紧似一阵，秋播作物发出箴籁的声响。

　　“安托莎！”

　　她抬起头，再一次仔细地端详我的脸，象是再认一认自己的亲人。她那大嘴巴的嘴角，浮起了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然后又把脑袋深深地埋在我军大衣的翻领里。

第二节

　　克利马尔坐在我家院子的土台上，脸没刮，胡子拉茬的。他正在磨刀石上磨刀：这把两面开刃的狭长尖刀，是用来捅口的，另一把长长的芬兰刀，是剥皮、取内脏的。两把钢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

　　布尔康躺在沙地上晒太阳，不时焦躁地抬头望望主人。金属碰在石头上的“嚓！嚓！”声，对它来说意味深长。

　　“咱做做准备工作，首长！”克利马尔用早晨滋润的嗓子说。接着他又纵声笑了起来。“嘿－嘿－嘿……咱已经喝过解醉酒啦！”

　　我傻乎乎地笑了笑，作为回答。我觉得幸福极了，即使对吃人的恶鬼也想报以微笑。军大衣的领子，散发出她头发上那股三叶草的幽香。

　　板棚里传来姥姥的嘟哝声。她在哄亚什卡。亚什卡在临死之前总算听到了谢拉菲玛的温存话语。

　　编年史家谢苗的节日，准会是个风和日丽的天气。一缕　游丝，借着太阳烤热的气流，离开地面升腾起来，栅栏边上的金莲花，脑袋本来已经耷拉到地面了，现在又挺直了腰干。我走进了板棚。角鹗①跟着村里牲口群到林边去啃剩下的一点青草，鸡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在用木板隔开的牲口栏里，只剩下瘦骨伶仃的长腿亚什卡，谢拉菲玛不停地搔它那长满鬃毛的脊背。

　　“没人来找克利马尔吗？”我问谢拉菲玛。

　　“瓦尔娃拉跑来过。来打听什么事，”姥姥说。

　　她听了听克利马尔的磨刀声。

　　“姥姥，该上谢麦连科夫家去了，”我说。

　　“你该找个真正的媒婆，咋支使姥姥去呢？”

　　“姥姥，他们在等你呐，”我小心翼翼地把她从牲口栏里搀出来。“你去保险成功。”

　　“那敢情好，”她说。“你们都是催命鬼！”

　　她对自己的宝贝投去了最后一瞥。一个不了解农村生活的旁观者，会觉得谢拉菲玛的举动蹊跷。她喂过多少只这样的亚什卡，她只只喜欢，可是又都送到屠刀下……不过，先前的公猪都长得膘满肠肥，算是活到了头，吃一刀合情合理，挺自然的；然而亚什卡，这刀挨得太早了，它是这一场复杂赌博中的牺牲品，所以谢拉菲玛才格外伤心。

　　……克利马尔拎着一桶开水和一只空桶走进板棚，空桶里那只铝杯发出眼啥啥啥的响声。板棚里热乎乎的猪粪味，又加进了一股浓重的酒精味儿。

　　“手指不发抖？”我问道。

　　他放下空桶，弯下腰，从靴筒里嗖地对着我拔出两把刀子。他动作麻利，刀刃在我喉咙口一闪。我刚想往后一跳，但立即制止了这个本能的动作。我不该让克利马尔觉得我怕他。

　　两把刀尖停在我的面前，一动不动，好象被老虎钳钳住了。

　　“喝足酒，就这个样，”克利马尔说。“您姥姥是明白……不发抖吧，啊？”

　　他把两把刀藏进了靴筒，笨重而又滑稽地跨过木栅栏，差点儿把栏杆都压断。亚什卡一声尖叫，便逃到另一个角落里，从那儿惊恐地望着他。

　　从板棚敞开的门口望出去，看见谢拉菲玛已经走出屋子，正往栅栏门走去。她头也没回。她上身穿着战前那件稍许磨破的“长毛绒大礼服”，下身是一件挺长的红裙。裙子下面露出一双挺合脚的皮鞋，穿在因年老而弯曲的瘦脚上，走路一歪一撇的。谢拉菲玛为伊凡·卡佩柳赫去安排终身大事了。

　　“这小公猪不赖，”克利马尔以行家的眼光对亚什卡作出评价，说。“挺麻利，真的，公猪嘛……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出脂油的，另一类是配种的。你们没喂橡实吗？”

　　“像实，沙拉耶小林里有，”我说。“到那儿，可得当心，弄不好，自个儿代替橡实挂在橡树杈上去了。”

　　“嘿－嘿－嘿……克利马尔仿佛用力敲起木桶。“听说，你们这一带有人打家劫舍。‘小鹰’，当然罗，感到不称心……可是，咱跟布尔康，没碰到过，是吗？布尔康。”

　　布尔康拽着绳子，直想往板棚里瞧，绳子绷直了，那根作颈圈的绳子勒紧它的脖颈，卡得它咕噜咕噜直哼哼。

　　“你们‘小鹰队’该去搬救兵，”杀猪的仿佛无意地说，眼睛依然注意着亚什卡。“到区中心去搬，你们人手太少了……”

　　“够了！”

　　“哦。”

　　屠户“呀”地一声，猛地往亚什卡呆立的那个角落扑过去。亚什卡绝望地嗷嗷叫了起来。它很灵活，还没长膘，一闪声，就朝板棚另一边跳去。克利马尔的动作利索得惊人，没容亚什卡故技重演，就象守门员那样一步蹿过去，抓住公猪的两条后腿，把它按倒在地。

　　亚什卡的嗷嗷尖叫声，我觉得，在奥任也能听得到。它的蹄子猛踹身下的草垫。突然，嗷叫声中断了，变成了嘶哑的咕噜声。刹那间，我连眼皮子也没来得及眨一下，侧躺的公猪的左前腿下面已经戳出一把木头的刀柄。克利马尔按住还在挣扎、发出咕噜咕噜声音的亚什卡，得意地嘿嘿一笑，把刀尖往里面又捅了捅。然后，松开刀子，伸手去取空桶。猪的四蹄还在抽搐，可是越来越无力了。杀猪的麻利地把木桶放在下面，稍稍抬起猪的前腿，一下拔出刀子，刀口喷出一般深红的鲜血。一滴也没溅在垫子上。

　　猎狗在门背后紧张得几乎要窒息了。亚什卡已经不作声了，现在猎狗开始吵哑地叫了起来。克利马尔把亚什卡翻了个身，使血流入木桶的速度不减低，液体冲在洋铁桶里的咚咚声，此刻变成了咕嘟咕嘟的声响：桶快满了，这时，我也和布尔康一样闻到了血腥味，这是一种我熟悉的呛鼻子的浓重腥味儿。动物的血散发出的味儿，同人血一样腥。

　　克利马尔对我眨了眨眼。当他一手拎着桶站起身时，刀口已经不再淌血了。这个克利马尔，真是个杀猪里手，真是这一行当的天才……他拿起我直到此刻不知用处的铅杯，舀了一杯浓浓的热血。

　　“养成了这么个习惯，”他给我解释道。“喝血，能使人增长不少气力。血里有取不完的力量。咱还给孩子吃血粉呐，叫它‘大力散’！”

　　他几大口就把一杯血喝光了。我看见，他的喉结抖动，脖子胀得鼓鼓的。他每咽一口，血就象皮球一样撑大喉咙，滚到肚子里去，就这样大向大口地往肚子灌。“好，喝吧，克利马尔，身子喝得壮壮的。”

　　“当然罗，咱的力气已经不如先前了，”他信任地、友好地低声说道。“咱不吹，不如了。想当年，咱能把十四普特重的东西扛到二楼。比一比……你喝得下去吗？”他问道，并把杯子递给我。

　　我摇摇头。我看不得血。

　　“真不该，”杀猪的说。“喝了这，搂娘儿们才有劲儿。劲儿可足哩，她们就喜欢这个。这咱清楚……”

　　看来，他诚心要给我上一堂性的知识课。他挺在行。不用说，他就是按住尼娜·谢麦连科娃的匪徒之一了。安东妮娜咬的是不是他的手呢？幸亏，火烧鬼发了慈悲，没把小姑娘交给克利马尔。尽管板棚的牲畜栏里发出热烘烘、浓重的　味，尽管猪血散发出令人晕眩的腥气，割下来的三叶草的清香还是透过军大衣的领子飘到我的鼻孔。这是一股充满信任的淡淡清香。

　　“眼下你需要这个！”他格格地笑了起来。“如今从订婚到结婚，不必等多久了：打仗嘛！说不准会赶不上的！”

　　伏特加，杀猪，血腥味和充满对自己力量和灵活的信心，使他非常兴奋．他开始把我当作自己人了。机枪就在旁边，我的手指不由自主地往那边伸过去……

　　我担过头去。应该等几秒钟，让自己安下神来，不能任着性儿蛮干。

　　“嗯，行了，”克利马尔说。“姥姥那儿有新鲜干草……我去……”

　　我跟在他后面走出板棚。猎狗舔了舔我的靴子，大概上面溅上了血星子。我看着克利马尔走进房间，房门随手带上。我牢牢盯着他，一刻也不放松。有人从背后扯了抽我的军大衣。

　　“凡尼亚叔叔，”响起一声轻轻的呼唤声。“您没听见怎么的？”

　　我猛地回身一看，是波佩连科那支“近卫军”的老大，光着脚丫的瓦西卡。这个拖鼻涕的瓦西卡，仿佛是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如果农村里哪个孩子叫鼻涕虫，那可以深信，他在这方面是颇为出色的。但是他那双眼睛象波佩连科家别的孩子一样，狡猾、机警，他能象黄鼠狼一样悄没声儿地钻到你的身旁。

　　“咱爹叫您去，”他说。“我一直在等你，到那个人走开才敢叫您。”

　　“嗯，那儿怎么啦？”

　　“唉，咱爹受了点儿伤，回来了……唉，真倒霉！”瓦西卡瓮声瓮气地说。

　　他又　了　鼻子，我递给他一块手绢。

　　“擦干净了吗？现在你说，话要清楚，明白，瓦尔娃拉上我们家，见到克利马尔以后又上哪儿去了？”

　　“啥地方也没去，回自个儿家啦。”

　　“没人上她家去过？”

　　“没……没人！”

　　“好。你再去监视！”

　　他点了点头。他马上扭过头，姿势优美地用两个指头一捏鼻子。这个小波佩连科决定把刚才擦鼻涕的那块手绢，保存起来了。

　　我急忙冲进波佩连科的家，差点儿没把那个一声不响。瘦骨磷峋的女主人撞到。

　　“哎，他怎么啦？”

　　她脸色忧郁地指了指高板床。波佩连科躺在床上。他的脸上，横一条，竖一道，全是抓伤的痕迹。胸部和一只胳膊已经包扎上厚厚一层破布。“小鹰”用垂死人的目光，望了望我。

　　“来，给我看看！”

　　我先把破布解开。包扎不好同来不及进行抢救一样，也有致命危险。波佩连科身上裹满了破布，如果哪根动脉打穿，那这堆烂布准会把血全部吸干。在“小鹰”的哼哼声中，我发现了伤口。子弹从胳膊和侧胸之间穿过，肘部稍许回擦破了一点儿皮。在那个伤口上，沁出了几滴亮晶晶的淋巴液。

　　“你哼哼什么呀？”我问波佩连科。“这样的伤员，前线医疗队指导员还要派他去打坦克的。他们的仇恨大得多！”

　　“咱看不见，可挺疼呀，”波佩连科说。“兴许，有危险吧？”

　　“你没到奥任？”

　　他摇了摇头。

　　“他们打枪啊；卡佩柳赫同志！”

　　全体鼻涕战士都挤在对面的角落里，他们惊恐地听着我说话。波佩连科的夫人，依然保持着绝对镇静。她象往常来了客人一样，胸前交叉着双手，站在门边。男人们干的事，包括打枪，她一概不屑一顾。她的事业，她的杰作，也就是那群紧紧地挤在屋角里、瞪大眼睛的小家伙，在她看来，不知比我们干的事业重要多少倍。

　　“波佩连科！”我直着嗓门吼叫着。“快乖乖地爬起来，报告你完成任务的情况！嘴里不要含面疙瘩，忘掉您那伤！”

　　他一骨碌爬了起来。首长的腔调对波佩连科总是起作用的。

　　“报告，卡佩柳赫同志：在奥任大道上，遭到土匪猛烈的袭击……”

　　讲到这里，他煞住车，吸了口气。角落里那群孩子，谁也不出声，他们在为老子分忧呐。

　　“说下去！”

　　“还有啥说的？他们迎面朝我开枪，两枝自动枪……子弹嘘的一声，咱觉着胳肢窝下面火辣辣的。打中了，这些鬼崽子！……后来子弹象鸟儿那样，在耳边啾啾直飞。咱总算还来得及跳下马，步行走回家来。”

　　“为什么要步行？”

　　“咋的？他们要听见咱还骑在马上，那还不摸着黑朝马上乱打！可咱猫着腰走回来了，小天鹅跟在咱背后……”

　　“小天鹅也猫着腰？”

　　“您开啥玩笑，卡佩斯赫同志？要不是咱跳下马，他们早就把咱撂倒了，咱就回不了家啦！”

　　角落里传来一阵同情的啧啧声。他们老子那种随机应变的本领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争取生还的决心，得到了他们的赞叹。而我那嘲弄的腔调，显然受到小波佩连科们的一致谴责。

　　“你总试着闯了闯吧，波佩连科？”

　　他眨了眨眼睛。

　　“枪打得凶哩，卡佩柳赫同志！要闯，还不象笨兔子一样给他们打死！”

　　嗨，我有什么话可说呢？在前线的话，那得跟他作一次严肃的谈话。在前线上，“向后转”，就得上惩戒营……可在这儿，他那济济一堂的后代眼巴巴地瞧着我呀。这么一大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少了抚养人哪儿行呢？在后方战斗可不容易呀，完全是另一套……

　　“两支自动枪打得可凶啦，”波佩连科为了给自己辩解，重复了一遍。“要是子弹稍许稀一点点，就好啦！您说得对，卡佩柳赫同志，咱们被封锁了。您看得透亮！”

　　他已经对我说恭维话了。

　　“算了。烧着了的木头，不必再加油了……”

　　我在板床上坐了下来。

　　采取什么措施呢？还要逮捕克利马尔吗？不行，经过观察，我再次深信，这家伙是个老狐狸。我同波佩连科两个人从他嘴里掏不出什么东西。克利马尔不能碰。唯一的办法，就是缠住他，叫他留在村里，无法向火烧鬼去报告侦察到的结果，迫使他动用格卢哈雷村里的眼线去联络。我坚信，瓦尔娃拉同这个案子有牵连。如果我们能当场捉住她的把柄，那她供出的情况可能比克利马尔多得多。

　　幸好。克利马尔这家伙是个道地的酒鬼。他“神经质”地颤抖着手指，象演员一样在做戏，可他对家酿的嗜好，却丝毫不掺假，酩酊大醉的样子可以装，可是嗜酒成僻的丑态是扮不出来的。

　　“波佩连科！”我说。“要把克利马尔稳在村子里。要么你同他两人对喝，喝得不省人事，要么叫他来把你家的公猪杀掉，但一定得把克利马尔缠住！……这个任务你完成得了吗？”

　　“嗯……”波佩连科陷入了沉思。“咱那猪无论如何杀不得。早哩，寒冬腊月还没到。现在宰了，往后咱给一家老小吃啥？”

　　他用指头粗短的手掌抹了抹脸：他在动脑筋。他那只鼻子经过他那皱得象搓板一样的手掌一摩挲，变成了一根胡萝卜。突然，波佩连科喜上眉梢，脸上浮现出狡黠的笑容。

　　“卡佩柳赫同志！我可以去动员克里文季哈宰她那头小猪吗？她的儿子瓦列里克打舰队回来了，他是克里米亚战役的英雄！让她请克利马尔杀猪，我去动员她。杀谁家的猪，对您来说，政治上有啥区别呢？”

　　屋角里发出一阵赞叹的啧啧声。波佩连科家的娃儿们接受了一次庄稼汉随机应变的示范教育。连波佩连科那位骨瘦如柴的干瘪婆娘，脸上也露出几分对丈夫感兴趣的表情。

　　“行，你去动员吧，”我说。

　　“我要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克利马尔和瓦尔娃拉，”“小鹰”兴高采烈地说。“我派老大，瓦西卡去站岗……模样有点傻乎乎的，可脑袋瓜儿挺灵……有数学天才！”

　　瓦西卡腼腆地擤了擤鼻子。波佩连科的另外几个小鬼都叽叽喳喳地喧闹起来。一切都安排得再好也不过了。爹那条老命保住了，猪那条小命也得救了。

第三节

　　我们在院子里碰到了那个水兵。他正在栅栏旁转来转去，检查栅栏牢不牢。他用一只肌肉发达、刺满蓝色斑纹的手臂轻轻摇晃木桩。一句话，他在从事检察工作。

　　栅栏嘛，当然也不必摇了，一眼看得出，马上要倒塌的。可是，修修补补，就得先脱掉那件烫得毕挺的水兵服，换上棉袄。可这时候街上已经挤满了格卢哈雷村的乡亲们，他们凑来欣赏瓦列里克的风采。所以嘛，他才不想脱下那件制服，于是便在院子里踱来踱去，摇摇木桩。克里文季哈站在自家门口，喜气洋洋。

　　嗬，水兵瓦列里克个儿不高。颧骨凸出，挺帅。他走路的姿势与众不同，完全是一副水兵派头：大腿一撇一撇的，嘴里那颗镍牙贼亮，上身那件黑法兰绒军上装，紧绷在挺出的胸脯上，胸前挂的各种奖章在熠熠发光，精心擦过的衬着铅块的舰队队徽，在闪着异彩，两条喇叭形的裤腿，一直垂到地上，法兰绒军上衣的三角形开口，露出起伏着蔚蓝色海：浪的海魂衫，而衣领象战旗似的随风飘动……

　　我同波佩连科交换了一下眼色。是啊，海军就是海军嘛，步兵是赶不上他们的。

　　瓦列里克伸出一只不大，但蛮结实的手，握住我的手，连摇了三下，莫非这是海军里的规矩？

　　“我代表光荣的黑海舰队欢迎民警同志，”他说。“一想到咱们少年时代的友情，我更要加倍表示由衷的欢迎。同政治上的败类，班德拉匪帮的斗争进行得怎么样？”

　　水兵的话讲得娓娓动听！少年时代的友情在我们脑海里没有留下痕迹，我跟他在菜田里打过架，而且不止一次，但是瓦列里克还是引起我的赞叹。

　　“你好，海军同志，”我说。“我们的斗争，规模很小，……在自己的地段里。负伤回来的吧？”

　　“不，回来三天度假。由于英勇地解放了伊兹马伊尔，上级奖给一次短期休假，”水兵谦虚地回答说。“我们登陆排首先从‘海上猎人’号登了陆。只剩下我们三个同志……没什么特别的……早就回到后方了？”

　　“有一段时间了……”

　　这时，波佩连科插了嘴，把我推到旁边。他到这儿来，并不是为了参加两大军种代表的寒喧应酬。他有重要的任务。

　　“格卢哈雷村老少乡亲们都打心眼儿里盼望在舰队服役的亲人回来，”“小鹰”开了腔。“在舰队上当兵可不简单呀，那不是吃甜饺子……”他扯开了嗓门，尽量让克里文季哈一字不漏地听到他的话。“舰队是啥呢？举个例子说，‘阿芙乐尔’号是吗？

　　‘瓦良格’号……‘波将金’装甲舰……‘红色的乌克兰’……这可不是甲虫三只四只！是整整一个舰队啊！”

　　瓦列里克哼哼哈哈，更加有了精神，他向街上一扫。格卢哈雷村居民都爬在自家的栅栏上瞧他呐。

　　“这可是个大喜事呀！”波佩连科接着说。“是吧，大嫂？”他对克里文季哈说。“谁家有这么英雄的儿子？攻下伊兹马伊尔！……是雄鹰！”

　　“咳，说这些干啥？”瓦列里克垂下了头。

　　但是克里文季哈听了这几句贴心话，甚至激动得抽抽噎噎了。

　　“应该开个庆祝晚会！”波佩连科精神抖擞地晃了晃拳头。“全村范围内开。这就是说，亮亮咱们苏维埃舰队的威风。难道能这样马马虎虎地迎送黑海舰队的战士吗？”

　　“妈，怎么样？”瓦列里克问。他的眼睛熠熠闪光。“您怎么想啊？”

　　这位水兵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大概他早就盼着有朝一日，能够象今天这样，穿着崭新的、熨得毕挺的军眼，在栅栏旁边走上一走，而家乡的老老少少都瞪大了眼睛瞅着他。这一天总算盼到了，他简直象中了彩票。

　　“这咋行？”克里文季哈浑身一颤。“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不是喂猫呀！”

　　“这有什么，妈？”瓦列里克口气更坚决地说。“这不是够水平吗？”

　　“着哇，就是嘛，”波佩连科耸了耸肩膀，他又缩小了钳形包围圈。他心里明白，点燃的火柴已经落在干草上了。“这当然是你们的家务事。咱是来报个信，咱村来了个杀猪的，叫克利马尔。可以跟他商量，留两天。咱提醒……当然喽，你们自己瞧着办…………这不关咱的事。咱不过看见大伙儿对舰队特别感兴趣，都表示敬意……”

　　“妈，怎么样？”瓦列里克说。“让村里人看看，咱们有一门主炮呐，啊？炮塔来个一百八十度结弯，开一下吧？”

　　波佩连科扭过身、他的眼睛往瓦列里克方向斜睨着，闪出狡黠、警觉的光芒。嘿，波佩连科！应该叫他受点外交训练，可以派出去参加盟国的会议。大概，第二战场就不会拖到六月，而是在一月就开辟了。

　　克利马尔点着几束很长的麦秸，俯身烤亚什卡的驱体。亚什卡，翘着熏得黝黑的上嘴唇，龇出两只一动不动的大白獠牙，散发出一股烧焦的猪鬃味。克利马尔身旁放着两桶开水，他正准备烫猪皮。

　　“嘿，变软了，”屠户嘟嘟哝哝地说。“咱马上用开水烫……让它变软！”

　　我在盼谢拉菲玛。“长毛绒大礼服”总算在栅栏门旁出现了。

　　“怎么样，姥姥？”我急步迎上前去。

　　“他们还能说啥？村子里还能找得到更好的小伙子吆，啊？”

　　“找得到，”我直截了当地说。“不过只能在三天里面找。”

　　“答应啦，”谢拉菲玛说。“没象西瓜那样给人家滚出来，马上就订婚。”

　　“订婚？”

　　“你怎么，猴急啦！事事都得按部就班地办。按老祖宗的规矩……他们都不心急。”

　　“他们当年不是用机枪吧，”我说。“他们没乘飞机，而是骑的阉牛吧。行，谢拉菲玛，都办妥当了。今天我同你去参加克里文季哈家的庆祝晚会，应该给他们添点儿吃的……”

　　“你打哪儿知道要开晚会？”姥姥问。

　　“侦察报告的……瞧，瓦列里克马上来请你了。”

　　这当儿，瓦列里克·克里文特，这位度假的战士，伊兹马伊尔的解放者，正一摇一晃地往我们家的栅栏走来。他举起手，一碰无檐帽，行了个敬礼。

　　“大娘，我专程来请您，”他对姥姥说。“看您神采奕奕，越活越年青了。我敬仰之至！我们也恭请民警同志光临晚会。”

　　“啊嘻嘻，黑海舰队的小把戏！”姥姥赞叹地说。“你当年可是个小无赖！你这是打啥地方学来的咬文嚼字呀？”

　　“瞧，他就是克利马尔，”我朝屠户一摆头，说。“没他，你可办不成事。”

　　“我也正是这样考虑的，”说罢，他就朝杀猪的走去，两条喇叭形裤腿扬起了一股尘土。

　　克利马尔把一桶开水浇在熏得黝黑的猪身上，再盖上干草，此刻正用破布裹缠猪身，想把它焐软。他对瓦列里克瞧也没瞧一眼，可是水兵倒有点磨菇劲儿，他开门见山地说。

　　“您好，炮长，”他啪地两脚一并，行了个举手礼，而后高声嚷道。“有幸请您参加家庭庆祝晚会，同时也请您担任屠宰任务……恳请大驾光临，老伯！”

　　他弯下腰，对着克利马尔的耳朵，象对自己人那样轻声地说。

　　“舰的酒精，带回来点……我亲手从罗盘中弄来的，九十九度……够水平！”

　　水兵的开场白说到点子上了。

　　傍晚，庆祝晚会开始了。好不热闹！瓦列里克旋风似地跑遍了全村，挨家挨户地去邀请，他说话风趣，情真意切，所以格卢哈雷村顷刻间沉浸在战前逢年过节那种无忧无虑的欢乐气氛之中。

　　水兵在瓦尔娃拉家耽搁的时间比其他人家都长，出来时，直抹嘴唇，看来，是喝过一杯了。瓦列里克令人惊讶不已的成就是，他搞来了一架留声机，放在自己家院子里那棵梨树下面。这架留声机是道地基辅产品，唱头那块膜片还闪着亮光，转盘上还蒙着呢绒面子。是谁下决心从箱子底里翻出这么个宝贝，是怎么下的决心，那就不得而知了。

　　除了留声机，瓦列里克还弄来几张新的唱片，可不是什么序曲之类的玩意儿，而是克拉弗季娅·舒尔任科 ①唱的歌。所以毫不奇怪，格卢哈雷村人，凡是膝盖还能弯曲的，都在傍晚时分聚在克里文季哈家院子里，聚在那幢只有一眼小窗的、好歹刷了刷的泥抹板房的墙外。主人用断木板，劈柴棒子钉了好多桌子和长凳，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就象战前一个主人在园子里接待上百个客人一样，而且不忘给意想不到的客人留个位子。

　　【注 ①：１９０６年生，苏联演员，流行歌曲演唱者。】

　　果然，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他仿佛决心给这幅乡村盛会的和平美景添上最后一笔。不过这是后话了。

第四节

　　我同波佩连科两个人单独坐在栅栏旁的劈柴堆上。从此地望出去，格卢哈雷村一目了然；瓦尔娃拉那幢雪白耀眼的泥抹板房，谢麦连科夫那幢院子里有一排杨柳树的凄凉的长木房，陶器厂，铁匠铺，总之，我们管辖的全部设施都在视线之内。来参加庆祝晚会的人，我们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同村的乡亲们喝了两杯，便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两组。年份大一些的拥到踩平的用作打谷场的院子里，坐在一张长桌旁边，由格卢姆斯基任头领；而姑娘和半大小子们却来到那个无人照料、杂草丛生的小果园的僻静地方，在瓦列里克身边围成个半圆形。离水兵最近的是克利马尔，晚会的主角一会儿称他大伯，一会儿叫他炮长。此时此刻，在格卢哈雷村居民中间，屠户一扫他那杀气腾腾的凶相，简直象一个骁勇，健壮的前线炮长，象个往手掌上吐口唾沫就能把“一零五 ①”炮座翻个身的炮长。

　　【注 ①：指105毫米口径的大炮。】

　　克利马尔出人意料，竟一口答应了瓦列里克的要求，前来参加庆祝晚会。他以职业性的熟练技术麻利地完成了新的屠宰任务，现在可以痛痛快快地乐一乐了。仿佛林子里没人等他似的，仿佛他也没有从火烧鬼那儿接受什么任务似的……但是，只要时辰一到，他一定要想方设法同自己弟兄取得联系！无怪乎瓦列里克身边那群　鼻涕的半大小子中间，波佩连科家的那个眼睛挺尖的瓦西卡　得声音最响。

　　格卢姆斯基周围那帮子人在谈论正经事。他们纷纷问农庄主席，煤油啥时候配给，盐运来了没有，收不收菜园税。

　　些问题，格卢姆斯基瞅着大牙回答说：“到时候会知道的。”婆娘们都满意地频频点头。他们倒不是在等配给煤油和盐，他们只想再次证实一下，农庄主席是个办事负责的人，即使杯酒下肚，也不会信口开河。

　　马利亚斯扯着胡子，满脸惊恐，一会儿往我这儿瞧瞧，一会儿朝屠户那里看看。还有一个人也惴惴不安地望着克利马尔，他就是陶工谢麦连科夫。谢拉菲玛同自己那些瘪嘴老姐妹肩挨肩坐在一起，嘴里哼着“噢，三条大路宽又广，”可那双小眼睛却透过半睁半闭的眼睑密切地监视周围发生的一切。

　　看来，在这个无忧无虑的庆祝会上，除了克里文季哈和那个当水兵的儿子，所有的人好象都提高了警惕。

　　“啊，瓦尔娃拉来！”波佩连科发现了情况。“每回开晚会她总是第一个到，可是今儿个却蹲在家里，好象刚刚死了男人。”

　　“是啊，”说罢，我把小鹰手中那只斟满酒的杯子夺了过来。“够啦，你在执勤呀。”

　　这究竟杀怎么回事呢？瓦尔娃拉没有出家门，没有同任何人碰过头，没有人离开过村子……屠户应该把情报送到林子里去了，可他却同水兵频频碰杯，灌下一杯又一杯家酿，满脸通红，不停地同姑娘们调笑打诨。

　　安东妮娜没来。也许，求亲之后，她怕人家喊喊喳喳，说笑逗趣，挤眉弄眼吧。不过，婚事讲妥，除了克利马尔和谢拉菲玛，谁也不知道呀。但是，如果我有可能，我也会不来参加晚会，宁愿一个人浸沉在回忆之中。清晨秋播田的情景，又一幕一幕地闯入我的眼帘。回忆的浪潮滚滚涌来，遮住了庆祝晚会，又消失了，留下了久久的回响。

　　……庆祝晚会达到了战前的规模，这时出现了一个好兆头，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辚辚的车轮声由远而近，一辆单轴的轻便马车驶进村子。车子套了那匹鬃毛灰白的秃老鹞，这是纠纷调解人萨盖达奇内的马车。

　　纠纷调解人头上戴着一顶有遮檐的高帽，遮住了自己的秃顶。鼻子上架着一付夹鼻眼睛，因为路上颠簸，已经歪在一边了。嘴中噙着一根细烟卷，这副模样，就好象是从早已遗忘的时代里冒出来的老古董。

　　两位腰弯不下的老头，戈列努赫双胞胎弟兄，快步跑到马车跟前，扶他下了车，卸了秃马。

　　萨盖达奇内脱下帽子，他那光溜溜，象鸡蛋似的脑袋，小心翼翼地穿过格卢哈雷村居民的人群，在人们的搀扶下，在格卢姆斯基身边落了坐。老头儿的目光，透过那两片象冰块一样的夹鼻眼镜的镜片在寻找什么人，不安地从一个人的脸上移动到另一个人的脸上，最后同我的目光碰在一起。

　　这个怪老头儿，他自己不讲交情，不肯帮忙，此刻看见我，倒蛮高兴的。我觉得，他刚要欠起身子，挥手打个招呼，但那只祖传的宝石戒指，只犹豫不决地划了个不规则的弧形，便同已经放在他面前的那只酒杯的光彩溶化在一起了。

　　从梨树和苹果树的枝桠缝里，从小果园那阴暗的角落里，向萨盖达奇内投来克利马尔那探究的专注目光！这两道目光十分沉重、阴险，萨盖达奇内不会不发觉的。所以他那只手才一下子伸向酒杯。毫无疑问，这位调解人知道克利马尔是何许人。克利马尔不应该看到纠纷调解人向“小鹰”表示热情。萨盖达奇内享受的自由也是有限制的。

　　不过，老头儿为什么离开梨庄孤岛呢？

　　庆祝晚会越来越热火。在老头儿聚集的地方。唱起了“白俄树下水潺潺”，歌唱多罗申科。有人拿来一只铃鼓；可是大伙儿齐声嘘他；小果园里正在给留声机上发条呐。格卢哈雷村人全拥到那儿，去见识早已遗忘了的稀罕玩意儿。当瓦列里克那被法兰线军上装紧裹着的脊背弯下，俯在留声机那只人造革的匣子上时，每个人顿时都切身感到发条的脆性。我心里明白，虽然表面看来人们在晚会上无忧无虑，几杯酒下肚，天南地北谈得蛮热闹，可是每个人都提心吊胆。都有好景不长的感觉。这次盛会，就象上紧的留声机发条一样，随时都可能断裂，碎成几段。

　　瓦列里克把唱针在一张转得晃晃悠悠的黑色唱片上。舒尔任科便唱了起来。

　　……傍晚，还挺热，编年史家谢苗的节日就该是这样的天气。九月小阳春正值顶峰。南方大草原上吹来的热干风，吹过了绵延几百公里的波列西耶大森林，也没有冷却。太阳下山了，暮色笼罩了院子。特别在克里文季哈那片荒芜的果园里，灼热的空气仿佛粘在桌子上了。老头儿们，抖擞着结神，敞开了战前在农村合作社买的短上衣和　获的德国的、罗马尼亚的、意大利的和匈牙利的军便服。桌上摆满了煮得焦黑的带皮土豆，一小块一小块的雪白脂油，红褐色的洋葱头，绿盈盈的酒瓶、黄澄澄的玉米棒子。在这些东西中间，点缀着五颜六色的桑树、樱桃树和梨树的落叶。九月小阳春的春意正浓。这正是庆丰收的时节，正是订婚的时节……过一个时期，就交秋末冬初，那是举行婚礼的时节，是喝得醉醺醺地串村走镇的时节！

　　这样有多好呀！战争改变了一切……

　　唱针只是在磨刀石上马马虎虎地磨了磨，所以舒尔任科的嗓子听来有点儿沙哑。她的歌声透过弥漫在稀疏的树叶中、在暮色里变成深蓝色的团团烟雾中传了过来。

　　岁月流逝，但那被遗忘了的夜晚

　　突然又从日历上漾出了春意……

　　奇怪，在战争的年月，歌儿对于人们来说成了什么呀……我本来以为这种波士顿①圆舞曲，这些歌词，这种曲调，这句“一堆纸灰，”那句“我突然回忆起自己的爱情”，这种不熟悉的节奏，对马利亚斯来说岂不是对牛弹琴，可是他却忘记了克利马尔，把自己稀疏的胡子凑到留声机边，一动不动地听着；萨盖达奇内自幼是在沙龙 ②钢琴演奏的圆舞曲中长大的，现在也在一边拭擦着他那两片椭圆形的镜片，一边静听，连格卢姆斯基也用拳头支起他那只斗犬般的大下巴颔儿。

　　【注 ①： 以美国波士顿市命名的一种慢速舞曲。】

　　【注 ②： 17～18世纪巴黎文人和艺术家常接受贵妇人的招待，在客厅（沙龙）聚会。沙龙就是文人雅士清谈与欣赏音乐的场所。】

　　音乐唤起了我们每个人心灵中的人性，原因就在于它是人们需要的，是人人必须的东西。人们变得粗野了，变得残酷了，可是描写爱情的歌词儿，叹惜已经被焚毁的神秘的情书的歌词儿，一下子穿透了鞣熟了的皮肤，穿透了不可渗透的冷漠、无情的保护外壳……看来，每个人都有一段往事，值得回忆呀。

　　一座座泥抹板房的草顶，宛如一个个黑黝黝的三角形，遮住了天空，白杨变成了一排排乌黑的圆柱，天好象离得更远了，在树林上空悬得更高了，蔚蓝色穹苍下的晚霞开始燃烧了。

　　我爱你的一切，一切：爱你的真挚，爱你的柔情，

　　爱你轻盈的步履，爱你那亲切热烈的握手。

第五节

　　我回过头，看见了安东妮娜。我叫她，她应了一声。但是她越走近娃儿们聚集的栅栏门口，她身上起的变化越是叫人感到惊讶。

　　陶工谢麦连科夫这个不声不响的女儿，摘下了她那修女似的黑披巾，竟光着头来参加晚会。她穿了件尼娜战前留到现在的最好衣服，打扮得象城里姑娘一样。

　　我目不转睛地瞅着她那张开朗的脸庞，瞅着她那头自然地披在黑呢短上装裹紧的双肩上的金黄头发，瞅着她那条宽腰带，那条下摆成喇叭形的时兴呢裙子，那双有金属带扣的黑皮鞋。这么说来，她在这段时间里是在梳妆打扮，准备参加晚会罗，可我还以为她在宁静的暮色中，回味秋播田上相会的感受，憧憬我们未来的幸福哩。

　　我觉得，她已经溶化在我的体内，已成了我的幸福的一部分。然而这个恬静、孤僻、小名叫安托莎的安东妮娜有她自己的，不受我支配的生活。女性的某些重大奥秘，在我面前逐渐暴露出来了。我极力想理解它，可是无能为力，心里升起一种莫名其妙的嫉妒。现在，我的安东妮娜就站在那儿，她是那么美，天晓得有多么美，此刻，每个人都能尽情地一饱眼福！一刹那间，她变得陌生了，离我有十万八千里了。

　　我忘了克利马尔，忘了瓦尔娃拉，呆坐在劈柴垛上，眼睁睁地望着，无力站起身，迎上前去。最后还是波佩连科开了腔。

　　“卡佩柳赫同志，您去参加晚会吧，咱来执行任务；保证一口也不喝。”

　　但是，就在这节骨眼，留声机里响起了欢快的《红萍果》。瓦列里克大声嚷道：“跳舞吧！”大伙儿乱作一团，推推搡搡。水兵拉了格卢哈雷村的一个小姑娘，姑娘们都你争我夺地把几个半大小子拉到场地，就是原来的打谷场上，桌子自然而然地同老太婆们一起退到边上，退到墙根。

　　安东妮娜站在栅栏门口，犹豫不决，要不要进去，还拿不定主意。大家都在忙乱中，谁也没发现她。战前，她也是这样站在俱乐部的台阶旁。这个尖鼻子的，又矮又瘦的小丫头怎么就变成了金黄头发的美人儿呢？……格卢哈雷村的老乡们，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回过头去，扬起眉毛，打量着安东妮娜。娘儿们开始嘁嘁喳喳了。

　　格纳特背着满满一袋东西从防区回来了。他的身影不知怎的，在我的脑海里一掠而过，只留下一个淡淡的印象。格纳特在栅栏旁站了一会儿，咧开大嘴傻笑起来。他看见大伙儿欢欢乐乐，他也挺高兴，嘴里不由哼起个小曲，但是谁也不需要他，只好又踉踉跄跄地往前去，去卸掉铅、铜和雷管的重担。

　　这当儿，唱片放完了。大伙儿象听到命令似的回过身，瞧着谢麦连科夫的小女儿。安东妮娜站的地方，正是板房粉墙的反光照得到的地方。格卢哈雷村的老乡们都不作声了。萨盖达奇内的脑袋往后一仰，透过夹鼻眼睛，打量着这位姑娘。但是最感惊讶的是瓦列里克。他是不是认出安东妮娜就是战前那个又矮又瘦的小丫头，那就不得而知了，可是他的嘴巴微微张了几张，无檐帽已经滑到了后脑勺。

　　“炮长”克利马尔立时俯身，凑近水兵耳边，用眼睛指指安东妮娜，低声说了些什么。明摆着，我们订婚的消息已经张扬出去了。水兵点头作答，好象表示同意，但是等音乐一响，他就推开人群，往安东妮娜面前走去。

　　我望着他，呆住了。只见他一摇一摆地走到安东妮娜面前，说了些什么，做了个邀请的手势。她摇了摇头，甚至还往后退了一步，张皇失措地往两边看。瓦列里克一把抓住她的手，安东妮娜很快往后一退，想挣脱他的手，她的嘴唇无声地蠕动起来。

　　在格卢哈雷村的居民看来，庆祝会上，一个玩得起劲的小伙伴强拉一个姑娘进场地去跳舞，尽管姑娘尖叫反抗，那也是毫不奇怪的。现在这件事也是毫不奇怪……老头儿们笑了。小姑娘俊俏，打扮得漂亮，打算在人前出出风头，可是临了又怕难为情。碰到这种事，勇敢的水兵怎么能不出来拉她一把呢？

　　但是我看到她脸上现出惊惶的表情，看到瓦列里克不能理解的绝望的，巨大的恐怖。她怕男人那双抓得很紧的粗鲁大手。她还记得土匪来找他姊姊的那个夜晚，她在绝望中，下顾一切地咬了一个土匪的手腕。

　　瓦列里克把她往场子里拖，而她东张西望，嘴巴张得很大，可是没有喊声；周围爆发出一阵赞许的咯咯声，她挣扎着往后仰，扭曲着身子，但旁边找不到一张同情的脸。

　　瓦列里克笑着，他不知道，他面前的是什么人。而对我来说，这个美丽的、长长卷发披在笔直的、轮廓分清的双肩上的姑娘并不是陌生人，现在我看见的，是我的安托莎，是那个独自一人，闭门塑造奇形怪状动物的姑娘，是那个胆怯的。诚挚的，不声不响的姑娘。

　　我猛然醒悟过来，我一骨碌从劈柴垛上翻下来，稀里糊涂、忘乎所以地朝准瓦列里克的下巴就是一个通天炮。这一拳头是真家伙，教过我们徒手搏斗的杜鲍夫看了准保满意。

　　小姑娘们大声尖叫起来，留声机停了，出现了尴尬的场面。我望着倒在地上的瓦列里克，心里一阵烦恼。我这个“小鹰”，政权的代表，法纪和秩序的捍卫者怎么啦？我这是干了什么啊？

　　瓦列里克站了起来，摆出黑海舰队水兵应有的风度，他擦干了脸，用颤抖的、但尽量保持礼貌的口吻：“明白了……何必当着众人的面呢？……不够水平……咱们找个地方吧？”

　　同情在瓦列里克一边。当我们两人离开院子的时候，谁也没来阻制我们，只听见谢拉菲玛和克里文季哈在破口对骂……

　　我尽量避开众人的眼睛，只是在街上差点儿同瓦尔娃拉撞了个满怀，我瞟了她一眼。

　　只见她那双凸出的象七月熟透李子般的、柔情脉脉的眼睛一亮，她那绉绸的白上装，花裙子，红羊皮靴一闪。这些细节是我刹那间偶尔下意识地发现的，好象有人在我白纸似的脑海里做了几个记号。

　　这一切搞得糟透了……可是已经无法挽回。用谢拉菲玛的话说，最糟糕的是变成狗尾巴掉下来的一小撮毛，随风飘去，不知去向。瓦列里克那条喇叭形的裤腿在旁边扬起了一股尘土……“咱们上铁匠铺去，”瓦列里克扭过头来，口齿含糊地对我说，他的嘴唇肿起来了。

第六节

　　我们来到了老爷府遗址。十五六个半大小子，眼里闪着激动的光芒，躲在树后，瞧热闹。在格卢哈雷村里，大小伙子已经有多少年没打过架啦，多少年啦！

　　好，……打就打，毕竟是瓦列里克缠安东妮娜，干出不要脸的事……打就打吧！

　　水兵摆出一副拳击的架势。我听说，海军里人人学拳击，这是他们的规矩，好让个人能保护大家，当然罗，大家也就保护个人。在我们组里，杜鲍夫也对新兵加紧训练，就象训练小狗那样。因为缺少拳击手套，他就用毛巾把我们拳头裹起来，对上手，双方打得十分激烈，打掉个把牙齿那是家常便饭。

　　瓦列里克果断地窜到我的跟前，挥拳打过来，我立即往旁边一闪，微微俯下身子。我看到他那大挥大摆的路数，心里顿时明白了，他除了摆花架子之外，什么也没来得及学呐。他的两臂不太长，个子也不够高……他不直来直往打直拳，反而想从侧面出击打侧拳，哪怕有一拳打中我的面颊也好。我一看这姿势，气全消了……

　　瓦列里克连挨了几下。可他还是勇往直前，他要在过去的步兵面前捍卫黑海舰队的荣誉。他两次被打翻在地，可爬起来继续向我扑过来，真是棒打不回头呀！他的拳头打过来，象在舀汤。他用凶狠的目光盯着我……

　　老爷府遗址已经一片漆黑了，这里弥漫着　麻和牛篣的刺鼻子的气味儿，这是因为我俩围着对方打转转，把它们踩了个烂糟糟。见鬼，我已经不想打了，我不想使对方流血。可是瓦列里克还是挥舞着拳头，一个劲地冲上来。

　　事情不是儿戏了，水兵不准备认输。在黑暗中，我从左路给了他一拳，接着又是一拳，他呼、呼地朝我头上打来两拳，我往下一蹲，躲了过去。我突然感到，我精疲力尽了。我身上里里外外的那些个缝缝儿，牵动我的全身，向我打招呼。我双拳渐渐垂了下来，气有出没进了。

　　我觉得体力已经耗尽，绝望之中猛地往前扑过去，可是水兵一个箭步往旁边一跳，闪过了。他呼呼喘着粗气，浑身上下迸发出复仇的渴望。名誉受了损害的海军在支撑他，他顶住了我的进攻，突然改变了战术。我没有及时作出反应。水兵不再漫无目的地乱挥拳头，而是对准我的身体打了。他从右路向我的肚皮进攻。他的动作完全是实打实，没什么可指责的。他一拳打中我伤口的要害。我登时弯下腰，蹲在地上。

　　我感觉，我浑身上下散了架，变成无数小块块，飞了出去。这些小块块永远也结合不起来了，永远也拚不成原来的样子了。空气说什么也不肯到我的肺部去，我上气不接下气，嗓音嘶哑，一口气也咽不下去。

　　“怎么啦，还想打吗？”瓦列里克站在我身边对我说。“站起来，再来。”

　　当然，他说这句话，并不象个演员。他吃力地蠕动着嘴唇，鼻子里呼哧呼哧地发响。我很想站起来再打，捍卫步兵的荣誊，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呀。老爷府遗址上的空气仿佛全抽空了，我就在这片真空的地带喘着气，我痛得钻心。

　　“站起来，”瓦列里克口齿不清地说，“别装腔了！”

　　我慢慢地站起来。我不想蹲在水兵面前，看着他那双肮脏的皮靴。空气开始慢慢地渗进了肺部，总算找到了缝隙

　　瓦列里克举起拳头，摆好了架子。他身上仿佛装上了“安德柳莎”火箭炮的药包，突然凌空腾起，从我头顶飞了过去，扑通一声，又跌在地上。

　　过了一会儿，我和瓦列里克肩挨肩地坐在地上。我们都恢复了知觉，我们面前站着波佩连科。他背着自动枪，手里拎着我的Ｍ　。

　　“你这么一家伙会要我的命，”瓦列里克对“小鹰”说。“难道能这样……朝脊梁骨上打！……这可不够水平。”

　　“咱可闹不清什么水平不水平，”波佩连科辩解地说。“你对准卡佩柳赫同志受过伤的肚子下手，难道就够水平吗？您怎么，水兵同志，您是德国鬼子，还是怎么的……”

　　“我怎么知道他肚子受过伤？”

　　“可咱没时间对你解释啊！”波佩连科理由十足地说。“嗯，确实，这玩意儿不轻，”他端详着Ｍ　的枪托，摇了摇头。“这一下子是够呛的。”

　　“魔鬼，”瓦列里克嘟呶着。“气都喘不过来了。”

　　赤杨树那些黑乎乎的枝桠在我们头上纵横交错，我们坐在踩断的　麻和牛篣草丛中休息，那些飞出去的小块块又慢慢地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疼痛逐渐消失了。

　　“我说，你干吗去缠她呢？”我问瓦列里克。“不是有人对你说，我们已经订婚了嘛！”

　　“谁？”瓦列里克问。“谁订婚？”

　　“‘谁、谁’！……我同安东妮娜·谢麦连科娃已经订婚了！”

　　瓦列里克擦干了脸，从鼻子里摸出一把又浓又黑的鼻涕。现在他回答的话明确多了。

　　“克利马尔可不是这么说的呀！”他大吃一惊。“关于安东妮娜，克利马尔说的完全相反。”

　　原来是这样……我挣扎着想站起来，可是两个膝盖撑不住，又象合叶似的弯了起来。

　　“波佩连科！”我说。“杀猪的在哪儿？”

　　“小鹰”扔下Ｍ　，撤腿往村里跑去。

　　我苦头吃的还不多，还得再吃点！对于傻瓜蛋，应该用生死的战斗来教育……克利马尔象胡弄一年级小学生那样把我耍了。他挑动我同瓦列里克，两个人就象两只公鸡那样斗了起来。他略施小技就摆脱了我们的监视！可我还想给这个喝得醉醺醺的屠户设个圈套呢。

　　“请你原谅，”瓦列里克说。“我不知道，真的！”

　　“没什么。”

　　这件事同波佩连科气喘吁吁跑回老爷府遗址来报告的消息相比，确实没什么。

　　“克利马尔溜了。谢麦连科夫也同他一起逃了。”

　　“谢麦连科夫？他不是逃了……是克利马尔把他带走了吧！”

　　波佩连科耸了耸肩膀：这有啥差别。

　　“去看看安东妮娜是不是在家里，”我按住肚子，挣扎着想站起来，“你就留在那儿放哨。”

　　“行，”“小鹰”嘟哝了一句。“你老惦记着安东妮娜干啥！”

第七节

　　我们俩到瓦列里克家里去洗脸。克里文季哈一手提着油盏，一手给我们倒水。现在，格卢哈雷的居民已经全知道我订婚的事了，所以对双方表示充分谅解。庆祝晚会继继进行，没有受任何影响。谁也没发现克利马尔和谢麦连科夫的失踪。

　　瓦列里克凑在脸盆上面，鼻子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

　　“鼻子上多撩点水，鼻子上，”克里文季哈一边拿着罐子倒水，一边说。水冰冷冰冷的。

　　“克利马尔这个王八蛋干吗蒙哄我呢？”瓦列里克转过身问我道。他把湿毛巾捂在青肿的脸上，水顺着他那突出的、黝黑的胸脯流淌。

　　他的胸脯上刺着两个大字：“沃娃”。这个奇怪的名字下面，有一艘蓝色的帆船和几株蓝色的棕　树。

　　“你身上刺的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呀？”我问道。

　　“你知道，”瓦列里克用信任的口吻对我说，现在我俩已经亲如手足了。“本来这里刺的是“诺娜”……我认识的……挺好的姑娘……火红色头发……嘿，可我到了格连吉克忽然想娶媳妇，娶一个名字叫维克托莉娜……一个黑黝黝的……不合适，是吗？她叫维克托莉娜，而我胸膛上刺的是‘诺娜’。岂不是不够水平？”

　　“不够水平。”

　　“就是嘛！所以我才请人改刺……从‘诺娜’只能改刺成‘沃娃’……沃娃就沃娃吧！”

　　瓦西卡站在门口，是他父亲派他来的。他急得直吭哧鼻子。显然，他带来了重要的情报。现在他在等瓦列里克走开。

　　“克利马尔真是大坏蛋！”瓦列里克依然气　　地说。“他为啥要对我说她那种话！真该扯掉他的两条腿，塞点火柴……”

　　很难想象，屠户会容许人家这样对付他。水兵在克利马尔铁钳般的大手里，会象菜畦里的黄瓜一样被捏得稀烂。

　　“你还是去玩吧，”我对瓦列里克说．“让我坐一会儿。”

　　我不想让瓦列里克了解这些复杂的事情。让他去玩一会吧，假期很短，回去又得打仗。

　　“嗯，好……”他照了照砌在炉壁上的半块镜子。“嗯……行，没什么。”

　　当然喽，这一架不会使瓦列里克变得更漂亮。不过格卢哈雷村的居民，只要没有忘记战前的时代，看到晚会上有两个小伙子突然离开，回来满脸象蜜蜂螫过一样，他们是不会感到惊奇的……只要想一想，眼下就象当年的好时光一样，有两个小伙子为一个姑娘争风，有啥稀奇！老头儿们感到很满意。晚会照常进行。

　　瓦列里克毫不怯场，就以这副尊容去见格卢哈雷村的老少乡亲们了。他是个蛮好的小伙子，就是太活跃了。克里文季哈撩开粗麻布长裙的下摆，神气十足地跟在儿子后面。

　　瓦西卡松了口气。

　　“您的那个人，”他说。“在家里，对她有啥吩咐吗？”

　　瓦西卡确实是个机灵的小鬼，他的报告完全合乎规矩。

　　“瓦尔娃拉来参加晚会了，”瓦西卡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继续说。

　　他的两只眼睛象猫儿晒太阳，有点儿睡意，眯缝着。可是猫儿打盹，是蒙骗老鼠啊。

　　“她从家里出来的时侯，您正同瓦列里克打架……这是为点啥呢？”

　　我回忆起来了，花布裙子，鲜红的皮靴，雪白的绉绸，嘲弄的目光。

　　“她坐在克利马尔身边，说了些什么。说的啥，咱不知道，”说到这里，瓦西卡负疚地　了下鼻子，用一只赤脚搔了搔另一只赤脚。“克利马尔哈哈笑了起来，好象她说了句笑话……随后克利马尔走到晚会场地的对面，去找谢麦连科夫，同他谈了几旬。他们就走了……往菜田那儿走的，好象老朋友那样……克利马尔好象用一只手搂着他。”

　　“你干吗老说‘好象’？”

　　“咱怎的，咱是毛孩子？咱不懂事？”瓦西卡用他老子的腔调问。他只是没有加上“从政治上看问题”这句话，人还小，还没有这点儿水平呀。“他们是装相还是真朋友，就象看电影，一清二楚……咱接着说，他们两人走到菜田，又往前走，走到树林……咱想去报告爹，可爹跑去找您了！这是全部情况，再也没有了。哎，您让我开开机枪，好吗？我已经开过步枪，开过自动枪啦！”

　　“我让你开，”我说。“不过今天不行，明天也不行。”

　　“去，”瓦西卡说。“许是等仗打完才行吧？到那时候，子弹要交公啦！子弹也值几个钱的。”

　　“说让，就一定让。还有别人上瓦尔娃拉家里去过吗？”

　　“没了。”

　　“她一出门，就来参加晚会，同别的人没说过话吗？”

　　“没有。她一直走到克利马尔跟前！”

　　我一点儿也搞不懂！

　　有一点是清楚了：克利马尔一清早从瓦尔娃拉那儿接到情报，所以定了心，甚至还同意来克里文季哈家参加晚会。他在等待新的通知。等到瓦尔娃拉准备递交新通知时，他就挑动我同水兵打架，好逃避对他的监视，可是他怎么样确立他所需要的时刻呢？他的信号是什么呢？

　　再往下，瓦尔娃拉显然给克利马尔转达了带谢麦连科夫回树林的命令。她同任何人也没有碰过头，怎么会接到这个命令的呢？决不可能通过电台联系呀！

　　“还有什么指示吗？”瓦西卡问。

　　他现在没事可干了，很失望，便用肮脏的脚后跟搔了搔另一只脚上擦破皮的踝骨。

　　“我可以去吃桌子上的剩东西吗？要不我赶不上……”

　　“快去！……”

　　我觉得，仿佛漏掉了我已经知道的某个细节。在这些相互联系的一连串事件中，有件什么事掉了，这些事件也就散落开，变成零碎的片段。这件“什么事”，现在已经找到，放在我的口袋里，伸手就能够摸到，就象我心不在焉，冥思遐想时刻，下意识地伸手摸子弹、打火机或者硬币那样……但是口袋有个窟窿！这件“什么事”掉落了。记不清这件事的大小和轮廓，只剩下模糊的回忆。

　　我勒紧皮带，想压住体内的痛楚。我拎起Ｍ　，推开门，走上街头。我并不象瓦列里克那样笃定，那样自信。我感到对不起格卢哈雷村的乡亲们，我让克利马尔溜掉了。现在大祸临头，导火线已经在什么地方烧着了，我本来有可能掐灭它，可是没有掐灭。

　　舒尔任科唱的那首《情书》，已经放过多少次了。一张张白皙皙的面孔闪动着。在缓慢的、令人陶醉的节奏下，大家各显神通地狂舞。老人和小孩在跳舞的人群周围围成一道人墙。歌词淹没在一片跺脚的嘻嘻声里。桌上那些油盏的自制灯蕊拽得老长老长，谁也不必担心会熏黑天花板。火苗突突乱窜，灯烟子象螺旋那样袅袅飘上漆黑的夜空，空气中弥漫着干尘土、灯盏里自制燃料发出的内燃机的油烟味儿和秋叶的苦涩味儿。还没有摘下来的安东诺夫卡苹果①，在黑暗之中闪着白光。

　　【注 ①：一种晚熟的苹果。】

　　小波佩连科嘴里塞满了土豆，在一长排桌子中间钻来钻去，象鹞鹰寻觅猎物。现在是他合法的吃饭时间。

　　有几个半大小子，应姑娘们的邀请，在赤着脚跳舞。他们的脚板真够受的，可是他们咬紧嘴唇，拼命地跳。瓦列里克同瓦尔娃拉在跳。这是唯一没有违反自然规律的一对儿。瓦列里克搂着自己的舞伴，蹶着肥大海军裤紧包着的屁股，高高地抬起左肘，脸凑着身材高大的瓦尔娃拉的脸。看得出，他跳舞的艺术同拳击的艺术一样高明。不过，这儿得说句公道话，他并不怯场。瓦尔娃拉那双鲜红的皮靴，踩着急速的小步，在原打谷场上进进退退，还不时地惦着脚尖转圈儿。

　　“这个晚上，甭管咋说，她准得把靴掌蹭掉，”马利亚斯站在一旁，　叹地说道。“这么好的一副鞋掌……你搞得到？这是战前的名牌货，犹太人做的。呱呱叫！”

　　但是瓦尔娃拉并不考虑那副鞋掌。她那双小靴子快活地前踢后蹬。她脸色鲜红，嘴唇微微张开，往瓦列里克那只红肿耳朵里吐着气。绉绸发出银白色的光，浆过的条子花裙在摆来摆去，稍稍遮住那对浑圆的膝头。瓦尔娃拉非常漂亮，没话可说。她劝我去过和平生活，四堵粉白墙壁，羽毛褥子，壁毯。

　　深更半夜从她家里钻出来，为自己感到害臊，为获得了自由感到高兴的，难道就是我吗？不，那是另一个人．

　　瓦尔娃拉好象在挑逗我。她了解，她了解火烧鬼的全部情况。她在离我几公尺的地方跳着，浓密的睫毛遮住了她那双大眼晴。她吐出的气，就象灯碗中的素油，水兵瓦列里克完全溶化在里面了。

　　谜底就在附近，似乎伸手就能拿到。当然，这好比蒙着眼睛拍苍蝇。苍蝇在嗡嗡地叫，这就是说，成功的机会存在着！

　　有个人把唱针重新放在唱片的边上，场地上又扬起了滚滚尘土。

　　我爱你身上的一切，

　　爱你的诚挚和柔情……

　　一阵惆怅袭上了我的心头。刚才，她就站在这儿栅栏门旁边，她的头发呈金黄色，象金黄的麦草，眼睛透出惊慌和忧郁的神色。我望着她那瘦削而挺直的双肩，细长的脖颈，黑色的宽皮带，黑上衣那斜着通到腰部的线条。这是陶工踏得飞速旋转的转盘车上的一只脆弱的罐子。让一切的一切都去见鬼吧！让克利马尔，瓦尔娃拉，班德拉匪帮，一切疑团全去见鬼。我一走了事，同她待在一起，同安东妮娜、安托莎……

第八节

　　有个人把手搭在我的肩上。这手没一点儿分量，象树叶一样轻。我回头一看，我身旁站的是萨盖达奇内。他那副夹鼻眼睛的镜片里，反射出油灯的亮光，两片干枯的嘴唇，蒙上了一层尘土。

　　“你没有受伤，我很高兴，”他开口说道。

　　我面前站着的就是不肯帮我忙的那个人。

　　“请您说得清楚一点，”我说。“为什么我要受伤呢？克利马尔不在这里，请您谈吧！”

　　他仔仔细细地打量了我一阵。他那双蓝盈盈、亮晶晶的小眼睛射出一股坚毅的目光，透过椭圆小框一般的夹鼻眼镜看着我。我扭过头去。每当他这样瞅我时。我马上开始意识到自己特别幼稚，特别不懂事。年青变成了不可容忍的可耻的缺点。

　　“你生气了？”萨盖达奇内笑眯眯地说。“不过说到底，你并没有认为我是土匪的同伙，是吗？这就是说，你还是信任我的！在这个时代里信任是非常可贵的品质……是的，伊凡·尼古拉耶维奇，克利马尔是何许人，对我来说并不是秘密。”

　　我不作声。

　　“我听说，你被打死了，”萨盖达奇内说。“所以我才上这里来了。一看，这消息纯属无稽，我很高兴！”

　　“噢，是谁对您说的？”我问道。“他心太急了。不过他们确实想干掉我。”

　　“伊凡。尼古拉耶维奇，亲爱的！到我们庄里来的人形形色色……你太年轻，也太意气用事……刚刚还同那个水兵争风吃醋！说实话，我倒挺羡慕你。”

　　“羡慕什么？”

　　“羡慕你的直爽，还有你对那位姑娘的感情。你在我面前从来没提起过她！但是……我说得可对？”

　　唱片翻过来了，舒尔任科那俏皮的《红萍果》歌声，又回荡在人群之中。这时连白发苍苍的戈列努赫孪生弟兄也踏着脚，走进圈子里，因为这是民间舞，而不是什么叫人摸不到节奏的狐步舞和波士顿舞。尘土飞扬，仿佛是一连人马在急行军。我同萨盖达奇内退到栅栏外面。这儿很暗，只有点点闪动的余光和婆　起舞的人影。烟草花在夜里怒放，散发出阵阵刺鼻的香味。不多一会儿，星星也都出来了。

　　萨盖达奇内抬起夹鼻眼睛，仰望穹苍。

　　“‘仰观天象，星移斗转，仿佛给你指明道路。对星象更替变化，要多加思考……’，是吗？”

　　“列那尔的话？”我忍不住开了口。

　　“不是，马克·奥理略……陶工谢麦连科夫的女儿确实不凡。她身上有一种真正的古典美。在我们这块被上帝遗忘的穷乡僻壤，竟出现这样的美人！”

　　“我的红莓－莓－莓－莓果，我的红莓－莓－莓……”我不喜欢这首歌。这种歌，似乎应该是瓦尔娃拉那种放荡、泼辣、牢牢盯住自己相好的娘儿们唱的。

　　“你记得咱们关于爱情的那次谈话吗？”萨盖达奇内问道。

　　他想把我俩的关系恢复到无话不谈的友好时期。

　　“你记得吗？那你就不要错过这个姑娘。请你相信老年人的直觉：同她相遇，是难得的幸福。可能终身难忘……与此相比，你为之操心、担忧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带上她，远走高飞吧。相信我，我看得比你深，也比你远……我是从那个，”他抬起眼睛，看着星星，“高度看的。相信我的忠告吧！”

　　我自己刚才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丢掉一切，到她安东妮娜身边去。但是眼下，当我的愿望在萨盖达奇内明确的建议中体现出来时，我不知怎的却反对起他的建议了。我豁然看清了这种行为的实质：这是临阵脱逃。

　　星星在我们的上空闪烁。栅栏里面的一对对舞伴在嗒嗒地跺脚。尘土直冲云霄，阵阵寒意与人们炽热的气息交融在一起。是啊，我不会从那个高度观察大地。不会心平气和、深思熟虑地观察。

　　“也许，在您看来，她有‘古典美’，”我说，脑子里浮现出安东妮娜刚才怯生生地站在克里文季哈栅栏门旁的情景，她是那样脆弱，那样无力自卫。“土匪当着她的面奸污她的姐姐，您知道吗？打那以后，她就不同人家说话了，您知道吗？两天之前他们杀死了阿勃罗西莫夫，一个还没成年的孩子。他想来帮我的忙！……您羡慕，可是我对我的青春并不满意……如果我经验丰富一点儿，可能我就能干得聪明一点，好一点。”

　　他喉咙里干咳了一声，摘下了夹鼻眼镜，借着泥抹板墙反射过来的一点白光，我看清了他的脸。不戴夹鼻眼镜，这是一张普通秃顶小老头儿的脸，这个赢弱、干瘪的小老头儿，有着涉世很深的经历……夹鼻眼镜赋予他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仪表。

　　“亲爱的，”他说。“带上她，赶快走吧，现在就走也行。克利马尔劫走了谢麦连科夫，这你也知道。她孤单单剩下一个人。带上她走吧。你要，我就把我的两轮马车和那匹秃马借给你，好吗？到了基辅，在那儿安个家。你们去念书。说不定，你们俩会交好运的，你们会有一个和美、幸福的安定生结。”

　　“我们俩到不了那儿，”我说。“路，给他们封锁了。昨天波佩连科受了伤退了回来。难道关键是在这个问题上吗？我应该待在这里，这才是关键所在。”

　　他长叹了一声。夹鼻眼镜又象蜻蜓似的落在他的鼻子上，两只蜻蜓腿一样柔软的夹脚，遮住了鼻梁上两个深色的小窝。那双昏花的老眼顿时躲在后面，他又能够象透过坦克上三合安全玻璃那样安全无虑地观察世界了。

　　“嗯，”他说。“嗯。万物皆变，唯有人不变。我当年一也曾求她走，可她是教师，她说：‘我不能走’……后来我们未能及时赶到城里去看医生！”

　　我回忆起书架搁板上那张照片。他老了，而她，一个戴宽边草帽的女教师，依然很年青；他从年龄的高度来观察一切，而她却保留着犯错误的权利。

　　“送送我吧！”萨盖达奇内对我说。

　　趁着全村还浸沉在晚会的欢乐中——仿佛是魔鬼，一个短暂、好动的欢乐鬼，来到了人们心窝——我帮萨盖达奇内套上了秃马。

　　“您别走啦，”我说，“在这儿过夜吧。夜里危险……”

　　“我危险？”

　　他放声笑了。笑声不长，却出人意料的响亮：仿佛这是两块镜片在黑暗中互相撞击发出来的清脆响声。

　　“亲爱的，我在交战双方都有相当高的威信……你倒是有危险的，”他从马车里俯过身，俏声地对我说。“我想，如果我提醒你，我并不违背自己的宗旨，火烧鬼手下人到我这里来过了。”萨盖达奇内拉起我的手。他的手指又细又硬，冷冰冰的，他的指甲象蜥蜴似地掐住我的手腕。“他们来问我当年有没有剩下什么金货。我的天哪，他们已经不止一次上我这里这样问我了……你以为，这些人想抢劫吗？不对，他们要我卖给他们。价钱不论。他们倒也不是摆噱头，这我懂。他们的这次行动，跟谢麦连科夫有牵扯。他们里面有个人说：‘陶工今天要到这里来’。另一个人说：‘小女儿也来！’。‘小女儿最后来！’最后这句是第一个人的答话。现在，你该明白我为什么要你带谢麦连科夫的女儿一起走吧？她有危险。”

　　“这一切指的是什么呢？”我开口问道。“指的是金子？”

　　他松开我的手。他向四下里扫了一眼，又侧耳听了听，夹鼻眼镜的镜片闪了一下。

　　“他们收购金子，”萨盖达奇内悄声地说，“就意味着，他们想打点行装溜之大吉了。在动荡的年月，一向如此。”

　　“他们几个人？”

　　便帽来回晃动了一下。

　　“六个。不算克利马尔。”

　　“火烧鬼在吗？他什么模样？”

　　萨盖达奇内长吁一声，仿佛是打开一本书，沙沙翻动书页的声音。

　　“咳，伊凡·尼古拉耶维奇！你还是想极力把我变成谍报员！我说出了最重要的情况。带上她走吧。他们在策划什么……？

　　“火烧鬼脸上有烧伤的疤吗？他什么模样？说话是什么声音？”

　　“他的嗓音特尖，有点儿病态，在脸颊有烧伤，一个眼睛象是往下耷拉着。够了吧？放弃战胜火烧鬼的念头吧。我对你的生命，不能漠不关心。等你年龄大了，你就会懂得在茫茫人海中，要找到一个知己有多难呀。走吧！你可以推托有病、有伤，是吗？”

　　“我怎么才能把他们，把土匪一网打尽呢？”我问。“请您告诉我！”

　　他没有回答。

　　“谢谢，米隆·奥斯塔波维奇，光这些，也得感谢……”

　　他又叹了口气。

　　“西－利亚－热奈斯－萨维，埃－西－利亚－维耶斯－普维，”他说。接着又翻译说：“‘如果青年时代能够理解，如果老年时代能够办到，那有多好呀！……’看来，没有任何办法了。”

　　我一直送他过了菜田，久久地站在那儿，听他那咿咿呀呀的车轱辘声渐渐远去。夜间挺暖和，只是从传来车轱辘咿呀声的森林方向，偶尔吹来一阵潮湿的寒气。天鹅伸长了脖子，从波列西耶上空飞过，天琴星　　闪光。萨盖达奇内那辆咿呀作响的两轮轻便马车，正往天琴星高照的地方驶去。

　　车轱辘的声音渐渐消失了，森林吞没了那辆两轮车。楚马茨基大道在大地上空慢慢地转移方向，勺子星开始向地平线倾斜。克里文季哈院子里的灯火全熄了。团团白色的尘云溶化在漆黑的夜色之中。

　　就是说，不算克利马尔，他们一共六个人。古潘说的情况，得到了证实。土匪的头目，有着尖得出奇的病态嗓音的火烧鬼，正在进行一场大赌博。谢麦连科夫也被卷进去了……

　　参加晚会的姑娘们四散回家了，她们在回家路上，不和谐地高声唱着《赫马尔卡》。月亮在那片白天被太阳烤热，而现在散发出暖烘烘蒸气的秋播田上冉冉升起。血红的边缘，象火舌似的在雾气中，若隐若现。

　　行，我对自己说。尽管我在火烧鬼策划的这场赌博中只是一只卒子，但是我坚信：要保护安东妮娜。她有危险，我应该待在她的身边。

第九节

　　布尔康在我家院子里咕哩咕噜直哼哧。克利马尔把自己的朋友丢给命运来摆布了。大概，他指望，他的朋友能挣断绳子，跟着他随后跑来。但是，它颈上的绳子缠在一架靠在板棚上的梯子上，颈圈就象绞索，紧勒住它的脖子，憋得它透不过气。在月光中，它那两只鼓出的眼睛象玻璃弹子，闪着冷光，口水从龇开的牙缝直往下淌。

　　“好了，去找你的主子吧，”我割断了绳子。“跑吧。贼狗！”

　　但是，布尔康聋拉着耳朵，已经有气无力了。它从勒在脖子上的绳套里一解脱出来，马上侧着身子倒在地上，两肋一鼓一鼓的。

　　月亮已经爬到板棚的上空。星光显 暗淡了。窗下花圃里的木犀草，散发出阵阵清香。

　　“岁月流逝，但那被遗忘了的夜晚……”栅栏门边有人细着嗓子，无韵无调地唱着。这是谢拉菲玛回家来了。她的听觉不怎么样，可记性倒挺好。这首浪漫曲，她背得烂熟。

　　“姥姥，”我叫了她一声。“情况怎么样？”

　　她显得很矮，也许，是因为拖在她身后的影子太长的缘故吧，她的影子一直伸展到栅栏，在栅栏上折成了几段。

　　“咱给晚会送去三磅灌肠，外孙，”谢拉菲玛说。“还有两磅脂油……咱自个儿称的！你以为有谁会说声谢谢吗？还有两只面包！咱未来的亲戚，谢麦连科夫亲家公，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走了！唉！人哪……亲家公，制罐的巧匠，到哪儿去了？”

　　“我自己也想打听呢，”我说。“姥姥，乱七八糟的下水，你给我半磅。”

　　她拿来一只钵子。布尔康活跃起来了。

　　“瞧你，还有闲心喂狗，”谢拉菲玛咕哝着。“还去喂那个杀人犯的狗……”

　　“姥姥，”我说。“你今天把铺盖搬到板棚里，睡在干草堆上。我不在家里睡。”

　　“不睡就不睡，”姥姥答道。“你是不是想上瓦尔娃拉家？那儿有水兵呐。如果你上安东妮娜家，谢麦连科夫虽说一只手有残疾，也会揍出你的五脏来。安东妮娜可是他的宝贝疙瘩呀！”

　　喝了几杯酒，姥姥肝火很旺，说话带刺儿。

　　“姥姥，”我说，我从地上站起身，走到她面前，看着她的眼睛。她的一双小眼睛深深地陷在额头下的阴影里。

　　“今天夜里保不准会出什么事情。比方说，有人往窗里扔手榴弹。所以你得把铺盖搬到板棚里。”

　　她眨巴起眼睫毛：总算懂了。当我披上军大衣，出了院子往外走时，布尔康站了起来，有气无力地摇晃着尾巴，跟在我后面。

　　“你可要留神呀！”谢拉菲玛嚷了一声。“甭一个劲儿往前拱，也不是个个都急着上市，缺个把，交易照样做得成。”

　　这席告别话，说到一半，她差一点儿哭出声来，但是她忍住了，很快把话讲完。她对我的新职业已经习惯了．

　　“怎么样，波佩连科？”我问道。

　　他站在离陶工家不远的地方，象个农村消费合作社的门卫，缩着脖子，两手把自动枪搂在胸口。月光越来越亮，越来越强，一个个影子，也越来越清晰。谢麦连科夫家院子里那几棵白杨的硬叶子，发出哗哗的响声。窗户里透胜昏黄的灯光。

　　“没事儿，”波佩连科嘟吹了一句。“咱监视着哪，安东妮娜在家里。她会上哪儿去呢？”

　　他对这个任务显然不满，认为这是上级心血来潮。守卫毛丫头，用他的话来说，他竟然落到这般地步了。

　　“胳膊怎么样，波佩连科？”

　　“没啥……伤口有点痒痒！”

　　“咱们这几夜里不太平呀！”

　　“太不太平啦……白天睡不足，晚上打不上盹。”

　　“是啊……仗打完了，咱们再睡个够，把没能睡足的时间全找补回来。”

　　“在加弗里拉岗上睡？”波佩连科问道。

　　同我这位部下说话，用同情的口吻无论如何是不行的。

　　“要是火烧鬼找上门来，我同你两个人是守不住村庄的，是吗，波佩连科？”我说。“他手下有六个人。”

　　“可不是，”“小鹰”颇为关心地说，然后把自动枪往背后一甩。“有啥情况？……有啥军事气（计）划？”

　　他用一只粗短的手指按在太阳穴上，转了转，然后用疑问的目光瞥了我一眼。布尔康伸着舌头，躺在旁边。在月光下，它的舌头变成了白色，上面的口水泛着银白色。

　　“各种‘气’划都有，波佩连科。你去找格卢姆斯基。把你的马枪给他。这位主席会开枪的……你们要加倍警惕，明白吗？”

　　“那您呢？”波佩连科问。

　　“我要上谢麦连科夫家的院子里。”

　　“噢……”他狡猾地眯起了眼晴。“还可以叫上几个汉子来守卫……瓦列里克，他是水兵！好象是炮兵吧！”

　　“如果你有舰上的大炮，那你就请他来。不过先得问问瓦尔娃拉。”

　　“噢，”波佩连科恍然大悟，对我眨了眨眼。“瓦尔娃拉一定不肯！好！那叫马利亚斯……他是打猎的。”

　　“依着你，还得叫上格纳特吧。”我说。

　　“格纳特不算数！”波佩连科说。

　　“不算数？……”

　　我蓦地想起，格纳特背着沉重的袋子，刚刚从防区回来，他在克里文季哈家门口停了一会儿，看人家跳舞。他咧开大嘴晒笑，看到大家高兴，他也很高兴，嘴里哼起什么曲子，可是这个乡间痴子没人需要，他只好又继续往前走了……这一切发生在克利马尔俯耳对水兵说了安东妮娜一些脏话，而瓦列里克目不转睛地向她走去之前。尔后……尔后我同瓦列里克到遗址去，一出门，看见瓦尔挂拉那条花布裙子象一片五颜六色的秋叶，在旁边一飘而过。

　　格纳特一出现，倒霉的事接踵而至。

　　“你说，格纳特不算数？……”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幅情景：那一天，这个蓬头垢面。邋里邋遢的痴子格纳特，坐在那间墙壁雪白、挂着绣花毛巾、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房间的角落里，瓦尔娃拉在给他补棉袄。“可怜他……”可怜？她不可怜阿勃罗西莫夫，也不可怜什捷勃列诺克……她怎么会对格纳特有这分感情呢？

　　格纳特每天早晨去防区，晚上回来。我在米什科尔齐大道上碰到过他，他没有听见我的吆喝声，只管走他的路。后来，他乐意地坐上大车，跑了几百公尺，我们碰上了他们。他们中间甚至没有一个人想走近大车。他们好象看见了某种暗号，放我们过去了。

　　当时还有什么情况使我吃惊呢？格纳特吃得饱饱的。他吃得饱饱地从防区回来了。可是那儿有谁会喂饱他呢？谁会想到给格纳特吃的呢？谁需要他呢？我记得，在瓦尔娃拉家里，我问他在防区里看到什么，这个痴子东拉西扯地说了些什么马斯科的甜脂油，女主人当即打断了他的话茬。格纳特用狗一般忠实的目光看着瓦尔娃拉。据说，狗只要训练一下，就能在颈圈里传送纸条。不过，要好好喂养它，抚爱它。

　　“啊，格特纳不算数！你说的倒好，波佩连科。没有人注意格纳特，那是个死角。”

　　“卡佩柳赫同志，您反反复复说：‘不算数’，‘不算数’，说这干啥呀？”“小鹰”说。“有什么指示吗？”

　　“走，上你家里去，波佩连科！”

　　波佩连科那些孩子已经躺在高板床上了，室内空气污浊；灯碗里只有一点昏暗的火苗。我看见九双肮脏的脚后跟对着火苗。

　　“哪一个是瓦西卡？”我问。

　　波佩连科一眼认了出来，一把擒住了脚后跟。我们就象从一堆豌豆荚中取出一个豌豆荚那样把瓦西卡拎了出来。他眨巴着眼睛，眯起眼看了看灯碗，鼻子里呼哧了一阵。

　　“我说，瓦西尔①，”我用指头弹了弹他的耳朵，让他清醒清醒。“你说，星期天整整一天没有人上瓦尔娃拉家里去过，是吗？”

　　【注 ①：瓦西卡的小称。】

　　“没有人……咱咋的，撒谎了？”

　　“那格纳特呢？”

　　“格纳特？”瓦西卡鼻子里的呼哧声更大了，猪崽般的淡白色的睫毛，籁籁颤抖。“哦，格纳特……您可没有问起格纳特呀……”

　　问题就在这里。格纳特不算数！四十年来，打从他出娘胎起，一直是农村里的一个痴子，他还不如邻居的大公鸡更能引起大伙儿的注意。

　　“那他到瓦尔娃拉家里去过吗？”

　　“嗯，去过。”

　　“什么时候？”

　　“嗯，早晨……”

　　“是瓦尔娃拉在我们家跟克利马尔说过话，从我们家回去的时候吧？”

　　“是呵。还有晚上也去过。背个袋子，哼着歌儿……咱说‘咋唱得这么欢？’他回答说；‘没－没－没……’”

　　瓦西卡吃吃地笑了笑．他赤脚站在泥地上，脚上一条条裂口发痒，他便用一只脚蹭另一只脚。

　　“后来瓦尔娃拉就出去参加晚会了？”

　　“是呵。格纳特回自己的破房子去了。她收拾了一阵，就出来了。”

　　“好了，全问完了，瓦西卡。去睡吧。”

　　他惊讶地眨了眨眼晴，又爬上高板床去了。小家伙们受了惊，尖声叫了起来，一双双脚板乱踢乱蹬，可是不多一会儿，便又安静了，一个挨着一个，象蜂窝眼一样整整齐齐地摆平了。我同波佩连科走到街上。布尔康等在那里，一个耷拉耳朵的影子，跟它并排蹲在一起。月光驱散了天上的黑暗。

　　“真想抽根烟，”我说。“让脑子清醒清醒！”

　　“您不能抽，”波佩连科嘟嘟哝哝地说。“您是在养伤嘛。”

　　“你不如干脆说：我在住疗养院！”

　　他伸手取出自己那只瘪瘪的烟荷包。动手卷了两支烟卷：粗的那根自己抽，细的那根给了我。

　　“有害处，”波佩连科解释道。“少抽烟，身体壮。”

　　“行啦，别噜嗦了！”

　　我们咬住克利马尔总算没白搭！一直感到近在咫尺的谜底总算摸到了。

　　不用说，格纳特在克里文季哈家栅栏旁一出现，对屠户来说就是一个信号：痴子照例带来了新的消息。格纳特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变成了信使……他们把他当作一条经过训练的狗。亏他们动得出这种脑筋！他们在防区里调教他，喂养他，也许，还给他点炮弹的铜箍和铅。纸条嘛，大概就不知不觉地放在领子下面，或者衬里里面的什么地方，这做起来并不复杂。

　　格纳特风雨无阻地来来往往，他是最最理想的联络员。

　　到了格卢哈雷村，有瓦尔娃拉接他。她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恻隐心，为他缝补旧棉袄……

　　卷烟在我的手掌里烧掉了半截。我最后一次吸烟是在手术之前，有个同我并排躺在一起的伤员，往我嘴里塞了一支烟，我象吮奶头似的吸着，浑身直冒汗……医生拿去了烟荷包和那只虏获的打火机。我只好算了，因为我很想快点恢复健康，回到同志们那里去。

　　此刻我的头又糊涂了。

　　火烧鬼究竟为什么要同村里保持经常联系呢？究竟有什么东西使他留恋格卢哈雷村呢？为什么他要待在附近的防区呢？仿佛在等冬天的来临，在等自己的末日来临。古潘也给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不过，咳，干吗现在要伤这份脑筋呢？明天，当场抓住瓦尔娃拉的把柄，我们就能问出需要的全部情况。当然罗，如果我们能够活到明天的话……

　　月亮升到了天空当中，影子变短了。现在蹲在布尔康身边的影子，是个耷拉着耳朵的达克斯里狗①。

　　【注 ①：一种歪腿矮狗。】

　　“他们要来，也要等月亮下山以后，”波佩连科若有所思地说。“黑咕隆冬，他们干起来更得手。天亮前最黑了。”

　　几家泥抹板房，透出油盏的亮光。杨树的影子，象栏木一样截断了街道。

　　“你去找格卢姆斯基，”我对波佩连科说。“别让任何人发现你在放哨，别带他上这儿来，懂吗？”

　　“这咱还不懂？”

　　我往瓦尔娃拉那幢房子瞥了一眼。窗户里黑洞洞的。波佩连科顺着我的目光望过去。

　　“不，她看不见咱们，既然水兵在里面，”他说。“那他俩在忙合呐！”

　　“她干吗要这样，你是怎么看的？”我问道。

　　“需要这样就这样呗，”他颇富哲理地回答说，接着又叹了口气说：“性欲嘛！”

　　“你别上生理课，我不是指这个……她干吗需要火烧鬼和他手下土匪呢？难道她爱他，爱火烧鬼？她是除了自己谁也不爱的呀！”

　　“娘儿们的心，谁能摸得透？”“小鹰”说。“跟咱们的不一样。”

　　“行啦，快去吧！”

　　“卡佩柳赫同志！”波佩连科一把拉住我的袖子。他那两道眉毛疑问地翘得一高一低。“当然，请您原谅……您同那个哑巴女儿谢麦连科娃订婚，是真的呢，还是打仗的计策呢？”

　　“是真的。”

　　“啧，啧……”他弹着舌头，同情地望了望我。

　　噢，在这个不太平的夜晚即将来临的时候，原来是这个问题一直在折磨着他。

　　我拔腿往谢麦连科夫的泥抹板房走去，往几行高耸入云的杨树林走去。布尔康跟在后面跑着。一轮明月高高地挂在空中，大概要等好长时间，它才能躲到那片藏青色的树林后面去。从西边，从梨庄那边涌起一堆乌云，象是迎着月亮奔跑。这堆云团的影子大概已经擦着防区，慢慢地向这里，向格卢哈雷村的方向飘来。

第十节

　　我轻手轻脚地走进谢麦连科夫家的院子。只是枪托撞在栅栏上，发出不大的响声。我本想悄悄走到板棚下，找个暗处蹲下，支起Ｍ　，调整好，准备射击。可是房门打开了。

　　安东妮娜走到门槛上。她还穿着毛料上衣和喇叭口很大的裙子。看来，她从晚会上跑回来之后，一直坐在屋子里，留神谛听，等待父亲回来。

　　她站在月光照亮的门槛上，身后是黑糊糊的门洞。蓦地我觉得，自从我们两人初次在秋播田邂逅，互相认清对方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一段漫长复杂的生活。在这段生活里，我们发生了人们一般要在很长时期才能碰到的种种事件：拚死冒险，妒忌，倾吐衷肠的欢乐，突如其来的离别，怀念，重逢

　　关于她父亲，我怎么对她说呢？我不能和盘托出呀。

　　安东妮娜往旁边一闪，让我进去。我本来不准备进屋子，我想在板棚的阴影里坐个通宵，可是她闪在一边，在等我。她那双眼睛明亮极了。我走了进去，布尔康也跟在我后面赶忙钻了进来，它在前室卧倒，怕被我们赶出去。

　　从几户人家的窗口斜投过来的一道道灯光，落在她家的板房上。她家没点灯，焦黑的干灯芯戳在灯碗里。窗子旁边的木炕上放着一件短皮袄。一条长桌子上摆着各种奇形怪状的动物，它们象蹲在栖架上，釉彩闪着亮光。她就在这儿等待，一个人在等待。我进门后就向她作一番解释，马上就离开她。我不能待在她身边……请你原谅，安东妮娜。

　　她疑问地看着我。

　　“你父亲今天耽搁了，”我说，同时尽量不避开她的目光。“他……要待在格卢姆斯基家里。”

　　我不知道她相信不相信。她走到窗前，月光倾泻在她的身上。我的心怦怦直跳，，连在胸前的机枪枪套也在抖动。我望着她那轮廓分明的側影，望着她那动人的、稍微前倾的细长脖颈。

　　这样的绝代佳人，可能，一千年才出一个……一千年才出一个呀！命运之神象摇彩那样盲目地选了个年份，又随便往地图上一戳，挑中了播耶西耶地区一个叫做格卢哈雷的村庄。我真是福星高照。甚至在“跳蛙式”迫击炮弹“嘭”地落在我身旁的地上又弹起来的时候，我也是福星高照，因为这一切都是为我们相逢而搭的一个个台阶。要知道我们也可能失之交臂。一连串纯属偶然性的事件，使我们两人彼此……

　　她望着窗外，望着格卢哈雷村这条空空荡荡、阴影幢幢的街道。远处，陶器厂那两根彻夜不歇的烟囱在冒烟，那一　　闪着不同颜色的枭枭轻烟，是夜间唯一在动的东西。其它一切都凝结不动了。我一动也不敢动。只有机枪的枪套合着我的心跳，在一起一伏。

　　大概，我同大伙儿不一样，我有点儿怪。由于有了爱情，我浑身变得呆板，不能动弹一步。据伙伴们说。他们恋爱并不是这样。他们双手麻俐，嘴唇麻俐，说话也麻俐。爱情使他们生气勃勃，可我却呆若木鸡。也许，这种现象是因为安东妮娜与众不同吧！鬃毛卷曲的蓝狮子，鹈鹕状的猫头鹰和人面飞鱼，都忧郁而谅解地望着我。

　　我不作声，她望着窗外，陷入了沉思。

　　我心想，我使她很窘迫。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也许，她感到不安吧。她刚才很自然地做了个邀请的姿势，让我进来，可是现在我进来了，她倒害怕了。大概，白天那些急风暴雨般的事件使我们疏远了，使我们之间有了距离。清晨秋播田里相遇时产生的那种心心相印的感情，仅仅变成了回忆。那么订婚呢？这不过是我们关系的外壳，爱情的模型……为什么我会以为，我们之间不存在格格不入、不可解释的东酉呢？同她打交道，应该有一套特殊的态度，应该始终记住她不同人家说话的原因。

　　“我到院子里去站岗，到板棚前去，”我说。“站个通宵。你什么也别怕，去睡吧。父亲会回来的！”

　　我克服了该死的呆若木鸡的状态，小心地不让皮带扣子发出响声，拎起机枪，往门口走去。躺在炉子后面，衣架下面的布尔康，用爪子拍打起地板，打了个哈欠。它不想走，它已经找到了安身之处。

　　她追上了我，我连她的脚步声也没听见，她的脚步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可是，当我跨到门楣下面，刚要向前室走去时，她的手碰到了我的军大衣的袖子，拉住了我。我返民来，她接过Ｍ　，机枪很重，她憋足了劲儿，整个身子都压弯了。她把机枪靠在暖烘烘的炉壁上。她的手指碰了碰军大衣扣着的扣子，要我留下……

　　我用两只不听使唤的手脱下军大衣，挂在炉旁的钉子上。我们相对而视，象着了魔似的，眼睛一动不动。长方形的月光投在我们两人中间那块没有夯过的泥地上。此刻，她的眼睛黑黑的；这双眼晴一直在改变颜色，只有一样东西不变，那就是信任，胆怯和同情的神色。

　　她那张大嘴巴的嘴角咧了咧，浮起一丝难以察觉的笑容。她的一只手向我伸过来，切断了一条月光。那纤细的手指，摸了下我嘴唇上的抓伤，好象想抚平和弄掉这伤痕似的。这一摸，很轻，很轻，但我又呆住了。我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我的手突然迎着她伸过去，不由自主地伸过去，伸到她的脖子，她的皮肤冰冷而细腻，我顿时觉得自己的指头太粗糙了。指头上每个极小极小的裂口，每个疤痕，一下都能摸得到了，很明显地感触到了。我碰到她那金黄色的头发，从远处看上去，她的头发非常浓密，可现在一触到，又是那样轻柔，令人诧异。我看到她眼睛里有一种又惊又喜的表情；我也有这种感受。

　　“安托莎！”我说。“安托莎！”

　　我呼唤她，轻她重温今天早晨的一幕。我爱她，没有任何话语，没有任何柔情的表白，没有任何解释和旦旦誓言比得上安托莎这个名字更能清楚、更能明确地表达我的感情。我们两人站在一道月光之下。她的双肩好象进入了我的双肩；被我的肩膀遮掩住；她那笔直而柔软的双肩，突然缩紧，我感到十只冰凉而有力的指头，在我的后脑勺上会拢了。我把脸藏在她的头发里，一股草地上被太阳晒干的三叶草香气使我晕乎乎的。我感到了她的乳房，她的乳房暖烘烘，硬鼓鼓，柔韧而富有弹性。

　　我把她搂在怀里，我的双手感到她的肩胛骨很瘦削，很柔脆。我把她抱得越来越紧，她好象挤进了我的躯体，变成了我的一部分。可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油然而生，我从来还没有感受过这种感觉。

　　“这是爱情？”我问自己。我整个身心都在回答：是的，是的，是的……我知道，她也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我听到她的回答：是的，是的，是的……

　　我一直怕碰她。我怕她回想起姐姐遭奸污那幕惨景。但此刻，我的双手触到了她的身子，慢慢地顺着身子往下滑，仿佛是造物主亲自在指引，我个人在这儿一点关系也没有。我的两手与这粗野下流的动作毫不相干，与一些同志们早晨从村子里归来的时候，船形帽粘着麦秸嘻皮笑脸，津津乐道的那种事儿毫不相干。

　　她的身子仿佛向我滑过来。其实她没有动，她僵直在那儿倾听自己的心声。然而，她的全身却象迎着我的双臂奔来。热与冷，坚硬与柔软，圆润丰腴与棱棱角角，所有这一切，一齐迎了上来。两颗心，各自敲着自己的节奏．当我觉得，我触到她乳房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屏住呼吸，静止不动了，只听得见心脏的细碎、频繁、怦然、沉重的撞击声。这次不是什么粗野下流的行径，决不是！这就叫做温存。我生平头一次领悟了这两个新的、明确而纯洁的宇的含义。温存！手掌触摸那柔软而富于弹性的肌肤，触摸那突然变得硬邦邦、胀鼓鼓的乳头……

　　她的喘息越来越频繁，可是没有一点儿声音。我只感到肩头的温暖气息一忽儿涌来，一忽儿又退去。这个奇迹可以绵延不断。我们已经置身在时间之外了。

　　“我爱你，”我说。

　　我这一生还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句话。有过几次，本来可以这样说，可是到最后一刹那，一种怀疑和羞愧，逼得我又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下去。可现在我说出了口……

　　她自下而上、仔细地打量我，好象有几分惊讶似的。我们的嘴唇靠近了，合在一起，又分开了。仿佛仅仅是为了再一次体验体验接近的情感。

　　“我……爱……你”她开口了。

　　她说的很轻，很慢，几乎是一个音节一个音节说出来的，两片嘴唇微微地降动着，可是我听到了。这是她的第一句话。这是她跟着我重复的一句话，现在，有机会检验一下是否丧失了说话能力，她感到很欣慰。

　　我用嘴唇吻她的睫毛，头发，两颊，嘴唇，下巴，脖子。在这戎马倥偬的岁月，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我竟找到了她，我唯一的心上人。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我……爱……”她又重复了一遍，声音比刚才大了一点。

　　她又稍稍挣脱开，让我们的目日再次相对。她话语很少，她不习惯借助话语表达感情。

　　我倏地回忆起，刚才波佩连科同情地摇着脑袋，问我同“哑巴女儿”订婚是不是真的……这就是她穿上家里找得到的最好的衣服，拘谨而又胆怯地站在栅栏旁的原因。因为，对全村来说，她是被遗弃了的人，是“哑巴”。她已经不相信自己的美，正如她不相信自己会说话一样。眼下，她在感受我双手的抚爱，谛听我的话语。她第一次懂得，她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她眼巴巴地望着我的眼睛，想再一次得到证实。真的吗？真的，真的……没有比你更好的人了。没有，没有，没有……

　　“我爱你，”她欣喜地重复了一遍。

　　直到此刻，我们才发现，我们站在月光里。于是我们从那道月光里走了出来。

　　我们从月光里走出来后，该做的样样都做了，仿佛我们早就知道该怎么做。因而，我们相爱，相亲和相互信任的情感，并没有随着呼出的热气而消失。当一切安定之后，当世界恢复常态之后，这些感情仍然同我们在一起。森林、田野、那片闪着晶莹露珠的秋播田，所有这一切，也仍然同我们在一起。毫无羞愧之感，我不想从此地逃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就叫做爱情。而那些一边从领子里抖落干草屑，一边挤眉弄眼，嘻皮笑脸、津津有味地吹嘘这种事细节的人，是不幸的，是受命运愚弄的人。大概，他们一生没交过好运，所以才装腔作势，瞎吹一通……大概，我遇到自己的意中人，是我鸿远高照，是我得到了罕见的唯一幸福。

　　四方形的月光慢慢地在泥土地上移动，泥塑的狮子和猫头鹰迸放出奇光异彩。这些千奇百怪、有灵性的人面野兽，保卫着我们。安东妮娜伏在我的肩头上轻轻地呼吸。我有生以来，还没有这样安静，这样惬意。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没有料到啊。

　　月光突然暗淡了。月亮被西方涌来的一堆云团遮住了，泥塑野兽的目光也熄灭了。最危险的时刻，火烧鬼的时刻临近了。反正我从来也没有这样惬意、这样安静。刚才发生的一切，仍然索绕在我的心头。真正的生活，真正的幸福！这是谁也夺不走的……

　　“安托莎！”我说。“安托莎，安托莎……”

　　她没有醒，但是更紧地偎在我的身上。地上长方形的月光，相继消失，一片昏暗。奇怪，我的疼痛哪儿去了，在我体内旋转的沉重磨盘哪儿去了？没有，从来也没有爆炸过“跳蛙式”迫击炮弹，从来也没有杜鲍夫反复叮咛的那句关于六小时的话和哥罗仿口罩。生活中从来也没有过什么丑恶和恐怖的东西，只有真正宁静和幸福的感觉。

　　我朝屋角瞥了一眼，Ｍ　的湛蓝金属枪身，刚才还在那儿熠熠闪光。此刻屋角已流入一片黑暗。我睡着了……

第十一节

　　布尔康一阵尖叫，把我从梦中惊醒。它蹿到前室，高兴地尖叫着，我全明白了。一只沉重而有力的大手，正在门上摸索。铁丝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拨开农家的普通的门闩鼻，并不难。一块凿上几道豁口的木板，就算锁，轴上固定两根铁杆，就算钥匙。即便摸着黑，也不消三四分钟，便能把门锁弄开。

　　我仿佛没有睡过觉。头脑冷静，清醒。克利马尔正在用一根弯曲的铁丝在拨弄，想探到门闩鼻的豁口，我趁这段时间，穿好了衣眼，安东妮娜欠起身子，我小心地用手掌摸了下她的脸颊：安静，别起来……

　　多亏布尔康，它救了我们两人的命。它那高兴的狺狺声，成了报警的信号。

　　我没穿靴子，踩着冰冷而坚硬的泥地，悄没声儿地走到窗前，从窗帘缝里往外观看。街上很暗，可是悬在大地上空的云团里，漏下了一束暗淡的曙光。房子和杨树的灰色轮廊，又抹上了一层灰色。’

　　在这片单调的灰色朦胧中，眼睛看不清东西。近处，在栅栏外面和院子里，我没有发现人影。我凑近窗口，用军便服袖子遮住脸，免得泛出白色。我沿房子的墙边仔细望去，这里，在粉刷过的墙边，比在街上亮一点儿．我认出克利马尔的高大身躯，他靠在门上，正用万能钥匙拨弄门呐。屠户只是一个人。

　　布尔康的吠声并没有引起克利马尔的不安。这有啥奇怪的，狗挣脱了绳索，找不到主人，便跑到它熟悉的人家来了。克利马尔隔着门缝嘟哝了几句，叫狗别作声，接着又用铁丝探门闩鼻上的豁口。

　　“能不能把屠户抓活的？”这个念头在我头脑里一闪。“杜鲍夫”本能在起作用了……但是安东妮娜就在身旁。屠户是来找她的。如果我对付不了他，那就不仅断送了自己，而且也断送了她。

　　我听到克利马尔那沙哑和沉重的喘气声，好象是铁匠铺里在拉那个破烂的旧风箱。旧风箱？我记得，屠户粗大手腕上纵横交错的青筋，象缆绳那么粗。我记得，他使刀子的娴熟本领，也记得，他以意料不到的敏捷、麻利劲儿，一步窜到惊恐万状，失声惨叫的亚什卡跟前，挡住它的去路。这六普特骨头和肉啊，你对付得了！……

　　不，我不应该给克利马尔任何还手的机会。

　　安东妮娜躲在角落里。不出一点儿声音，一动也不动。她全明白了。她并不是因为害怕才躲了起来，我觉得，她是怕我分心，怕她在场妨碍我的行动。我们虽然没有交谈一句话，可是我同她的行动完全一致。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觉得，我们两人依然是在一块，这种感觉帮了忙，使我更加镇定，更加有力。

　　我慢慢地拎起机枪。机枪挺沉，我两只光脚板好象粘在泥地上一样，我全身发冷。我摸了摸转盘，检查一下，是否安好，子弹带有没有歪斜。

　　克利马尔的铁丝终于插进了门闩鼻的豁口。他紧张得屏息不动。一片沉寂。门闩鼻吱呀一声，往前移动了一个豁口。克利马尔还剩下两个豁口了，既然己经开了头，两个豁口还不是小事一宗。

　　我悬空端着机枪，惦着脚尖，向旁边，向安东妮娜走去。我想让她对枪声有个思想准备，别惊慌。我用肩膀小心翼翼地把她推到枕头的跟前。她领会了我的意思，顺从地贴在床上。象是让我知道，她准备好了，她请求我尽量把我的事情办好，没有必要别冒险。她的想法一冒头，我就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克利马尔又移动了门闩鼻上的一个豁口。现在他已经不屏声敛气了，他心急手忙，直喘粗气，让人感到，门外有人在用砂子擦锅子：嚓－嚓，嚓－嚓……布尔康诉苦似的尖声吠叫。

　　安东妮娜身上发出令人发困的热气。她蒙上被子，躲藏好，可是干三叶草的幽香，还不时传入我的鼻子。老实说。我不想开枪！我不想杀害任何人，连克利马尔也不例外。如果他此刻改变主意，拔腿就走，我决不会兜屁股打他的黑枪。在这漫漫黑夜行将结束的时候，我不想打死任何人。

　　但是，克利马尔没有拔腿走掉，他是受命来带安东妮娜去见火烧鬼的。他象黑夜行窃的小偷那样，拿着万能钥匙，到这儿来还能为什么呢？门闩鼻又吱呀一声，又往旁边移动了一下，前室的门慢慢开了。我趁门发出吱吜声的当儿，扳起枪机，打开保险。

　　一股夜间的清冷的空气冲进室内。只听见克利马尔朝欢叫着迎上去的布尔康的脑门敲了一下，声音沉闷，看来，是用骨头刀柄打的。狗往旁边一蹿，砰地撞在墙上。

　　在黑暗中，在前室通房间的门口，有个模糊的黑影在慢慢移动，还听得见单调而沙哑的呼吸声。夜间充满木犀草和烟草香味的空气中，混进一股自制烟的烟味儿。

　　克利马尔停在门槛上，屏住了呼吸。也许，他觉察出有什么危险，他想尽力弄明白，危险来自何方。他愣在门槛上，象一块巨石，象一尊泥塑木雕的偶像，象罪恶的化身。我身后一排排泥塑的野兽，由于愤怒和害怕，大概会用各种声音乱叫吧。暴力正往屋里间来。他呼哧呼哧，喘不过气来，散发出一股股酒臭。

　　“安东妮娜！”克利马尔低声叫着。“安东妮娜，你在哪儿？”

　　一片寂静，屠户有些发毛！受害者一声不吭，这在他看来，有些不自然，有点反常。受害者应该害怕，应该惊慌，应该声音颤抖地回答。

　　克利马尔压低的、咬牙切齿的声音，那象金刚砂磨擦的低音，搜遍了所有角落，但没找到一个回答他的人。

　　“安东妮娜！”屠户已经不耐烦了。我发现，房门口隐约闪过一道寒光，这是磨得相当锋利的金属的寒光。一个四四方方的黑影往前跨了一步。

　　我一扣扳机。

　　房间里响起短促的、震耳欲聋的速射声。雪白的墙壁登时照亮，发出蓝盈盈和玫瑰红的颜色。耳朵塞满了……接下来我听到的第一个声音是，子弹钢壳在坚实泥地上滚动和撞击的叮当声。机枪的退弹器弹出来的弹壳，欢快地滚到屋角里，就无声无息了。

　　一股硝烟味，呛得人鼻子发痒。门洞里传来沉闷的咕嘟声，象是锅子里煮的什么东西开了锅。我本来应该在这梭子惊人的枪声后立即往外冲，跨过克利马尔的尸体，冲到院子，抢在可能出现的敌手之前，不给他们采取报复行动的时间。这是在居民点进行战斗的基本常识。

　　可是我却坐着不动……我不想在这个早晨打枪，压根儿就不想。然后，我放下机枪，抓住克利马尔顶胳肢窝，把他拖到屋外。我觉得，用力过猛，一肚子里的五脏六肺都绷断了，可我毕竟把他拖过两道门槛，一直拖到院子里。血，淌在我的手上，凝结起来，粘乎乎的。我有了绝望的想法，它在钻我的脑子：这一切到哪年才能结束呢，哪年哪月呢？即使这么一条壮实的大汉，也是枪声一响，爹娘白养，而在别人的弹夹里，也藏着颗置我于死地的子弹……此时此刻，我只有一个愿望，让大伙儿都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

　　我在前室里找到一只全是灰尘的面粉袋。覆盖在克利马尔的身上。布尔康诉苦似地嚎叫着，刚才它头上挨的那一家伙，着实不轻。我回身走进房间，从军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只备用的弹盘，塞在马裤的裤袋里。

　　“安东妮娜，”我说。“我马上就回来。你别怕。”

　　我怕碰到她。我蹬靴子时，手指都粘在靴筒上了。她一只手无力地摸了摸我的脸颊，眼睛，鼻子……去吧，她这个动作似乎说，如果需要，那就去吧。你会回来的，是吗？

　　我走出房子。天已经亮了。对，克利马尔是一个人进的村，可是他的小兄弟，肯定在林子边，或者田里的什么地方在等他。他们随时都会来的。

　　头上乌云低垂，擦着屋顶飞速掠过。云团中间偶尔透出一缕光线，这可以断定云团在移动。山雨欲来风满楼，白杨树哗哗作响，落叶在院子里飞舞。

第十二节

　　亮光慢慢洒满房子之间的空间，照出草屋顶上的一条条斜线。村庄在晨曦中显得有点异样，不由使我警惕起来。

　　雄鸡啼了，我听到板棚背后一声尖叫，我打了一个冷战，顿时明白是怎么回事。陶器厂的两根烟囱不冒烟了！它们象　炮的炮筒，默默地望着天空。

　　平时，在雄鸡报晓的时候，格卢哈雷村的居民都在做最后的、最甜蜜的梦。村里没有一只炉子冒烟，陶器厂上空的滚滚黑烟特别显眼，它提醒人们，格卢哈雷村不是什么普普通通、好打瞌睡的村子，而是一个出陶器的村子，一个废寝忘食、巧匠辈出的村子。

　　但是，此时此刻，两根烟囱不冒烟了。拖船不再拖那房子串成的驳船了。

　　我贴着栅栏边洋槐围成的绿篱，往陶器厂走去。机枪上那两只没有收拢的支架，合着我的脚步晃荡着。我不时地回过头，望望谢麦连科夫家的房子。安东妮娜还留在那儿呢。可是陶器厂那两根停止冒烟的烟囱召唤着我。我猫着腰，往前走，尽量不碰到洋槐树的有刺树杈。

　　……三个象老鼠似的灰影从陶器厂往这边窜来，我赶紧挨着栅栏趴在地上，把机枪支架戳在潮湿的，长着蒲公英和厚叶子车前草的泥地上，恭候他们。这就是说，他们占领了陶器厂。为什么呢？有点儿不可思议……

　　三个人贴着栅栏，沿街道两边跑过来。他们大概听到了短促的连射声，便跑来支援克利马尔。他们每人手里提着一支“什梅塞尔”，枪皮带聋拉在地面上。我盯着他们，等待着。让他们来吧……两翼！这使我十分担心。我的两翼是房子，板棚和菜田。它们只能挡住我的视线，不能掩护我。

　　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土匪，可以根据机枪的枪声，从侧面，从菜田那边迂回包抄，对准我开枪。如果现在已经有个人偷偷从房子后面钻出来，那怎么办呢？当然，这不必多动脑筋。目标对准这三个家伙，就行了。我可以报销火烧鬼匪帮一半人马。放他们走到三四十公尺的地方。可是，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安东妮娜的身上。我想回到她的身边，活着回去！而不是盖上面粉袋……哦，即使命中已经注定，那也不能在今天。今天我不能扔下她。

　　三个人贴着栅栏，畏畏缩缩，两个在街的右边，一个在左边。我的额头上沁出了汗珠。两翼，没有掩护的两翼！机枪在高地上，视野开阔，啥也不怕，可是在这样的阵地上，机枪成了瞎子，它那根笨拙的枪筒只能对着街道，而左右两边是房子、栅栏和菜园。土匪只要派一个人从侧面，从菜园那边过来，那就麻烦了，这是一种并不复杂，屡试不爽的战术。

　　波佩连料应该在格卢姆斯基家门口放哨，从那儿到我这里，隔着几户人家。我对准三个贴着栅栏悄悄溜过来的灰色人影儿，长长地打了一梭子。见鬼去吧，打它一家伙，让我的战友快点醒过来！我不想撇下安东妮娜，不想让她伏在面粉袋上呼天抢地。真见鬼，我们两人的一切才开头，往后还有一辈子……我们两人的相遇，真是奇迹，可是只要有个坏蛋从栅栏那边扔过来一个手榴弹，那能把一切都毁掉。

　　在这样的距离内，我竟没能打中，他们没容我调试，便纷纷跳过栅栏，街道上顿时一扫而光，就象熟透的梨子，使劲一摇，枝头上便空空如也了。是啊，我没打中……不过枪声倒挺响，机枪把二、三十颗弹壳散在了全是灰尘的车前草草丛里。

　　原来，波佩连科并没有睡觉。他那歪戴着灰色小帽的脑袋，象烘干的陶缸一样，从栅栏旁稍稍探了出来。

　　看来，他对街上的情况早已经留上意了，他不可能不发现提着“什梅塞尔”的土匪……大概，他正在酝酿复杂的“军事计划”——逃到树林里去呢，还是钻到牛篣丛里。

　　附近的机枪声给了他信心，“小鹰”便从栅栏后面探出了脑袋。

　　“波佩连科！”我喊了一声。“这儿来！”

　　从土匪藏身的地方朝喊声打过来几梭子自动枪子弹。枪弹扑扑打在路上，腾起一股股尘土，子弹弹起来，发出令人厌恶的啸叫……这就是说，他们的同伙正从两翼，从菜田那儿迂回过来了，否则这三个家伙有什么必要开火，来引开我的注意力！我回了一梭子，装作上了他们的钩，同他们进行毫无意义，然而却挺热闹的对射。

　　“你站着干吗？”我对“小鹰”嚷道。“快到我这儿来！”

　　“不中啊！”波佩连科答道。“打得太凶呀！”

　　我又扣动了扳机。三枝自动枪哑了，我往前一冲，扑通一声，趴在波佩连科那道栅栏旁的粪沟里。头上飞过一串子弹。这是一串“什梅塞尔”打出的象斗犬牙那样又粗又短的子弹。啾－啾－啾……

　　从栅栏的缝里，我看见“小鹰”那张大宽脸煞白。

　　“咳，你呀你！”我说。“快到格卢姆斯基那儿去。你们在菜田两边掩护我。你在右，他在左。我不让他们穿过街道，别怕……”

　　“噢！”波佩连科哼了一声，便走了。

　　在村子那头，在火烧鬼那三个弟兄卧倒的地方，现在只有一枝自动枪在射击。大概，两个土匪加入了偷偷从房后包抄过来的行列。现在，一切都取决于波佩连科和格卢姆斯基的行动是否神速了。我不能扔下自己的阵地，给土匪腾出街道，让他们冲过去。

　　那枝“什梅塞尔”几乎不停地在射击，只有在换梭子时才停一停。我不再回击：让他们担点儿心，留点儿神。这当儿格卢姆斯基晃着双手，飞快穿过街道。我射出长长一梭子子弹为他掩护。

　　不一会儿，房子后面砰地响起步枪声。接着又是两下。格卢耶姆斯基开火了。他即使朝天开枪也行啊。他们知道两翼行动已被发现，就不会再向前爬了。他们也不是一师人马啊！

　　右面哒哒地响起自动步枪声，我们的什巴金式自动枪，是波佩连科！土匪们还击着，但是已经有气无力，只打短促的连射。让人感到，他们无心恋战了。

　　在菜田里进行对射的时侯，村子远处那枝自动枪不响了，在窥伺战机。我趁这个间隙，越过街道，朝前跑了一段。我旁边的栅栏上，好象挨了一鞭子，自动枪手稍稍打偏了。右面，在一片葵花杆的后面，我看见了波佩连科。他猫着腰，在打枪，不住地往两边观看。我把机枪支架戳在地上，朝班德拉匪徒藏身的房子之间的空隙和菜田里，打着短促的连射。

　　机枪换了地方，立即引起了他们的不安，他们认为，他们陷入了侧面的火网，几枝“什梅塞尔”哒哒的射击声渐渐远去。班德拉匪徒后退了，往陶器厂那边退去。

　　他们本来可以从村外，从菜田后面拉开散兵线，包抄我们，可是天已大亮，方圆几百公尺的庄稼地里，看得一清二楚。

　　如果土匪有明确的进攻目标，如果他们铁下心，要搭救克利马尔，那他们本来可以不惜牺牲，正面硬攻，再派个人穿过菜田，突到我们的后方。但是看来，他们不想冒险……自动枪的枪声渐渐远去，往陶器厂方向移动。一忽儿，这枝“什梅塞尔”响两声，一忽儿那枝叫两下。土匪们为了防备万一，还派了两个人断后。可是我们没人可以追击。我们打退了他们，就已经是胜利了！

　　一片沉寂。格卢姆斯基的马枪，在菜田里偶而还打几枪。波佩连科却沉默了，不过我在两旁之间的葵花杆里面看见了他那顶破帽子。好啊！我们这支部队人马太少……可到底还是守住了。

　　西方驰来的大堆大堆的云团，从草屋顶上空掠过，有时掉下的几片弯曲的，象扳机一样的云块，几乎就挂在杨树那尖尖的树梢上。天已大亮，可是雄鸡翎哑口不啼，象是在等待这场战斗的结束。整个村子里的人也仿佛都死绝了，他们大概不是蟋缩在窗前的墙根下，就是钻到地窖里去了。格卢哈雷村的居民都知道，外面打枪时他们应该怎么办。

　　突然响起了手榴弹的爆炸声，一连三下，陶器厂上空腾起了一股硝烟和尘土。格卢姆斯基第一个清醒过来。他忘了自己在左翼打掩护的任务，从附近一户人家的栅栏门后面冲了出来。他拱腰曲背，几乎就是驼背。小马枪在他手里，变成了老长的三英分口径步枪。

　　“他们在干啥？”他还没有看见我和波佩连科，便对着死寂的街道大声嚷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同志们，公民们，他们放火烧陶器厂啦！”

　　陶器厂屋顶上冒出一缕缕灰烟，是从屋檐下面渗出来的。格卢哈雷村的居民听见农庄主席的喊声，马上作出了反应，一个个脑袋从栅栏后面探了出来。

　　“他们烧工厂啦！”格卢姆斯基又喊了一声，便沿街道往陶器厂方向奔去。

　　他撒拉着两条罗圈腿，往前飞奔，甚至扔掉了马枪，免得碍脚。他绝望地挥动着双手。我看见谢拉菲玛姥姥从栅栏后面蹿出来，一只手拎着长裙，跟在他后面跑过去……几十个格卢哈雷村的居民，咋唬闹喊、争先恐后地往陶器厂奔跑。最可怕的是，一伙毛孩子，从成年人的腿下钻过去，一马当先地跑在最前面，大人们的急迫心情感染了他们。这会儿连波佩连科也按捺不住，他从葵花子田里蹭地窜出，跑得比谁都快。因为在那伙毛孩子中间，有他的那支“近卫军”。

　　喊也罢，警告也罢，甚至往头上开枪，都无济于事，任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住往着火的陶器厂飞跑的人群。这群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正迎着六枝自动枪飞奔……

　　我抓起机枪，撒腿追赶他们，我心急如焚：一定要赶到人群的前面。一只备用的弹盘，在袋里乱晃，象个秤砣，敲打着我的双腿。Ｍ　渐渐地往地上坠下去……从战地医院出来后，我还没有练好正规的跑步呐。霎时，嘴干舌燥，肺里好象撒满了茶炊里烧得灼热的煤块，不行，追不上！

　　我喘着大气，往旁边的老爷府遗址跑去，从那儿望下去，座落在低处的陶器厂可以一目了然。我换了个弹盘，对准陶器厂的院子先打了一梭子，因为那儿有几个土匪的人影在晃动。

　　几个人影儿跑得更快了。人群渐渐接近陶器厂，黑压压的人流，沿着街道，滚滚涌去。

　　我不得不把转盘的子弹几乎打光了，全部倾泻在陶器厂里。我没有瞄准。谁喜欢子弹在耳旁呼啸呢？黑色的人影儿拉成了不规则的散兵线，在采泥场之间统来转去，慢慢地在树林的方向奔去。我数了数，一共七个人。在采泥场的边上，他们的轮廓非常鲜明。第七个是从哪儿来的呢？当散兵线靠近树林时，我又一数，只剩下六个了。大概，刚才是我的错觉，或者汗水使眼睛发了花。

　　散兵线隐没在两辆烧毁的装甲运兵车的后面，而后又象蛇一样爬了出来，一直爬进了树林。嘿，总算完全击退了。今天把他们打退了。格卢哈雷村的群众已经跑进了陶器厂的院子。房檐下面渗出来的一缕缕灰烟变浓了。可是我看见一个驼背矮个子站在院子中央，象乐队指挥那样挥着双手，人们的头上出现了钩竿，婆娘们已经拎着水桶往池塘和井边跑去，有人抄起麦叉子，爬上了屋顶，去把着了火的干草叉下来。

　　乌云压得更低，变得更黑，下起雨来了。这真是一场救命而，雨滴大，雨丝斜。我仰起脸，让雨点子打在干枯的双唇上。雨点子也打在脸颊上，打在眼睛上，冲掉了军便服上的粪水。我拎起机枪，蹒跚着往陶器厂走去。军便服上冒出一股股热气。

　　泥地很快就变得很滑。沉重的湿泥粘满了靴子……

　　我弯腰在拉格卢姆斯基的马枪时，脚底下一滑，象在冰上一样，一下子滑出了将近三公尺。我仰面朝天地跌在地上，望着膨胀而阴沉的天空，我放声哈哈大笑。雨点象小炸弹一般落在脸上。可是到了这时，我才开始感到，雨是冷的，湿淋淋的军便服被风一吹，变得冰凉冰凉。可是我让雨点淋着脸，尽情哈哈大笑。打退啦！

　　我们打退了火烧鬼！我活着，活着，活着！

第五章 第一节

　　“看样子，他们是想打昏她的，可失手了”，格卢姆斯基指着克里文季哈对我说。

　　她脸朝下，趴在烘炉旁边。裙子象个大平面三角形展开，铺在地板上。三角形下，伸出两条枯瘦如木杆的细腿，脚上穿一双破皮鞋。

　　烘炉过早地把人们烤干瘪了，身上起了褶皱，皮包着骨头，如同靴子上了楦椅子。我的姥姥谢拉菲玛也是这副模样，一身烤干巴的皮肤，两条细胳膊，两条细腿。

　　“开完晚会，该她接班，她就来了，”格卢姆斯基说，“她没要求调班……”

　　“派人去找瓦列里克吗？”我问。

　　“去了。”

　　“去家里？”

　　主席斜棱了我一眼，微微毗出两只大犬牙。

　　“去该去的地方……他们来陶厂于什么？来找啥？”他一说，“挖了两个大坑，为啥呢？”

　　雨水穿过房顶的　条，滴滴咯咯地落在烘炉上。草屋顶几乎全掀掉了。黄里泛黑的麦秸，散落一地，雨淋上去，直下热气。乡亲们脸烧得黝黑，手拿着麦杈，斧头和钩杆在院子里荡来荡去，一个个神情焦虑不安，瞅着那座烘炉，悄悄地说着什么。

　　雨水和钩杆拯救了工厂，更确切地说，拯救了它的四堵墙壁。厂房内的东西，给手榴弹炸了个稀巴烂。在这里，在这幢有四堵厚墙与几眼小窗的厂房里，冲击波猛烈地冲击着……几台转盘车裂成碎块，连粗大的转轮也没经得住。桌子上摆的各种陶器，还有昨晚摆上去的陶罐坯子，全部翻倒，一块一片地散落在地上，还保留器皿的形状。墙壁溅上五颜六色，变成了坑坑洼洼的调色板，有黄的，红的，蓝的，绿的斑点……这是为点什么呢？……无理性的野蛮破坏，莫名其妙的报复。

　　院子里一摞摞码得整整齐齐的成品陶器，现在变成了一堆碎片。陶瓮、陶桶、陶罐、悬钩、陶缸散碎了一地，颜色　丽的釉彩　　闪光。旁边一堆麦　，发着咝咝声和吡剥声。我捡起一块碎片——彩绘陶桶的侧面，上有一嘟噜复着叶片的绿油油的“牛奶头”。说不定，这嘟噜“牛奶头”就是安东妮娜用牛角勾勒出来的。她那纤细的手指，紧紧捏着牛角，花纹蜿蜒盘旋，时明时暗，而陶桶慢慢转动，把自己的棕红色侧面挪过来。这一天，我头一遭看到她的眼睛，我俩之间产生了相亲相近的深情，这是明白无误的。安东妮娜……安托莎。

　　我把一块陶桶的碎片装进口袋。

　　在不远的地方，在撒满碎玻璃和碎瓦片的一小块平坦的场地上，聚了一群老太太。谢拉菲玛姥姥举着一只槁黄的、瘦骨棱棱的拳头，点着林子，述说她对土匪们的想法。当然喽，她讲的不是文绉绉的“书面语”。

　　火烧鬼手下人到厂里来找什么呢？我也提出农庄主席刚才提出的问题。土匪们掘了两个大坑，一个在培烘车间，靠着炉子；一个在院子里，在陶厂边边上的　旮里。看来，他们挖了整整一夜。

　　这里埋藏着什么宝贝，怎么的？我想起了萨盖达奇内讲的话。他们找金子？荒唐……火烧鬼不会是幻想家，幻想家不会去当伪警察。到伪警局去的人，对物质财富和物质利益都有非常清醒的估计。

　　但是，他们一定是来找什么东西的！看样子，没有找到，不然，不会兽性发作，放火烧陶厂。谢麦连科夫跟他们找的东西有点牵扯，他们在袭击前把他带走了……可他们为什么要找安东妮娜呢？谢麦连科夫没对他们说出他晓得的东西，他们才决定采取了最断然手段吧？我想起了萨盖达奇内讲的话。“小女儿是最后的……”，那么大女儿怎样了呢？为什么谢麦连科夫不肯揭开那个秘密呢？

　　谢麦连科夫……他兴许就是一串人中的第七个吧？对，他们光抓住他，带在身边。可是钻进林子的一串人，婉婉曲曲，只有六个人啊。这没错，我看得清楚。

　　我把格卢姆斯基和波佩连科叫到一边。“小鹰”身上那件棉袄全烧焦了，两条白眉毛给烟熏得黝黑。

　　“你也许马上就能学会打仗了，波佩连科，”我说，“你是第一个跑到工厂来的吧？”

　　“第一个。”格卢姆斯基证实地说。

　　“咱咋能落在人家后头？”

　　“你进村，观察一下，”我对自己的助手说。“再有，那儿，克利马尔还躺在谢麦连科夫家的院子里，盖了一条面粉袋，要把他弄出去。”

　　格卢姆斯基仔细地瞅了我几眼，他闪着一双细长、倔强的眼睛，下巴做了个旋转的动作。

　　“克利马尔……这么说……他什么时候出现的？”

　　“拂晓时分。”

　　“你在那儿干什么？”

　　“在院子里放哨。”

　　波佩连科吃力地从烂泥里拔着靴子，踉踉跄跄地向村里走去，瓦西卡和另外几个“近卫军”死乞白赖地跟在后面。

　　“咱们去瞧瞧装甲车，”我向格卢姆斯基建议，“也要看看采泥场。”

　　他从肩上甩下马枪，咔啦一声拉开枪栓，检查有没有子弹，而后他那眯缝着的眼睛又朝我身上一扫，目光停在我的军便服上，仿佛在研究纽扣是否各在其位。雨水把我身上最后一点热气都淋光了。

　　“你咋的直哆嗦？”格卢姆斯基问道，“湿透了？……你去弄一件帆布雨披，工厂阁楼里有，是给运陶器工人预备的。”

　　当我披着又硬又破的帆布雨披返回的时候，这位农庄主席无意中又说了一句：

　　“你咋穿一件军便服在谢麦连科夫的院子里放哨？”

　　我觉着他晒然一笑。格卢姆斯基龇开牙，你简直无法肯定他是笑，还是想咬你一口。

　　“算啦。”我说，“你关心的事太多啦。你还是说说，火烧鬼来陶厂为的什么？”

　　我们沿着泥泞的道路大步走着。路上的圆形蹄子印——这儿到远处采泥场运红泥都是用驴子驮——灌满了桔红色的水，密麻麻的雨点打在上面仿佛开了锅。肩上的机枪越来越沉重。

　　“瞧，这就是他妈的九五小阳春！”格卢姆斯基转过身对我说。

　　雨水顺着他那紧绷在弓形脊背上的粗呢短外套淌下来，犹如从屋脊上淌下来一样。他又斜眼看了看我那双被泥面团包裹着的靴子。

　　“你咋的，穿靴子在谢麦连科夫家放哨？”

　　“别婆婆妈妈了，”我说，“你眼下要操心的事还少？”

　　“不少，”他嘟嚷着说，“你可当心，你别伤她，安东妮娜的心啊，你想想，她再受不了委屈了。”

　　“一定伤，”我说，“我就是为这到此地来的……我一定要伤她的心。我并没白在她家院子里放哨！克利马尔是来给她送糖果的，他不想叫她伤心。”

　　“少见哪，这么好的姑娘！”他的口气已经不是那么严厉。“咱早就留心她了，你还在桌子底下爬的时候，咱就看出这姑娘有出息……”

　　雨噼噼啪啪，猛打帆布雨披，声音很大，压倒了格卢姆斯基的话语。我朝他靠近些，马枪的枪口，在他的驼背上一跳一跳的，险些儿戳着我的下巴。

　　“咱本打算娶她作儿媳妇的！”格卢姆斯基突然喊了出来，他摇晃着他那大如西瓜的拳头，不知在吓唬谁。“他俩是同岁，从小要好呀。战争爆发那年，两个都十五啦……唉！咱那时心想，快点儿长吧……不管咋的，也要给儿子定下这门亲事！”他脱口说出，“就是倾家荡产，也要娶……这样的姑娘，难找啊！”

　　他又摇晃了一下拳头。本来他大概会给儿子定下这门亲事的。有人说，他儿子塔拉斯很帅，一个呱呱叫的小伙子，而且挺勇敢，四一年竟敢往全副武装的德国鬼子群投掷手榴弹，这可要有点胆子！只是忘拉导火线了！才十五岁啊！

　　第一个采泥坑蛮干净，坑底下只有一把坏铁锹。雨水象一条条红褐色溪流，哗哗地淌入坑里。这儿的一切，全是棕色和红色，象泥土的颜色，甚至生长在矿坑斜坡上的款冬的叶子，也显得红彤彤的，它们本来吸足红土的灰尘，现经雨水一淋，焕发出红艳夺目的光彩。

　　我们踏着泥泞滑溜的小径向前走去，这条小径蜿蜒在一个仿佛被一块锯齿形的巨大弹片凿出来的大坑边沿上。

　　我们向两辆装甲车的黑糊糊的钢铁骨架奔了过去。树林离我们约莫有三百米。

　　古潘说，火烧鬼押着这两辆装甲车，开到这儿被烧伤了脸。命运决定以事实来证明这个农村的古老绰号。

　　近处，两辆装甲车也象周围的东西一样，呈现出红褐色尘土和锈铁给钢铁包上一层外壳。眼下，雨水一冲，外壳又闪出光亮。

　　“没人！”格卢姆斯基转身对我说。

　　装甲车的车帮被“火箭炮”的巨型弹片凿出许多窟窿。风在金属的洞洞眼和豁口里呼啸、呜咽。

　　“我觉得，他们到达这儿之前是七个人！”我对着格卢姆斯基的耳朵大声说，“后来就变成六个了。”

　　到了这儿，那条婉蜒小径变成宽阔大道，上面有驴子留下的蹄印和大车压出的深辙。两辆装甲车就停在这条大路中间。道路如同河流绕过岛屿，从装甲车两边绕了过去。左边一点，有一个采泥坑，坑沿上，长满茂密的杂草，飞廉和款冬。

　　格卢姆斯基钻进杂草丛，杂草几乎淹没了他的全身。飞廉的灰色球状果实，挂满他的双肩，他定睛往下一瞥，全身不禁一颤。举在飞　上的那只手，抓住挂在肩头上那截马枪的皮带，立刻往下爬去。

　　“那边有什么？”我喊了声，向格卢姆斯基奔过去。我的两只靴子象铅球似的，艰难地向前滑动。

　　这里有一个报废的采泥坑，那边有一条水流冲坏的出境大道，隔着大坑那边的蒙蒙雨幕，大道看不清楚。雨水顺着沟沟，　　地往下淌，坑底积满水，简直象桔红色的小湖。

　　我一下没弄明白，坑里躺的是人，只觉得那是一大捆沾满红泥的破烂布。当那破烂布微微蠕动的时候，我和格卢姆斯顿时惊呆了。它无声地蠕动起来。好怕人哪。

　　我俯下身，举手护住眼睛，挡开斜打在脸上的雨点子。我定睛细看，原来那捆破布是个人体轮廓。那人的双腿泡在水里，看样子，他曾经企图往上爬，浑身上下沾满一层棕红色的粘泥。就在这时，一只手从那捆破布底下挣脱出来，好似触角一样，无力地朝前伸去，想抓住什么东西。三个手指抓住了一块柔软的粘泥。

　　我认出这个截短了的、只有三个指头的手，它无力地摇动着，宛如一只折断的翅膀。

第二节

　　我丢下机枪，从斜坡上纵身往下一跳。格卢姆斯基也随后跳了下来。

　　我俩无力地拨拉着稀泥，好容易　到坑底的小湖边。陶工脸朝下趴在水里，他还拚着全力昂起头，不叫稀泥呛到嘴里去。我两膝往两边一分，趴下，把谢麦连科夫翻了过来。在格卢姆斯基的帮忙下，我把帆布雨披塞在他身下。

　　哪儿也没有新伤的痕迹，衣服上下都粘满红褐色的泥浆，仿佛是板结的血块。我用湿漉漉的船形帽揩净他的面孔，露出了象刮刀刮出的沟沟一样的深刻皱纹。此时，皱纹牵动面孔，向一边扭，作出一个痛苦的表情。他的呼吸急促，不均匀，仿佛在抽噎哭泣。

　　格卢姆斯基惊慌地瞥了我一眼。

　　“不要紧，”我说，“前线上，比这还严重的，有时也活了。”

　　陶工的嘴唇没有血迹，这说明伤不在胸口，不在肺，急促的浅呼吸提示我，伤在横隔膜附近。在“肚皮患者”的医院躺了四个月，已经有点懂得，人体内什么东西在什么部位。

　　我解开谢麦连科夫的棉袄，用力一扯他那件补丁搭补丁的旧衬衣，衬衣象蛛网一样，一下就扯开了，露出了干瘪的肚子和一棱一棱的肋骨，哪儿也没有血迹。我把衬衫拉到底，看见陶工的枯黑的皮肤，渗出一颗颗血滴，象小珠子似的往下滚。他倒底怎么啦？

　　突然，谢麦连科夫那只三指残手，仿佛尽力帮忙找，摸了摸肚子，留下三个肮脏指印。我这才看清，肋骨下有三个不显眼的红斑。开头，我还以为是抓伤的痕迹，但是，我站近他仔细一瞧，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是用又细又长的刀子插的，捅了三刀子：一处捅在肝脏处，一处捅在“呼吸器官”下部，一处在神经中枢。

　　我回头看了格卢姆斯基一眼，但他一点也帮不上我的忙。他自己还莫名其妙呐！我用眼睛指给他三个斑点。

　　挨了土匪这种又细又长的刀子，是最糟不过的了，这种表面看来无所谓的刀伤，甚至连血也不流，但却有致命的危险，只有紧急动手术，才能挽救谢麦连科夫的生命。十万火急！但附近连一个医生也找不到……

　　“拖上去吧！”格卢姆斯基透过紧咬的牙关低声地说。

　　对，无怪人家都说，火烧鬼是真正的豺狼和刽子手。干脆一枪，这在他是很少见的。他把受了致命刀伤的陶工扔到采泥坑，叫他象甲虫掉在玻璃缸一样，久久地，一遍一遍地沿着坑壁往上爬，叫他活受罪，叫他喊救命。他那无力的三指左手，也真的抓着一把粘泥呐。

　　我抬起眼睛，几条溪流顺着沟沟向我们淌来，红色的溪流。风戏弄着款冬的叶子，在那坑壁遮断混暗天空的地方，闪着红光。我们在积满鲜血的坑底挣扎着，在大地躯体的巨大伤口里挣扎着。这一切何时才能了结呢？

　　谢麦连科夫躺在帆布雨披上，我俩拽着雨披的两个角，拖着他。我们无法站起，五指抠着粘泥往上爬，象在冰上一样，直往下出溜，弄了一嘴泥浆，气得骂娘。驼背、长胳膊的格卢姆斯基的爬行姿势，活象个蜘蛛。此刻，我才充分感受到这个小个子的体力和韧力。他朝前伸着下巴，歪扭着脸向上爬行。

　　我们从陡壁上滑下两次。这条古老的出境大道完全被冲毁了，几乎同斜坡联在一起。我们爬了很长时间，一米一米往上爬。

　　“站住！”谢麦连科夫突然哼着说，“不必……丢下我。”

　　他苏醒过来了，眼睛睁开了，但是没有看我们，而是直勾勾地望着天空。雨点直接落在那双睁大着，一眨不眨，没有睫毛掩护的眼睛里。然后又象眼泪一样，一颗颗淌出来。他那瘪坍的两腮，完全陷了下去，看来，再陷一点儿，两个坑坑就要开始积水。

　　我们冻僵了。我朝谢麦连科夫俯下身，替他挡着雨。他不会看不见我，但他那毫无表情的眼睛并无变化。

　　“干死了！”他说，使劲儿张大嘴巴吞雨点子。

　　格卢姆斯基两手一掬，从溪流里捧了一捧红水，淋在他的脸上、两唇吮吸一股细流。

　　“他们……把……安……东妮……娜？……”谢麦连科夫说。

　　他的话拖得很长，停顿老长时间，每说一个字，都要喘口气，而喘气又很困难。此时此刻，说话，对他来说，是一种劳动，是他一生中最吃力的劳动。

　　“安东妮娜在家里，”我说，“克利马尔被打死了。她很好！”

　　谢麦连科夫微微闭上眼睛。他要歇一口气。他感到高兴，这对他来说，也是劳动。

　　“他们为的啥？”我问，我朝陶工又俯下身，靠近些，好听清他的回答。

　　格卢姆斯基拽了拽我的袖管，意思是说，有得时间问，别折磨他了！但我知道，不能等待了。

　　“他们为的啥？”

　　谢麦连科夫忍着痛，憋足力气，嘴巴抽动几下，嘴角直冒泡泡，但是他的话怎么也挤不出，冒不上来。他发出咝咝声，睁开了眼睛。

　　“丫头，”他说，“丫头……请…关照……保护……我求求……”

　　“放心吧！”我咬着嘴唇说。

　　这儿可以尽情大哭一阵。雨斜打在脸上，这雨能把世界上所有眼泪都冲洗掉，冲到采泥坑底的红色血洼里。

　　“放心吧！”

　　“丫头，”他又重说了一遍，生怕我们记不住似的。“请关照……我求求……”

　　“他们为的啥呀？”我对着他的耳朵喊了一声。“他们是为的啥？”

　　我眼下没有权利怜惜他！

　　“说呀！你倒说呀！”

　　“钞票，”他说， “钞票……我……真……烧了……鬼钞票……我当时全烧……”

　　“什么钞票？你说！你说，快说呀！”

　　“那边……在……装甲车……两袋子……德国……布……袋子……火烧鬼送来……要藏……我……烧了……后来……鬼钞票……做啥？……他们不……信……我烧……真的……在炉子里……在烘炉里……夜里……他们不信……一袋子……三百万，我要它……干啥……真的……我……”

　　谢麦连科夫挣扎着想坐起来。他的脸上一时间浮现出一种我熟悉的、请求宽恕的可怜巴巴的表情，这种表情，同他那男子汉的深深皱纹，同他那两片直线的，执拗的嘴唇，同他那大鼻翼的鹰钩鼻子和那浓重低沉的嗓音，大尉和极地探险者的嗓音很不相称。

　　“真的……我没说谎……”

　　他发出嘶哑声，想喊出什么，但是两肘在湿泥上朝两边一滑，头耷拉了下来。面孔舒展开了——役有请求，没有愤怒，也没有强忍住肉体痛苦的表情。脉搏跳得更微弱了。

　　“你这是为了啥？”格卢姆斯基责怪我说。“你看你！”

　　经过半小时，我们才把谢麦连科夫从采泥坑拖了上来。他已经一口一口倒气了。我们站在陡壁上，从头到脚都是红泥浆。雨更大了，大块大块的土坷拉，从斜坡上塌落，滚上一阵，咕咚掉进小湖里。

　　谢麦连科夫的那只有残疾的左手，摊在一边。我记得，我清楚地记得，这三只细长的手指怎样捏出带把陶罐，那简直是奇迹，惊人的、巧夺天工的奇迹，就象塑造一个有生命的东西。

　　此刻，三个手指痉挛地捏着一把湿泥，仿佛在想方设法给这一小块不成形的泥团注入生命。

　　“格卢姆斯基，”我说，“咱们要找到火烧鬼。”

　　我的嗓子失音了。一缕缕雨水，斜打在脸上，流到嘴唇，有点咸丝丝的。距我们两百米的地方，六个土匪钻进的那片潮湿的树林在喧闹。雨水开始冲刷躺在我们面前的陶工身上的那层红泥，红泥渐渐脱离他的身体。三个指头捏着的那块泥团膨胀开来，与红色土地融化在一起。

　　就在不久前，在金乌西坠，西方天际飘浮着形态万变的朵朵玫瑰云的时候，我们坐在土台上，我教他如何生活，做人，我曾经对他大声叱责。要是我当时能预见到今天多好啊，有先见之明多好啊！

　　“这样的陶工找不到啊，”格卢姆斯基说，接着又前言不搭后语地找补了一句。“我本打算娶他的女儿作媳妇……”他又望了望低沉的灰色天空，望了望树林。“火烧鬼不能再活下去了，”他透过紧咬的斗犬牙，又挤出了一句。

第三节

　　我俩抬着谢麦连科夫，跋涉在泥泞的道路上，路很滑，老是跌跤。我们绕过两辆被击毁的装甲车，沿着采泥坑的斜坡走着。雨，抽打着我们的脸。

　　火烧鬼，火烧鬼。我们现在才晓得，他为什么这么顽固地呆在格卢哈雷村附近。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才弄清了他的秘密。他这一页最重要、也是最肮脏的历史——关于两辆被击毁的装甲车的事件，大白于天下了。

　　我估摸，火烧鬼当然知道，他同他的小队押送的是什么货物。也许，他从班德拉匪帮的上司那儿接受了秘密任务——想办法把这笔钱弄到手，好作民族主义者留在我们后方的大批特务的活动经费。谁知道呢？有人说，在那时，这些匪徒已经开始推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他们懂得，从前的主子——希特勒分子——已经靠不住了。所以火烧鬼，大概耍了两面手法。德国特务机关还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呢。真是枉费心机！

　　我回头看了看。那两辆被击毁的装甲车在树林的衬托下，显眼地现出斑驳的铁锈。对，这儿上演过几幕好戏。火烧鬼和他的小兄弟奋力抢救两个布袋子。几个受了伤的德国乘员，就地被他们送上了西天。何必留下见证人呢！两袋子钞票当然得赶紧藏好。附近驻扎着不少德国军队：特务机关正在撤退秘密仓库和档案。再加上火烧鬼受了严重烧伤，体力消耗殆尽。可他不大相信自己那帮狐朋狗友，不敢把钞票交给他们去保管……

　　我们沿着采泥坑的边缘蹒跚而行，渐渐接近陶厂了。我的两只靴子，在棕色的泥泞中艰难跋涉。43年深秋的一天，几个伪警察搀扶着他们受了伤的长官，也是走的这一条道措。为什么谢麦连科夫当时肯到陶厂去呢？不懂。那时几个炉子冰凉，格卢哈雷村人都躲在自家的木屋里。不过，谢麦洼科夫离开转盘车无法活下去呀！

　　陶工那蓝白的、落满雨珠的脸，此刻在绷紧的帆布雨披上摇来摆去。这张面孔由于风吹雨淋，已经冻僵，尖削的颧骨象石头那样硬，那样凉。

　　在那不幸的时刻，他在陶厂里做些什么呢？赤着双脚，踏动转盘车的双轮，打磨奇形怪状的陶罐？……还是给安东妮娜收集红粘泥，叫她塑造自己的动物？可是火烧鬼，凶恶、狡猾的火烧鬼，这个法西斯坏蛋……少安匆躁，我制止自已：你不能蛮干，不能感情用事！你现在没有时间，此刻最最重要的是集中思想。

　　兴许、火烧鬼还很喜欢这位陶工。他是宁卡的父亲嘛，他可以完全受伪警察的摆布。他的大女儿已经被火烧鬼带到林子里，成了他的人质。“她还活着吗？”我掠过这么一个想法。“如果她现在还活着，还跟火烧鬼在一起，火烧鬼也许不敢杀害这个陶工吧？”

　　谢麦连科夫的头和湿淋淋，一绺一绺粘在一起的花白头发，在帆布雨披上左摇右晃。安东妮娜……我怎么对你说呢？我能帮点什么忙呢？我甚至没有时间陪伴在你的身边，分担你的忧愁，分担你那突然袭来的悲痛。关于你姐姐，我什么也不说。她被伪警察带到林子后，很快就清醒过来了，说不定她曾经企图逃跑或者谋杀火烧鬼。但不管怎么样，土匪不会放她出防区的，因为她晓得他们窝藏的地点。对火烧鬼来说，最重要的是，叫谢麦连科夫一直以为他的大女儿还活着，让她成为他的永久人质。

　　火烧鬼，狡猾、诡诈的伪警察，火烧鬼。他要欺骗所有……我的手指死死抓住帆布雨披的边边，抬着陶工，艰难地行进，我的军上装贴在身上，就象一层冰壳。机枪的铁棱角嵌进了脊背，但只是当我的思绪从往事的通想中飞回后，我才感到疼痛。

　　于是，火烧鬼扯着尖细的嗓子，吩咐把两只布袋暂时埋藏起来。谢麦连科夫等伪警察一走，就弄旺焙烘车间的炉子，把……他也许是一看见有法西斯兀鹰和印有德文的袋子害怕了。所以往炉子一塞，一烧了事，仿佛祛除邪魔一样。

　　可是火烧鬼回来了，他蹲在林子里避风头，治烧伤。到开春，就找上门来了。他不相信谢麦连科夫讲的老实话！这种事，这个原伪警察局局长不能理解。陶工在说谎！……六百万装进自己腰包。不管谢麦连科夫怎么解释，土匪们硬是不相信，从此，他整天提心吊胆，为两个女儿的命运担心。他终日愁云满面，想尽一切办法，利用各种借口，拖延决定命运的时刻到来。因此．他那怯懦和巴结的表情，使我大为诧异；恐惧和谎言，使陶工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此时，谢麦连科夫的脸舒展开，甚至变得很安详，宛如石雕泥塑。一切痛苦和忧虑都一去不复返了，随生命一去不复返了。“安息了”，瞧，从前人们说得多么确切。安息了……难道人们只有死后才能得到充分安宁吗？

　　“格卢姆斯基！”我说。

　　农庄主席　着马枪，佝偻着腰，聚精会神地在前面大步走着。

　　“停停，格卢姆斯基！”

　　我们小心地把帆布雨被放在路边上，路边长着茂密的九轮草和车前草。

　　“干啥？”格卢姆斯基没回身，只是扭头瞥了我一眼。

　　“为什么火烧鬼把这次战役拖到秋天？”我问道。“为什么他不早点设法来搞这两个鬼袋子？你有什么看法？”

　　“咋的，咱是契卡？”农庄主席说。“咱咋晓得？这事眼下又有啥意义啊？”

　　“有！”我回答。“眼下什么都有意义。”

　　此刻，他全身转过来，对着我。他尽力不往下面，不往雨披上看，所以，侧楞着身子，样子有点怪。

　　“火烧鬼为啥拖延？那不是他的钱呗……估摸这钱是指定给土匪头的。”

　　格卢姆斯基沉思起来。

　　“不对，八成是给自个儿保存的，”他说。

　　“他在等……假如他早把钱弄走，他必得交给头头。所以他在等事情的进一步发展，兴许，德国人还会回来，保不准……不过快到冬天了，是带上这笔钱一走了事的时候了。混在人民群众当中，改名换姓，再在什么地方买幢小房。没钱，他算老几？……干吧！””

　　我们又拽起雨披。陶厂近在眼前了，对，农庄主席看到问题的根源。当然喽，火烧鬼明白，干土匪，除了吃子弹，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所以他储存起“自己的”六百万。现在，他一切安排妥贴，就等待时机了。有谢麦连科夫父女俩．天天给他往泉水那边送吃的，有瓦尔娃拉通报周围发生的情况。火烧鬼安排得多妙……但问题是快到冬天，必须打走的主意了。他派麻皮桑卡进村，任务是收抬新来的“小鹰”，并同陶工作最后一次谈判。而后，克利马尔把陶工带到林子里，安东妮娜就成了对这个固执陶工施加压力的最后手段。再以后……土匪就只好干掉陶工，免得泄露出自己的“秘密”。现在，这位前伪警察局局长的一切计划都破产了。破产了吗？……

　　“格卢姆斯基，”我悄声对他说。“你等等，格卢姆斯基！我觉得还有钓火烧鬼的钓饵，你听！”

　　陶厂就在眼前了。有伙人向我们跑来……

　　回到村里后．我们已知道该怎么做了。事不宜迟。于是我丢下安东妮娜哭她的亡父，并托姥姥谢拉菲玛照顾她。我带了波佩连科与格卢姆斯基一同去找瓦尔娃拉。

　　我们到了瓦尔娃拉家门口，正碰上格纳特从她的边门里出来。他哼着“马斯科的蜜……甜梨”，莫名其妙地晒笑着。无情的斜雨已经变成恼人的毛毛雨，格纳特的小帽歪在一边，细小的雨珠，缀饰在痴子的肮脏头发上。

　　“跟我们走，格纳特，”我抓住他的胳膊肘说．

　　他一边伊伊呀呀地哼着，一边顺从地往回朝瓦尔娃拉家走去。枪战，陶厂的大火，谢麦连科夫和克里文季哈的死，所有这一切，都没有经过他的脑子。他是格卢哈雷村里最幸福的人。他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只要到防区弄来炮弹的铜箍，他就有吃有喝，心满意足。

　　我们没敲门，径直闯了进去，在油漆的地板上留下湿漉漉的脚印，瓦尔娃拉惊恐地望着我们。她那两只突出的大眼睛，滴溜溜地瞅瞅这个人的脸，又看看那个人的脸。她也是刚才从陶厂回来，但已经换了装。她穿了一件“甲胄图案”的裙子和一件粗呢短上衣。

　　我们站在粉红色、长着肥大叶子的、洗得干干净净的“少女泪”——橡皮树中间，站在雪白的墙壁和毛巾中间，站在刺绣品和镶有框框的照片中间。本房的前主人，两颊红朴朴的杰烈沃扬柯从墙上俯视着我们。不知为什么，我觉着杰烈沃扬柯同志作为瓦尔娃拉第一个牺牲品永远保存在这儿了。

　　“你们好，你们好，客人们，”瓦尔娃拉媚声媚气地说。“是不是来取葬后宴的私酿白酒来啦？”

　　她的目光停留在我身上。两只眼睛水汪汪、柔情脉脉，甚至还有点多愁善感——既是蜜糖，又是铅块。但是她再也无法把我包在茧子里或者当作一块泥坯扔在转盘车上了。这些日子内心出的血都凝结了。

　　格纳特蹲在衣架底下，宽大的背脊靠着墙，用狗一样的忠实目光，望着瓦尔娃拉。

　　“波佩连科，脱下他的棉袄，到隔壁检查一下。”我说。“您，瓦尔娃拉·杰烈沃扬柯请坐。”

　　“是这样！”她大吃一惊．眼睛睁得溜回．两条半弧形的眉毛高高挑起。“您记得，伊凡·尼古拉耶维奇，你往常来这里，可不是这态度，完全不是这个态度。”

　　瓦尔娃拉瞅了瞅格卢姆斯基：对他来说，不言自明了。她在责难我，但我看出，她是以攻为守，极力想以此压下慌张和恐惧。

　　“对，我往常来，不是这个态度，”我说，“我对谁也不瞒着盖着。您坐下。”

　　“嗬，你可有的吹啦！”波佩连科接茬说，他用一个指头挑着那件油污斑斑的棉袄。“你这儿人来人往，还值得你吹！”

　　说完，他就消失在那块有豌豆点印花布帷幔后面的卧室里。

　　“生活过得去，我也不会这样。”瓦尔娃拉象唱歌似地说。

　　我想起她那朗诵般的语调，这声音对我的影响就象热刀子切油。瓦尔娃拉太美了，没说的。

　　她看着那块有豌豆点的花布帷幔，突然间仿佛想起了什么。

　　“你们为啥到这儿作威作福，进进出出，东张西望，这是为什么呀？啊？”

　　格纳特听见喊声，惊慌地抬起头，止住笑。她，瓦尔娃拉，这是怎么啦——眼里喷火，面孔涨得通红——一肚子受了委屈的样子。

　　“您坐下！”我说，“安静点。”

　　“还得了！”她大发雷霆地说，“上我家里来发号施令啦！”

　　格卢姆斯基一直不吭声。他靠墙站立，端着马枪，枪口直指自己的前方。瓦尔娃拉对他来说，仿佛不存在似的——他在想自己的心事。

　　“有咧！”波佩连科从卧室走出来，手里摆着个东西。这家伙有办法，真机灵，无怪我对他充满了信心。“那儿有点象个小口袋；咱琢磨，为啥有两道缝线呢？果然找出……”

　　波佩连科放开排成方形的手掌，上面有一个用急救包的橡皮外套包的小包，包了两层。我打开小包，取出一张便条纸。我刚刚拿到手，瓦尔娃拉猛地扑了过来，她的指甲抓破了我的手。波佩连科一把揪住她，他往我和她之间一站。

　　“哎……哟……哟！你这娘儿们放肆到什么地步。”

　　“你走运，卡佩柳赫。”瓦尔娃拉说，“死神两次登门，可你都活下来了！我一眼看中你，不是没道理。你身上有女人们喜欢的东西——运气好，脑瓜灵……我当时求你——住在这儿吧！要是你当初留下来，你想，我还会干这个？”

　　我看着她——她的面孔是那样纯真，诚挚，声音充满深情。唉！谁弄得清这个女人的心呢？也许，她不知道，她干的是什么吧？她象个婴儿，从死神身边爬过去，还不晓得死的含意，她想也没想过，自己是在犯罪吧？

　　便条上有一连串小字：《克利马尔被打死。卡佩柳赫在安东妮娜处过夜。谢麦连科夫运回已死。工厂毁坏。群众不满。小鹰如前。未闻奥任来兵。格卢姆斯基领步枪。勿动水兵克里文特，假满即归队。其母已葬。已允事何时兑现？候音。你的女友亚逊卡。》

　　这简直是一张电文稿。

第四节

　　我仔细打量这张便条：一张普通的便条纸，有格子、字体工整，大小一样，右上角稍稍扯破一点。

　　格纳特看到瓦尔娃拉安静下来，就蹲在角落里不动了。他又哼起小曲，等待我们最后还给他棉袄，放他进林子。

　　我把便条交给格卢姆斯基看了看，而后又递给了波佩连科。“小鹰”拧着眉头，懦动着厚嘴唇，一字一字地看了好久。

　　“有道理，”他说道，惊异地摇了摇头，又自言自语重复着“亚逊卡”这三个字。

　　人们给在乌克兰受爱戴的人起了个多么好的名字，真是没说的。

　　“您写的？”我问瓦尔娃拉。

　　“为啥抵赖呢？”她回答，目光并不移开。“何必要白扯谎？”

　　“这样……”

　　本应该作份审讯笔录和供词什么的，但是我不知道这套正式文件怎么个写法，而且时间也来不及。

　　“关于阿勃罗西莫夫的情报也是您写的吧？”

　　“哪个阿勃罗西莫夫？”

　　“就是波佩连科那天讲的那个共青团员！从区里坐车来的。”

　　“嗯……我写的，我当时可没想到，会出……这种……这种事您是怎么说的？”

　　瞧，她连受难者的姓名都忘记了。

　　“便条本子在哪儿？”

　　“什么便条本子？”

　　“就是你撕便条纸的那个本子。”

　　“啊……啊……您这是打的啥主意！”

　　她那卖弄风情的目光，一扫我们三个人。她的声音很温柔，几乎是娇声细语。难道她真不明白她干的是什么事？

　　“你说，便条本在哪儿，瓦尔娃拉，快说，”波佩连科插嘴说，“你不说，咱马上搜，那就搜你个乱糟糟，你也知道，咱这人重手重脚。”

　　他，波佩连科，可真是心理学家。瓦尔娃拉瞟了瞟他那双短粗手指的粗糙大手，手上满是裂口和擦伤，还残留着没有洗净的烟臭。如果波佩连科真的动手在她家乱翻一通，她这清清爽爽的小屋会成什么样子呢？想到这儿，不禁叫人害怕。

　　“你去拿吧，在鹅毛褥子下面，”瓦尔娃拉说道。“你别乱翻，就在脚那头。”

　　波佩连科钻进卧室，不多一会儿就拿着便条本出来了。这是一种战前的便条本，在战争年月，这种本子很贵，它的封面上有个伞兵。大约撕掉二十几页了，只留下撕剩下的碴儿。

　　波佩连科拿来一截铅笔。他是在书架上的花边罩单底下发现的。我用铅笔在便条上划了划，检验了一下，那工工整整的几行字，就是用这截铅笔写的。我又从便条本上撕下一页。

　　“坐下，写！”

　　瓦尔娃拉扭过脸去。

　　“这哪行！我什么瞎话也不能写。一写，自个儿就完了。火烧鬼饶不了我。”

　　“坐下，写！”

　　“不。”

　　在她看来，火烧鬼依旧是方圆左近最有权势、最显要的人物。也许，不肯写的原因就在这里。

　　“快写！”

　　“不…不，”她平静地回答说。“写这个，我会送命的。”

　　她坐下，两只靴子整齐地并在一起，粗呢裙子下露出了两只丰腴的圆膝盖。乳房耸起，把短上衣的一排钮扣顶得老高。她，瓦尔娃拉，的确很美。我瞅了瞅格卢姆斯基和波佩连科，“小鹰”用枪托作了个稍稍看得出的动作：意思是说，朝背上给她一家伙，怎么样？我冲他晃了晃拳头。

　　格纳特蹲在角落里哼着小曲：“瞧，他来找她，瞧，他来找她，幽会上谷仓，在那堆干草的地方……”

　　格卢姆斯基突然动了动身子，哼哼着说：“哦，你不写，”他说。“好，你不写，咱毙了你，象毙条疯狗。那样，算了。”

　　瓦尔娃拉猛地朝他转过身子，一看格卢姆斯基眯缝着两只小眼，下巴突出，又稍许搭拉下来，龇着大牙。沉重的心情，压得他佝楼了腰，简直象个罗锅子。

　　大家都知道，格卢姆斯基从来不说空话。他说到做到，即便对自己不利，他也干。刚才这句话，不是瞎咋唬。今天两只眯缝眼，看的太多了，他看到了被烧毁的工厂，看到了谢麦连科夫，克里文季哈。自从德国佬用自动步枪扫他儿子那天起，一桩桩惨剧，他看得实在够多了。

　　“啊，这怎么就枪毙？”瓦尔娃拉惊恐地望了我一眼。她眼睛里那含情脉脉的目光，那李子般的墨绿色泽倏地消失了。短上衣那排钮扣索索颤动起来。“这可不行。依照法律，他没有任何权利……您对他说，伊凡·尼古拉耶维奇！”

　　格卢姆斯基的目光不看我们。他的一只沾满红泥的宽大手掌，几乎搭拉到地板上，另一只手扶着马枪。

　　“按照法律，当然，不许可，”我解释说。“但我要事先警告你，我可管不住他！”

　　这也是老实话。我总不能一面同火烧鬼搏斗，一面又保护瓦尔娃拉。

　　“您可是农庄主席，”瓦尔娃拉试图开导格卢姆斯基，“您要负责的！”

　　“有人追究，俺负责，”格卢姆斯基说。“俺今个儿非枪毙你不可！”

　　瓦尔娃拉朝他的双手，朝拱起的双肩和马枪的皮带扫了一眼。她不敢正视他的脸，在这张脸上，不会有她感到偷快东西。

　　“给我铅笔，”瓦尔娃拉说。

　　“要写得整齐，均匀，”我警告她，“要跟以前写的完全一样。”

　　她又瞥了格卢姆斯基一眼。

　　“好吧，”她同意了。

　　我开始口述，她咬着嘴唇，尽最大努力，写出了工整的几行字。

　　“克利马尔已死。卡佩柳赫在安东妮娜处过夜。谢麦连科夫受伤运回后死去。他已向‘小鹰’说出藏钱地点。挖出两袋钞票，全村均见。据传，已派人请萨盖达奇内签署证明文件，然后运区。未闻奥任来任何兵力。钱由‘小鹰’押送。何时起运，明天再报。你的女友亚逊卡”

　　我们计划终于确定下来，确定时，我同格卢姆斯基正站在谢麦连科夫家的泥抹板房附近。诀别的哀歌，立刻从两方面传进耳鼓。我看见了安东妮娜。她僵立在父亲尸体旁边，已经哭不出声来了。她脸色苍白，身子笔直，嘴巴拉成一条长线，边上有两道我很陌生的皱纹，两条垂直线。

　　安东妮娜如今完全成了孤儿。她的姐姐，我知道，永远也回不到家里来了。

　　格卢姆斯基把他的大下巴藏到呢上衣的领子里，不时地蠕动下颌。我们两人沉默着．每个人都明白，如果现在不去动火烧鬼，他也许要远走高飞，永远离开这块地方。枪声终究会沉寂下来，血会停止流淌。

　　格卢姆斯基说：“要想办法除掉火烧鬼，不除，咱这地方不会有太平日子。”

　　我们带上波佩连科向瓦尔娃拉家走去。很明显，土匪接到瓦尔娃拉的便条，一定要想方设法劫这笔钱。村子里，现在已经组织了防御，他们不敢来了——他们准在路上设埋伏，等候“运输队”。所以必须有一小队战士在林子，悄悄地尾随我们。为搬兵，我必须马上到区中心去。我毫不怀疑，古潘了解这些情况后，肯定会拨出人来，即使是拨给我们五个自动枪手也好啊！

　　我们向火烧鬼投下了钓饵，但这个伪警察局长绝不是什么笨鱼。他在采取决定性行动之前，一定要彻底搞清我们确实找到了钞票，这件事，现在只有一个人能够助我们一臂之力，那就是萨盖达奇内。

　　我仔细看了一遍瓦尔娃拉写的便条。“据传，已派人请萨盖达奇内签署证明文件，然后运回…”笔迹与第一张便条一点儿不差，我在这页纸的右上角撕了一个口子。

　　“你看一遍，”我说。“都对吗？他们会相信吗？”

　　她看了一遍，斜睨着格卢姆斯基说：“都对！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你们自己估摸。”

　　她有点心慌意乱。她清楚，虽说火烧鬼力量上占优势，可我们不怕，而且还敢跟他挑战。

　　瓦尔娃拉尽管闹不清我们玩的什么把戏，但直觉提示她，她不能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不能不承认我们是现实的，坚定的政权。所以她，寻思了一会儿，才讨好地对格卢姆斯基说：“我这张条子兴许能帮你们大忙呢？算我立功不，啊？您别老对我这么凶呀，啊？”

第五节

　　波佩连科给格纳特拿来棉袄。把便条整整齐齐地包在橡皮袋里，缝在秘密的衣袋盖下面。

　　格纳特穿上棉袄，背上有人亲呢地推了一把，他便背起那只空麻袋，起身离开这间屋子。临走时，他回头看了看瓦尔娃拉，嘿嘿一笑，然后哼起例行的毫无意义的小曲。他急急忙忙往防区走去，那儿，他的“朋友、相好”们在候着他哩。他们将在烧得滚热的土堡里喂饱他，也亲热地在他背上推一把，打发他回府，回格卢哈雷村。这个痴子又背上装满林中掳获的战利品的沉重麻袋，一路哼着“他们结婚上教堂，好酒喝不光！”有一回，我在古老的米什科尔齐大道上，就碰到他是这个样儿。

　　我当时根本不能设想，事情会这样急转直下。

　　“让我留在她那儿！”我对格卢姆斯基和波佩连科要求说。

　　“好，”主席不满地嘟嚷了一声，而波佩连科朝我眨了眨眼睛，意思说，咱们知道你们俩。

　　瓦尔娃拉立即卖弄风骚地拽了拽膝盖上的裙子。这么一拽，裙子不知为啥更朝上翘起了。于是，刚刚还用深灰色呢料裙子稍稍遮住的膝盖，完全袒露出来。圆圆的、白白的，活象晚熟的大苹果。她脸上漾起希望。也许，我不忘旧情，也许，我会宽恕她。

　　我是有点事情要问瓦尔娃拉。眼下，我不觉得我同她还有什么瓜葛。我希望，我能问出真实情况，从瓦尔娃拉嘴里掏出实话。在这个女人嘴里，真的可能是假的，假的也许是真的。

　　工作上并不需要这个真实情况。但是，不搞个明白，就这样离开这里，我总觉着，脑子里的空白没有填满。

　　“听我说，瓦尔娃拉，”房门砰地关上之后，我开口问道。她的全身又朝我依偎过来。“你为啥要干这事呢？你爱他？”

　　“谁？”

　　“火烧鬼，还有谁？你可为他卖了力气呀！”

　　如果她爱他，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嗨，爱情，这是一股盲目痴情，爱了，就什么都不管哪！瞧，玛丽娜爱上了一个糟老头子玛扎巴①……我为什么一定要晓得这些呢？大概，我是想把生活中的一切都弄清楚，都找出道理。

　　【注 ①：马扎巴——乌克兰的叛徒。】

　　“唉，怎么对您说呢，伊凡·尼古拉耶维奇……”

　　她那乌黑的睫毛，天真地一眨巴，刹时遮住了那双凸出的天蓝色眼睛。

　　“他，火烧鬼，当然是个没啥了不起的男人……可问题并不在这里呀，伊凡·尼古拉耶维奇！……他答应带我走，我这个时代的女人怎么力、？男人在哪里？哦，家弄得舒舒服服，有吃有穿。可是没有男人，生活是空的呀。今天跟瓦列里克，明天又跟谁呢？又怎么生儿育女？”

　　我觉得，她没说谎。她在述说她的基本的、堂而皇之的生活原则。“她有自知之明”。

　　“他说，他娶我，他有钱，没钱，他就不是火烧鬼。这么一说，我的生活有盼头啦。两个人上没人认得的地方一蹲。人总能够浪子回头…那以后就好啦！”

　　“火烧鬼也能浪子回头？”

　　“为啥不能呢？也许，他能安分地过日子，再去找个工作……”

　　我似乎开始明白了。她并不认为自己是个浪荡女人。她瓦尔娃拉在竭力追求“有盼头”和“有根基”的生活。谁能保证给她有盼头的生活，她就跟谁。火烧鬼——这是她的男人。是答应同她这个婆娘生活在一起的当家的。至于他当土匪，那无关紧要。对瓦尔娃拉来说，重要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人家怎样对待她自己，其它都与她毫不相干。

　　“你要我留在你身边，可当真？”

　　她举起双手，两个巴掌在下巴颌旁边啪地一拍，拉开的胳膊肘为她那丰满、高耸的乳房，组成一个动人的框框。这女人多甜、多媚人啊。我记起，她的手掌，热烘烘的，象个暖手袋。

　　“哟，我的天，伊凡·尼古拉耶维奇！我瞎扯这干吗？我一张条子也不想给那个火烧鬼送，叫他完蛋吧！……叫他去倒霉吧！你永远是我最喜欢的人。现在，这可是我作忏悔的话：如果你肯答应我，老天爷在上，我一定扔掉那个火烧鬼！”

　　是的，她回答我的话，真的象作仟悔。屋子里没供圣像，但瓦尔娃拉的第一个丈夫，红脸膛的杰烈沃扬柯同志，正在用他那洞察一切的慧眼看着我们。杰烈沃扬何同志是在浴室洗澡时，碰上空袭牺牲的，那年65岁。她，瓦尔娃拉，根本不认为自己是土匪的同伙。啊！瓦尔娃拉，她除了给他送条子，还做他要求做的一切事情。假若我“答应了”，看来，她也会这么坚决、认真地完成我的要求。

　　她知道不知道？几个人就是由于她送去的条子才死的呵？

　　“哎，瓦尔娃拉，”我说，“如果火烧鬼把你带走，那宁卡·谢麦连科娃怎么办呢？你往哪儿搁她呢？”

　　她耸了耸了肩膀。

　　“当然喽，这丫头怪可怜的，”她说。“可那是她的事呀。眼下打仗，这种事儿多的是，我也顾不上可怜别人呀。”

　　我心想，她准非常爱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孩子。只是别人家的孩子，她不爱。但这种事儿，要在平常日子，非军事时期，谁也不会知道的。人们还会把她捧为贤妻良母的典范呐。她的小木房，或者公寓套房，一定收拾得井井有条。餐橱、餐具和其他东西，准是洁净锃亮，闪闪发光。

　　我同瓦尔娃拉来到院子里，我对波佩连科说：“你把她锁在板棚里，别让她出去。你跟着她，叫她回去拿点吃的和暖和衣服。”

　　“碰在法西斯伪警察统治年月，他们捉到帮咱们的女人，”波佩连科冷笑一声，“他们会给她暖和衣服！”

　　天上依旧洒着蒙蒙细雨。我同格卢姆斯基走出侧门。克里文季哈和谢麦连科夫两家院子里的哭声已经停止了，只是不时响起宛如锦涛拍岸的呼喊声。

　　“咋的，心头轻松了？”农庄主席问。“跟瓦尔娃拉谈过知心话，是不是轻松点儿啦？”

　　“不，”我说，“糟得很，糟就糟在比我想的简单得多。”

　　他拧着眉毛点了点头。

　　“要预备辆大车，把咱们的‘两袋子钞票’从陶厂运出来，”我对格卢姆斯基说。“再放放风，假戏要真做！”

　　“那自然，”格卢姆斯基说。“咱不懂，怎么的？”

　　我估摸，格纳特已经快到林子了。我们可千万别露出破绽啊！格卢姆斯基皱着眉头，阴沉地打量着我。从上到下，颦眉蹙额地打量着我。他在思量自己的遥远的心事。

　　“最好把两只袋子放在老爷府遗址，放在铁匠铺，”我说。“铁匠铺孤零零地座落在高地上，那儿容易组织环形防卫。这是防备万—……虽说他们未必敢来。”

　　“就这么办，”格卢姆斯基说。

　　他继续用他那眯缝着的小眼睛探究我。

　　“你去找萨盖达奇内，你估摸，“他们会放你过去？”他问。

　　“我想……我们正好检验一下，他们看了条子，是不是上了钩。”

　　火烧鬼，有充分理由放萨盖达奇内来格卢哈雷村“检点钞票”，然后向他问个清楚，才敢完全相信瓦尔娃拉的消息。这个旧警察，不经过核对，不会冒险行动。这就是说，土匪们应该把我们的使者，也就是我，放过去，去找萨盖达奇内。这是从我们这场游戏的规则推导出来的。但是，规则嘛，是我们定的，而不是火烧鬼定的。

　　于是格卢姆斯基说：“就这么，就这么干……”

　　下着小雨。蒙蒙细雨落下来，周围一切发出沙沙的响声，树叶子纷纷掉在湿漉漉的土地上，庭前花圃里的金色向日葵，都搭拉了脑袋。园子里铺了厚厚一层树叶，屋后的菜园，显得空旷，凄凉，我强烈地感到，除了那些抹得雪白的草顶小泥房里面还有一点温暖、舒适的气息，周围多少俄里之内，触目皆是苍凉、寒冷，荒无人烟的景象。谢麦连科夫家又有人数数落落地哭了起来，我听得出，这是谢拉菲玛的声音。

　　“就这么，就这么干”格卢姆斯基重复地说。“要不，咱去梨庄吧？”

　　“不行，同萨盖达奇内打交道，必得我去。”

　　格卢姆斯基点了一下头，表示同意。他知道，我和老头儿有交情。不过，我面临的任务，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可你接着还得上奥任呀！”格卢姆斯基叹了一口气，接着提出一个与刚才的事情毫不相干的问题：“听我说，今后安东妮娜怎么办，啊？她一个人？让她住到咱……咱家只有咱同老太婆两个人，房子，在村子里边不算顶孬的。她会称心的。古人说得对，看着一个人受孤单，不兴不管，她如今是孤儿了。她命太苦了！‘在家受凄凉，不如上人家住客房……”

　　这可是长篇大论，富有诗意，激动人心的话语啊。这话自这位主席的口，确实很奇怪。我诧异地瞧了瞧他，他正拱着肩，缩着脖子，无精打彩地站在我的面前，活象个有办法的老啄木鸟。

　　“为什么不让她住在我家里？”我问。“住在我家，多少还有点理由。”

　　“你年轻，太随便，虽说……”

　　“又是二十五岁！”我说。

　　这个问题的讨论，本来到此可以结束了。可这位主席的眯缝着的眼睛里，流露出我闹不清的一种想法，他顺着这个想法，执拗而又坚定地说下去，来了个所谓迎头一击：“有了孩子呢？”

　　这句话包含着农民的明确而又合理的逻辑。同床睡了觉，你想想把，那可能有什么结果。

　　“有了孩子，就教养呗，”我摆着架子说，我觉着自己成了真正的男子汉。“都清楚了吗？”

　　“谢拉菲玛——老太婆了，你这家也很穷，“格卢姆斯基说，“你自己想一想。”

　　到这时，我才猜透他卖的什么药，我甚至一拍手，蹲了下来。

　　“喂，格卢姆斯基，你怎么的，准备给我出殡了，啊？”

　　到此时，我才闹清了他那不需脖颈帮忙，直接安在肩膀上的脑袋里牢牢扎根的固执想法和卓识远见。我们这位主席，这时节在观看一场精彩的电影——我的冰冷的尸体正在加弗里拉岗下葬，而安东妮娜却以守寡的儿媳妇身分走进格卢姆斯基的家，他和老太婆在照看孙子……

　　“主席，你什么事都看得这么远吗？”

　　“没啥好龇牙的，”格卢姆斯基说。

　　我本想用谢拉菲玛那一些话讽刺他几句，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眼前浮现出那个向一群德国自动枪手投掷没导火线的手榴弹的少年。格卢姆斯基没有别的孩子，他一连生了三个儿子，只拉扯大一个塔拉斯。

　　“好吧，”我说，“请原谅我。”

　　“你不能光想你自个儿，你得看远一点。”主席嘟嚷了一句。“你还得闯好几道伤脑筋的关口，从萨盖达奇内那儿回来后，上奥任是不是也你去？”

　　“我去。说服古潘，也不是那么容易。”

　　“着哇，着哇。你以为，他们不封锁这条道路？他们都是傻瓜？”

　　他，格卢姆斯基，清醒地估计了情况，很难反驳。依着我，我想趁格纳特棉袄里的那张纸条还没送到地点的时候，立即动身去奥任，但是，不事先同萨盖达奇内谈妥，怎么要求古潘派人呢？我在这次运筹帷幄之中，要两次远行。

　　“我尽量想办法活下来，”我对格卢姆斯基说。

　　“话是这么说……可你也得为别人想想，你并不是光杆一个。”

　　他的眉头拧得更紧了。他的短外衣全湿透了，就象一块吸墨纸，把落上来的雨点子，都吸了进去。经过在采泥坑这一阵滚爬，这种粗呢外衣变成了粉红色。

　　“你多想想，”他说。

　　如果他没有这高瞻远瞩的目光，他也许当不成这个主席。但是我并不想考虑死。一个人迷信不祥的预感，那打起仗来势必左顾右盼。在战斗中越是畏畏缩缩，那子弹一定会找上你，这是成千上万人的切身体验、总结的前线真理。它被我原封不动地带到格卢哈雷村来了。

　　“我想，”我保证说，“我死不了的。”

　　“愿上帝保佑。”

　　……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要孩子。我在自己身上也找不到作父亲的情感。唉，在襁褓和啼哭声中又找得到什么乐趣？婴儿，不知为啥都是赤条条的，眉毛淡黄色，眼睛无表情，口角淌着口水；撒尿的时候，瞪着两只小眼，一副傻乎乎的严肃神态。为什么，这种小玩艺，女人喜欢得要命？要是我和安东妮娜也有……老实说，一想到这里，我感到甜孜孜的。大概，开始爱孩子的未来妈妈的时候，你就开始想孩子了。这是最近几天我在格卢哈雷村的又一发现。发现真多啊！值得活下去，真的。

　　我走开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农庄主席的执拗目光，一直停留在我的背脊上。我猜想，他还在琢磨将来要有个孙子的想法，也就是在琢磨我那个可能成为孤儿的儿子。

第六节

　　打仗这几年，格卢哈雷村人很快都学会了按照军事方式，按照前线方式，而不是按照农村规矩埋葬被打死的人。不点长明灯，不做没完没了的宗教仪式。一会儿轰炸，一会儿伪警察来搜查，一会儿大日耳曼军队来搞粮食征收…如今呢，本该太平了，可班德拉匪帮又来到身边。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闯进来，搞不好，还来不及下葬哩！

　　天近中午，加弗里拉岗上挖出了两个墓穴。小天鹅拉着大车，沿着垂柳掩映的大道走来，车上装着人们用自己仓促锯出的粗木板钉成的两口棺材。格卢哈雷村人拖成长长的行列，冒雨跟在后面——有的人顶着蒲席，有的人披着德国人的沙沙响的伪装罩袍，有的人有啥穿啥：还有些穿军大衣，有的穿什么天气都能穿的棉袄。我走在最后面，我不想扛着机枪，妨碍送殡的行列。谢拉菲玛拉着安东妮娜的手，走在她的身边。

　　马利亚斯回头望了我几次，对她的老婆悄悄说：“你听说了吗？陶厂挖出两布袋票子……几个‘愣头青’原来是挖这个呀！挖了半天，没找到。可格卢姆斯基挖出来了！”

　　马利亚斯老婆唉了一声，两只短手一摊，又捅了捅马利亚斯的腰，也回头看了几眼，仿佛要求我证实似的。在这一长列湿淋淋的人群当中，不时闪现瓦尔娃拉的短上衣。我们决定放她来送葬，是怕别人产生不必要的疑问。波佩连科提着自动步枪，走在离她不远的地方，瓦列里克手里拿着无沿帽，大步流星地跟在车后。有时，他的目光掠来掠去，寻觅瓦尔娃拉。也许，他在找寻同情吧！

　　在到达墓地之前，克里文季哈和谢麦连科夫两具尸体平排摆在一辆大车上；死神使他们亲近起来——两个人同在一个厂里工作，又是同时死在土匪的手里。看样子，他们会葬在一起的，但是，到了加弗里拉岗，他们就分道扬镳了：这里，在林立的十字架、方尖碑和小土丘之间，格卢哈雷村人各有各的祖传墓地，如同宅前院后的自留地一样，都有明确的界限。到这里，陶工被送到土岗的西坡，与他那早年故世的妻子去并骨，而克里文季哈被抬到东坡。

　　松鸦和老鸥在柳树和白桦之间，穿来穿去，声嘶力竭地啼叫。谢麦连科夫的墓穴，人们贪图省力，挖成了狭长形，活象环形防卫的战壕。两边有胸墙。加弗里拉岗上的土是黄沙土，很松散。虽说陶工们跟粘泥打了一辈子交道，但人们还是照规矩，把他们葬在干飒飒的沙土里。

　　“唉，不该死的时候，死了，”古稀高龄的戈列努赫孪生兄弟之一在旁边叹息地说。

　　什么时候是该死的时候呢？……战争使我们这些当兵的有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青年时代死最正常。前线上打死一个谢麦连科夫这样上了年纪的人，我们倒要感到惊讶、惋惜：唉，老爹到这儿来干吗，他还应该活着嘛！

　　我看见安东妮娜那块黑头巾搭拉了下来，象帽檐似的遮住了她的额头。她笔直地立着，她身边是谢拉菲玛，姥姥佝倭着腰，显得特别苍老。我没有走到安东妮娜跟前去，大概，她此刻想一个人，更确切地说，想同父亲待在一起。他们相依为命，苦熬苦撑一十八年——这哪是人过的生活呀！此刻，谁也不应该去打扰她。

　　他们父女的关系，我能知道些什么呢？知之甚少。他们父女的深情，只在我面前展示过一点点，那是有一回，我听见陶工喊她：“安托莎”，当时，我就感到，这个名字的背后，隐藏着多少喜悦，多少辛酸呀！我还看到过，有一次。谢麦连科夫踏着转盘车，打磨一只精致玲珑的陶罐，他朝女儿转过头去，征求女儿的意见和支持。

　　我只能隐约地猜测，真正的父女或父子之爱，意味着什么。我只能透过自己惨淡的童年，听别人讲那些听不大懂的言语。谢拉菲玛姥姥太好了，但姥姥毕竟代替不了爹妈。对，我最好此刻不到安东妮娜跟前去。

　　马利亚斯和黑脸膛、皱着眉头的克罗特，把两根瘢瘢疤疤的木头杠子横在堑壕一般的墓穴上，杠子上面放上棺材，用绳子拢好。谢拉菲玛姥姥哇地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按照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宗教仪式数落起来：“你把这苦命的丫头扔给谁哟，”“你劳劳碌碌一辈子啊，”“娃儿们，他这家冷冷清清，谁来加热哟！”…在这个时刻，姥姥嘴里也不尽是骂街的词儿，人们听她这么一数落，也不禁抢天呼地地　哭起来。马利亚斯也哽哽噎噎地掉了眼泪。

　　我拄着机枪的枪筒站在一边。昨天亲身经历采泥场的一幕惨景之后，下葬前的仪式，已无法真正感动我了。眼泪只流了一点点。

　　安东妮娜木然僵立：一声不响，一动不动。

　　“停一停！”格卢姆斯基突然喊叫起来，“你们停一停！让咱说几句！”

　　他来晚了，葬礼已经开始了。他浑身湿透，头发蓬乱。此刻正向岗顶爬来。大家立时停止哭声。格卢姆斯基要讲话，而且是他主动要讲话，这可是一桩新鲜事儿。即使在他当选为主席的大会上，他说的话也不满十个词。

　　“同志们！”格卢姆斯基开腔了。他从头上拉下那顶湿漉漉的无檐小帽，捏在五个红手指头里，当块破布揉搓着。

　　邻近一块方尖碑上的红星，高悬在他的头上——这方尖碑并不很高。

　　“同志们！今个儿咱们又埋葬两个乡亲，又是两个，同志们。你们都记得，打仗前，咱们这块坟地一点儿也不大，象一顶帽子，扣在加弗里拉岗上，还没有伸到谷地，如今呢？你们自己看见了！”

　　老太太们唏嘘 泣，人群里响起低沉的叹息声。

　　直到此时，我才看清这位主席身边是块什么样的方尖碑。“塔拉斯·格卢姆斯基”——在一块白碴胶合板上刻有八个黑糊糊的大宇。还有几个数字：“1926——1941”。此外，就什么字眼也没有了。既没有“英勇牺牲”，也没有“在同法西斯强盗的斗争中”。格卢姆斯基父子俩都不喜欢多说话，他们有话，宁愿闷在心里。

　　可是现在，他把心里话都倒出来了！

　　“现在，咱们，这些非党布尔什维克，同你们站在这里…”他的目光突然朝我这方面一瞥，又补充说：“还有共青团员们！咱们那些在党的优秀庄稼汉，都上了前线，他们有的已经躺在他乡的土地上，有的还在战斗。这些，你们比咱知道的更清楚——他们都是你们的亲人啊。”

　　大家异口同声地发出低沉的叹息，算是对他的回答。

　　“咱们又来埋葬咱们的两个乡亲，他们也死在法西斯手里。是啊！法西斯似乎逃走了，可他们的残渣余孽留了下来。同志们，咱们绝不让他们自由自在下去。就算咱们的力量还有限，也不能叫他们的班德拉土匪政权存在下去！他们这些杀人犯，也明知这一点，他们隐匿在林子里，一有机会，就出来咬人。他们还吹嘘，说他们是“真正乌克兰人。”那咱们大伙儿是什么人呢？今天，谢麦连科夫同志在临终的时候，咱在他的身边，咱听到咱们这位最好的陶工说的最后几句话。这是一个大好人啊，他不声不响，但却是一个大好人。同志们，咱们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乐，再也不能叫土匪任意杀害好人了！现在咱提出，咱这儿有几位会打枪的汉子：马利亚斯，克罗特，瓦列里克，拿起武器吧，咱们发给你们武器。你们知道，这玩艺咱们够用的。咱们一定要消灭法西斯！眼下，咱们的朋友亲人都在前线上艰苦战斗，咱们在这里战斗，就是对他们支援。”

　　我猛然间掠过一个想法：这是阿勃罗西莫夫在讲话呀。这个阿勃罗西莫夫，这个热情的、煽动性计划的制订人，由于岁月的流逝和繁重劳动的压力，已经是驼背的老人了。也许，这些话，十五岁的塔拉斯／格卢姆斯基过去也说过吧！

　　“同志们，咱们要叫他们看看，苏维埃政权是怎么巩固起来的！”农庄主席说到这里举起了拳头，拳头象个特大的甜菜安在瘦骨嶙峋的长手臂上。“咱虽说已经这么一把年纪，已经领了“白票”①，可咱拿起了武器，咱还行，还能打打。现在，同志们，让咱们向死在法西斯手里的乡亲们鸣枪致哀！”

　　【注 ①：指免役证。】

　　他从肩上摘下马枪，波佩连科早有了准备，他把自动步枪高高举过头顶。我连忙拉开保险，于是加弗里拉岗的上空，砰砰啪啪地响起枪声。成群的乌鸦哇哇地飞了起来，四散飞走。

　　马利亚斯和克罗特抽开杠子，开始往坟坑里放那具湿漉漉的棺材。安东妮娜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连放枪的时候，她也没有战栗一下。

　　我的身边有个婴儿被惊醒，他扯开嗓门，哇地哭了起来。这是帕拉斯卡·叶尔马钦科娃的头生儿伊凡，就是那个不久前被谢拉菲玛姥姥从窒息中救活的小家伙，他的爸爸是何许人，至今还没人知道。帕拉斯卡，这个外行妈妈，把孩子大摇大摆，仿佛要扔到柳树上去似的。

　　伊凡的小脸儿在我眼前一晃。小脸儿只有巴掌大，鼻子象纽扣。这是一个普通婴儿的小脸蛋儿。我仔细地瞧了一眼，好，小家伙还行，他的哭声盖过了所有声音。

　　我朝安东妮娜转过身。她发觉我在看她，就抬起眼睛。她仔细打量了一会儿，开头似乎认不出我，后来眸子里仿佛有什么东西一闪，帷幕落下。虽然面部表情没有变化，可她投来的目光，已经把我看作自己的亲人了。我想起格卢姆斯基的担心，愤懑而又痛楚地想：一定要活下去！决不在敌人面前退却，但是要活下去，我不能撇下她。我要抚养我们的孩子。人生应该享有的东西，我一点儿也不放弃。

　　“你要全都武装起来？我俯身凑近格卢姆斯基问。“你以为，马利亚斯能加强我们？”

　　格卢哈雷村居民拖成长长的行列，从墓地归来。此刻，这长长的行列已经接近秋雨绵绵下，显得格外油绿的秋麦田。那条直通泉水的小径，明显地把秋播田从中切开。

　　农庄主席没有立刻回答。开头，先向左右望了望，然后，悄声地说：“有这个想法。因为不管出现任何情况，咱们都要捉拿火烧鬼呀。”

　　“你这‘任何’是什么意思？”

　　“即使你从奥任带不回援兵。”

　　“我的主席！”我按捺不住说，“你别再签署安葬证了！兴许，你喜欢这个想法，可我并不欣赏。”

　　“咱也不喜欢！”格卢姆斯基冷静地说。“只是咱为农庄操心操惯了，这你还不懂。为了使你顺当地闯到要去的地方，咱把千里马借给你。”

　　“千里马？”

　　即使格卢姆斯基答应给我一辆加足油的装甲车，我也不会比这更惊奇。千里马！……千里马可是格卢姆斯基的命根子啊。燕麦发疯似的涨价，他也买，宁愿到市场卖掉自家的脂油和老母鸡，自己出钱买，因为农庄的金库常常空空如也。

　　千里马！这是一匹上等牡马，鼻梁边有条银灰色的毛。它是格卢哈雷村的光荣和骄傲。

　　我带着惊讶的神情望了望这位主席，那顶揉皱的无檐小帽歪戴在头上，蛮神气的。

　　“听我说，‘小鹰’有的是，可千里马，方圆一带就这么一匹，”我说，“你没有说走嘴吧？”

　　“咱还没有老到——颠三倒四，”格卢姆斯基嘟囔说。“千里马能够驮你过去，刀山火海，都不在话下，骑去吧！”

第七节

　　安东妮娜站在昏暗的前室里，额头和手掌紧贴在弹洞累累的房门上。我小心翼翼地搂住她的肩膀，拉到自己的身边。我挨近她，借着幽暗的光线，看见她的两眼在闪光，在询问。两只扩大了的深邃眸子，闪出的每一道晶莹的光，都在问：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呢？

　　她在问我，问我这个比她大，比她强的人。我怎么回答她呢？大地上有十几个国家的人民，都卷人了这漫长的战争，而我们承受的苦难比谁都多。法西斯把全部的压力都压在我们的头上了。不过，我们这里苦难的分配也不均匀。有的人总是被苦难选为打击的靶子。苦难抡起拳头，劈头盖脸地猛打，打得你家破人亡，孤苦无依；要不干脆齐根铲。

　　我搂住她的肩膀，微微俯下身，额头贴着她的额头。我们紧偎着站在一起。我觉得，她的绝望心情，她的可怕的、锁在心头的苦闷，她的痛楚，本想在这里，在空荡荡的板房里，更急剧地膨胀起来，拥出喉咙口。但此时此刻，却安静了，缓和了，它们仿佛象放电一样，都被我的身体吸收了。我更易于对付它们，因为我大一些，有经验一些。我们打过几天仗的人，比那些留在后方的，显得大得多。

　　我们紧偎着站在一起。我感到，她那注入我体内的痛楚，那奇特的、不表露出来的柔情，比那天夜里相偎在一起的欢乐，更加使我们心贴心了。在这战争制造的紧张生活中，落在我们头上的痛苦与欢乐，都是加重剂量的。哪一样都得照单全收。

　　要不是谢拉菲玛，我不知道，我们还要这样站多久。我的背后突然响起她的咳嗽声、骂街声和沙沙的脚步声。

　　“瞧这烂泥！雨再落下去，可都要翘辫子了。你，你这贼骨头，干啥老盯着我？呸，骚东西。”

　　最后两句话是对布尔康说的。它用尾巴啪啪地敲打着门框，仿佛打鼓点一样。它这是有贪图的。谢拉菲玛一只手拿着盛牛奶的大肚陶罐，另一只手拎一个小篮子，里面有面包和香肠。

　　“老戳在过道里，不饿死？”姥姥说。“唉，唉，年岁不大，苦水喝了不少……总得想办法活下去呀。咱的心肝儿，你来迎接咱这个大媒吧！”

　　安东妮娜醒悟过来，忙把谢拉菲玛让到屋里，按她坐下。我很喜欢姥姥，说实话，我把她忘了——顾不上她呀。她，这个骂街里手，并不生我的气。她是第一个进这个家门的。

　　“咋能叫她挨饿？”姥姥说，“看，愁成啥模样了。只有眼睛大了。对，”她想起一件事，“那边，那个没良心的，那个波佩连科在等你呐，咱没让他进来，他叫咱告诉你：格纳特回来了。这也是个喜讯！你们也想把格纳特收进你们的队伍？你们想让他当大头头！”

　　“姥姥，”我说，“你甭瞎扯了，你还是给她弄吃的。姥姥，她今天还啥也没吃呐。”

　　于是，我匆匆地走进前室。我的机枪就搁在那儿，闪着金属的亮光。安东妮娜随后一步跨过来，拉住我的袖子。她眼巴巴望着，要求我用目光直率地回答她。

　　“我马上就回来，”我脱口说出，“你别担心！”

　　“速告，社员何时运钞票去奥任。你的亚逊克。”

　　我站在格卢姆斯基的院子里，手里拿着防区送来的这张纸条，用身子挡着雨，看来看去。嘿，“亚逊克”，这名儿好美，两人的名字都挺动人！她叫亚逊卡，他叫亚逊克，我们叫“公社社员”。他们通常称呼我们弟兄：“公社社员”，“苏维埃人”，“红色佬”，他们以为，这是骂人话。

　　院子里，千里马用蹄子执拗地刨着土。雨在下。

　　“怎么样，都收拾妥当了吧！”我对格卢姆斯基说。“他们上钩了，现在我可以去找萨盖达奇内了，我相信，他们不会动我的。”

　　“兴许，”主席同意说。

　　“袋子在铁匠铺？有人看吗？”我问。

　　“有，波佩连科，瓦列里克和马利亚斯都在。”

　　格卢姆斯基嘭地打开板棚的门。牡马的眼睛射出了火一样的光芒。它的细长嘴脸，从栅栏的木桩中间探出来，歙动鼻翼，呼噜呼噜地直吸气。粉红色的下唇，不住地翻动。它的鼻孔柔软而又滑溜。

　　“这马出快，但不野，”格卢姆斯基一边关照我，一边　把一副骑兵马鞍从墙上搬下来。“你不必怕。它会听你话的。它已习惯换主人了……”

　　这位主席的一只手刮板似的顺着马背捋了捋，而后把毡鞍垫甩在　甲上，顺着脊梁，顺毛往后拉，免得鞍子把毛揉乱，擦伤马背。

　　格卢姆斯基的每一动作都很精细，

　　慎，从容不迫。他不让他的爱流露出来，但是从他那吝啬的动作中，可以意会到，这是在关切掩盖下的爱。

　　“我还从来没骑过这样的马，”我说。

　　“咱也一样！”

　　他用他那沉重的大手掌在马肚子上砰砰地拍了几下，让马把气吐出，然后麻俐地勒紧马肚带。

　　“你用不着催，”他关照我说，“它自己会跑的。实在不得不催它快跑，那跑完后，不能立刻停下来，要溜一溜，饮过水，也是这样，这你自己也知道。机枪带不带？”

　　“带。”

　　格卢姆斯基皱起眉。

　　“好吧，横着系在鞍桥上。”他决定说。“要用的话，你拔掉挂钩，懂吗？备用的弹盘放在背包里，背在背后，可要当心，别碰着马背。”

　　“碰着自己呢？”我问。

　　但是这位主席只是哼了一声。大概是说，你的背脊又不用开沟种芜菁，碰伤会长好的。

　　“有点认咱了！”主席一面给马戴嚼子，一面咕哝着。“开头老是想火烧鬼，火烧鬼把它宠惯了。白面包，白砂糖，尽它吃……娃儿们还弄不到糖，可千里马一直有得吃，真的！”

　　原来如此：他火烧鬼喜爱牲口。这是很好的特点，真格的，阿勃罗西莫夫的马不就是他放的，怕缰绳绊住马腿，还把缰绳整整齐齐缠在车身上。

　　“唉，火烧鬼的心肝，”我抓住缰绳说。“我可没白糖给你吃！”

　　“你不能因火烧鬼怪罪它呀，”格卢姆斯基生气地说。

　　我们正往鞍桥上系机枪。潮湿的黄沙小径上忽然响起了轻微的吱嘎声。迫使我急速转过身去。

　　克罗特！……他脚下蹬一双钉了后掌的德国短筒大皮靴，踏在潮湿的土地上，留下有图案的脚印；下身穿一条马裤，上身是一件打着整齐补丁的老式短上衣；头上戴一顶哥萨克的羊皮高帽。一副出去阅兵的打扮！

　　“来干啥？”格卢姆斯基问，用身子挡住牡马。

　　村子里人人知道，克罗特有一双“丧门”眼。

　　“他们把我的铁匠铺占领了：”克罗特的两只脚交替地站着。

　　“我知道，”格卢姆斯基回答，“暂时的。”

　　我趁这时光把几个备用弹盘装进了袋子。牡马的两条健壮的细腿，宛若两只白“长袜”，在枣红色的皮毛映衬下，显得更加洁白。它不停倒蹬两条腿，仿佛两只又大又长的白蝴蝶，在地面上飞来飞去。

　　“有人说，你们在铁匠铺寄存的是两袋子钞票，可当真？”克罗特很感兴趣地问。“就是那一笔吗？”

　　“是那一笔。”

　　“这可要……”克罗特不知为什么摘下羊皮高帽，搔了搔后脑勺。“少说，也有十来万吧？……”

　　“一袋子三百万，”我回答说。“上面这样写着的。”

　　让他动动心！

　　“三百万？”克罗特反问了一句。

　　他的手，本来举起帽子往头上戴去，此刻却僵住不动了。当钞票的洪流在眼前滚滚流淌的时候，那可不兴戴着帽子站在这儿啊。百万已是具有魔力的字眼。每个人都晓得这个数字老鼻子啦。克罗特也知道。他天天把赚来的一张张卢布投进板箱，天天清点数目。他的两个跑单帮的儿子，每次都带回卖货的款子，他自己从农庄的铁匠铺也进帐不少。他不是穷人，完全不是穷人。

　　可是，一下就是六百万。只不过是个破罐子，从地下挖出来！在这笔掘出来的钞票的映衬下，他那过分抠的生活黯然失色，太没有意义了。

　　克罗特心情沉重，象驴子似地站着，直咬嘴唇。

　　“哦，哦……你们准备把这笔钱怎么办，啊？”

　　他那两只石墨一般的黑眼珠打量着我和格卢姆斯基。这两只眼睛，在他那张熏得漆黑，如同蒙上一层铁皮的脸上，一点也显不出来。

　　“准备点一点，备一份交接书，”我回答说，“我这就去请萨盖达奇内，办好，就送到区里去。”

　　克罗特仿佛不相信我似的，他又看了看格卢姆斯基。格卢姆斯基阴沉着脸，点点头：是这么回事！

　　“嗯，办得对，”克罗特终于又开了腔。接着又唉声叹气地说：“唉，你瞧瞧这战争，它扒光了一些人，它也搞赏了一些人。”

　　“它也扒光了你？”我按捺不住说。

　　记得，我记得那块从身边掠过的砖头。人的仇恨，在记忆中留下明显的痕迹。

　　“我是关于参加……关于参加武装支援的事儿，”克罗特对格卢姆斯基说。“我想帮个忙。”

　　他从马裤里掏出一把战前陆军用的手枪。

　　“瞧，找到了……擦了擦。咋样，如果要……”

　　格卢姆斯基把我送到栅栏门，从他的板棚，有一条小道，弯弯曲曲地通到古老的米什科尔齐大道。

　　“马蹬合脚吗？”

　　“合脚。”

　　牡马站在原地，在我的座下，踢蹬着，仿佛小船在浪尖上颠簸。它的每一条腿子肉都绷得紧紧的，要求我扬鞭上路。

　　“我不喜欢克罗特，”我说。

　　“咱也不喜欢。可人手不够呀。”

　　“但愿他别看透……咱们袋子里装的什么东西！”

　　“看不透！”

第八节

　　我只是轻轻抖了抖缰绳，千里马顿时小跑起来。它稍稍向左，向住处扭扭头，好象不情愿离开自己的村子似的，显然，这是它的一种告别方式。它仿佛闹着玩似的，从从容容地走着，但是小路从马蹄下急速向后掠去，而那蒙蒙细雨，本来从宁静无风的天空，飘飘洒洒，有气无力，此刻，却开始抽打面孔。我回头一瞥，只见小个子格卢姆斯基，随着时光一秒秒的流逝，变得越来越小。

　　马鞍在我的身下轻柔地一上一下；马的两肋在我的两膝夹挤下，均匀地一起一伏；马蹬象弹簧似的弹跳，一块玉米地就象随笔一带的微黄的花笔道一样，落在了后面；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黑麦田，朝马屁股相反方向退去。良种试验场的白菜畦，在雨下微微现出雪青色，此刻一条一条地延伸开。马的耳朵朝前直竖着，顷刻间，就来到一片雾蒙蒙，阴湿湿的树林。嘿，真是好马！

　　少顷，千里马停止转动脑袋，又稍稍地加了一点劲。我们犹如穿越峡谷，沿着阴森密林中的道路凌空飞驰。马蹄不时踏在树根上，发出低沉的响声，响彻整个林子。寒鸦扑棱棱在我们头上飞起，转眼就甩在后头了。

　　千里马信心十足地、轻快地跑着，似乎它这一辈子就是从格卢哈雷村到梨庄这样来回奔跑。它的信心也传给我了。此刻，谁也挡不住这匹宛若在地面上滑行的骏马。旁边闪过的，有长满石楠的林中空地，石南上隐隐看得见泡泡一样的紫色花絮；有松林，发红的树干上有采脂割开的花纹，在这阴雨连绵的日子，松林里还干爽爽、飒飒有声，象在飞机库里一般，从采脂洋铁罐溢出的松脂，散发着浓郁的松香味……；还有白桦林……在这里，千里马驰进这一片黑白相杂高大树干之中，突然警觉起来，引起它那长长的，往上显得特别细的脖颈，前后摆动着耳朵，扑扑地打着响鼻。

　　为了防备万一，我用两股夹紧马肋，用靴后跟狠劲儿磕打。记得，骑兵们管这一招叫“上夹棍”。千里马对我这笨　的驭术，作出了反应，发狂似的跑起来。我只得踏着马蹬，稍许欠起，离开鞍子，免得配不上行进节奏，把屁股颠肿。机枪不停碰打我的腿，痛得要命，幸好，林子快到尽头了。牡马心疼嘴唇，只好听从勒起色的嚼子，减低了速度，换成小跑。我象坐飞机一样，渐渐升高，一直到达三棵酸苹果树。这时，梨庄已经展现在面前了——一个孤零零的庄子，波列西耶地区几千个村庄之一的庄子，在雨下无精打彩，昏昏欲睡。

　　我被放过来，来到萨盖达奇内跟前了！……他们上了当。这就是说，我回去的路也是通行无阻的。

　　老头儿听完我的话，掏出自己的“卡秋莎”，开始用半截三角　敲打火石。火星子纷纷向上飞去，硬是碰不上火绒，这叫纠纷调解人好不着急。他那干瘪的细手指，捏着半截三角挫，上下移动，打在火石上，发出干巴巴的爆裂声。唉，不出火。我本来可以掏出一直不离身的那盒火柴，帮老头儿一记忙，但是我知道，击石取火对他来说，是举行一种宗教仪式。这是老年人的怪癖吗？也许，人到古稀之年，自己弄火，更有重要意义？

　　末了，终于有个火星儿溅到火绒上，象蜜蜂钻进蜂窝，在那儿找到安身之地，眼瞧着，火星一点点变大，胀开。于是萨盖达奇内把火绒举到伸长的苍白的嘴唇边，扑扑直吹。

　　窗外，暮色沉沉，雨声渐沥。萨盖达奇内的夹鼻眼镜的玻璃片上，闪着两点黄火光。我无法看清他的眼睛，它们隐藏在发光的镜片后面。

　　不过，我却看到了头戴荆冠的泥塑耶稣，三折圣母，盘腿的菩萨，眼有白圈，头发蓬乱的宙斯和展翅欲飞、活象德国国徽上那只秃鹰的拉①，他们都在俯视我……他们说，你放心吧，一切都注定了，我们一切都看见了，有激情满怀，誓灭邪恶的君子，有一时得势的小人，有被处决的坏人，也有被处决的好人。一切都在循环往复，往复循环……不知为什么，我请萨盖达奇内帮忙的信心一下子烟消云散。

　　【注 ①：指古埃及神话中的太阳神。】

　　我掉转身，不想再看各路神仙。神仙有神仙的事，我凡人有凡人的事。

　　书脊上的烫金书名露出暗淡的光泽，古老的水晶挂灯闪闪烁烁，几把扇子散发着令人难解的甜味。我们两人置身在这座书的岛屿上，如果不算那个戴草帽、面孔俏丽、透过的暗光线从照片上向我们微笑的年轻女人。在前室里，那个玛莉娅，当年的农村美人，正在捣米，她来到这个家，是为了接那个戴草帽女人的班，添一点对那个女人的记忆。

　　萨盖达奇内点燃一根长烟卷，伸长瘦削的下巴颏，喷出个烟圈。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抽的是庄户人那种烈性马合烟，可袅袅盘旋的圈圈，却温文尔雅，晶莹透亮。

　　“你的意思，是邀我参加昧心勾当……参加骗局，”萨盖达奇内说，“用你们的话说，这当然叫兵不厌诈喽？”

　　“不这样，对付不了他们。全靠您了，只有您，他们才相信。”

　　不知为什么我的话带着歉咎的语调，我仿佛为我不得不采取欺诈行为而向他请求宽恕似的。

　　“谢麦连科夫给他扔在采泥坑里，”我说。“捅了几刀子，扔下去的，叫他受够罪再死。”

　　他那捏着烟卷的手指颤抖了一下。

　　“不瞒您，这事有危险，”我又找补一句。“他们是野兽！是法西斯！“

　　“唉，问题在这儿吆？”萨盖达奇内说。“死和酷刑，我不怕

　　一船来说，肉体存在与否，我也不在乎。但是违反生活基础，生活准则……为的是啥呢？在地球的这一点上，在此时此刻，弄掉一个火烧克，而火烧鬼会象不死鸟一样，又要到别的地方复生。在任何时代，这类残暴之徒，都不会少啊。”

　　我最怕这一手。萨盖达奇内一发议论，一切理由都要丧丧失基础，都变成不可靠的东西。我更紧地抓住那把破旧的高靠背软椅的扶手。有多少人，在我之前．坐过这把软椅呀！他们都是一无所获，悻悻而去。

　　“你以为，火烧鬼这种人我这辈子看的太少吗？”萨盖达奇内问道。“不，我们能够以之与非正义相抗衡的东西，那是精神堡垒和对事物的现实主义的观点。‘只有从理智上关怀未来，才是真正的理智享受’。”

　　“马克·奥理略的话？”

　　“蒙金的。①”

　　【注 ①：蒙金（1533—1590）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进步哲学家。】

　　“你的蒙金，没打过仗！”我抓着扶手说。“他是坐在城堡里，大发哲学宏论。”

　　“可在这以前他打过，”老头儿得意地莞尔一笑。“而且打过很多仗。他是久经沙场的老兵，是个放荡人，也是个好斗的莽汉。”

　　“啊哈，原来如此！”我大喊一声，觉得一切都破灭了。

　　“你充满了复仇的渴望，我理解，”萨盖达奇内说。

　　“问题并不在复仇不复仇！”

　　“好，就算不是复仇，只是恨。可你从火烧鬼那方面看到了什么呢？难道还不是这个？还不是恨？恨，一般地说，是人类的痼疾。它象鸡眼，人类在前进的行程中磨出了鸡眼，嘿，我可不是修脚匠……”

　　他把烟卷揿在古铜色荷花烟缸里。他的手指，看得出在微微颤栗。萨盖达奇内可从来没这样同人谈过话啊，尽管他尽力用诙谐口吻来掩饰。

　　“你要求的太多了，”他在长时间沉默之后又开腔说。“参加你们的……唉，战役……这太过分了。真的！现在我很太平，很清静，老年成了我的保护伞。谢天谢地，老年是幸福的时期。伊凡·尼古拉耶维奇，你放过这些土匪吧！我相信，他们自己会远走高飞的。”

　　我不知为什么真想同他争论一番，同他摆事实，讲道理。难道他不明白吗？怎么能不明白呢？我的眼前又出现浸在血红大坑里的谢麦连科夫。还需要什么话呢？唉，纠纷调解人同志！

　　“您拒绝了，米隆·奥斯塔波维奇？”我决定结束谈话。

　　“原谅我，但是……我拒绝。对，请原谅，我拒绝去！”

　　“好吧！”我站起身。“好吧，米隆·奥斯塔波维奇！自从那次，您在晚会上帮助我以后，我想……算了吧！”

　　格卢姆斯基在格卢哈雷村盼我哩。有啥法子，只好让他失望了。我们再绞绞脑汁，想个别的法子吧。不要萨盖达奇内参加。让老头子呆在他的中立王国好了。

　　“伊凡·尼古拉耶维奇！……凡尼亚！”萨盖达奇内也跟着我站了起来，他象瞎子似的，叉开手指，在桌沿上亘摸索。他的夹鼻眼镜的镜片蒙上一层水汽。“啊哈，我的天哪，你们这些年轻人太冷酷了，太冷酷了！如果你有什么不测，我将永远责怪自己！好，你看问题理智一点。战争快打完了！”

　　他想从桌子后面走出来。

　　我感到委屈，也感到难过。一切都完了。我们放过消灭土匪的大好机会。老实说，假如萨盖达奇内要我来帮忙，我为他什么都帮得出。即使隔开我们的这片树林烧起熊熊大火，我也要钻过火海，赶到梨庄孤岛。但是我不希望叫他以为我是个怀仇隐恨、念念不忘报复的人。

　　“谢谢您为我所做的一切，米隆·奥斯塔波维奇，”我说。

　　暮色渐浓，搁板上那个女人的照片变成若隐若现的黑点。我觉得她比萨盖达奇内能更好地理解我。

　　“等一等！”老头儿喊了一声。

　　我走到台阶上。玛莉娜·季洪诺芙娜正在拌饲料，根本没有理会我。她深　静心哲学的道理。但是蒙金和列那尔既不能作她的，也不能作萨盖达奇内的支柱。能使她得到安慰的只有猪、鸡、奶牛和那匹秃马。

　　我取下马背上的那件军大衣，我怕马淋雨受凉才盖上去的。我穿上大衣，搬鞍上了马，军大衣散发出刺鼻的马汗味。

　　“伊凡·尼古拉耶维奇！你容我考虑一下！”萨盖达奇内压低了尖细嗓门喊了一声。他手指捏着的夹鼻眼镜，象一只蝴蝶。天色一暗，他眼睛就看不清了，所以眯缝起眼睛……

　　最后一分钟，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相信萨盖达奇内，相信我们的友谊。

　　千里马驮着我出了院子，机枪碰到苹果的树枝桠，一串雨珠淋在我的脸上。我很可怜老头子，但我竭力不让这种感情流露出来。

　　过了三棵酸苹果树，千里马就凌空疾驰了，我也没有制止它。

　　“哼，看你还有啥点子？”格卢姆斯基拧着眉毛说。

　　他对我这次出行，似乎没抱什么希望。这个生活阅历丰富的人，说不定早已做了落空的思想准备？

　　“萨盖达奇内不来，他们不相信，那咱们就去防区掏窝，”我说，“现在，咱们的人数也不算那么少了，去搜。”

　　格卢姆斯基点了点头。

第九节

　　“瞧，这不是回来了，”我对安东妮娜说。

　　她站在门槛上迎接我。她偎在散发着马汗臭的军大农上，用手指摩挲着我的脖颈，仿佛要给我揩掉路上溅的泥浆和倦意。事实上，她一触到我的脸，倦意、痛楚和不幸仿佛烟消云散了。我感受到一种我陌生的回家乐趣。从前，我每次回家来，总有匆匆过客的临时观点。

　　靠窗的一条长凳上，有堆黑乎乎的东西，原来是件短皮袄。她坐在这儿等我呐。屋子里黑洞洞，空落落，不舒适，很怕人。从弹洞累累的房门，钻进一股股冷气。油灯熬干了，但她仍旧坐在这儿等我。

　　我把她手掌按在我的嘴上，尽情狂吻。我从来没料到我会有这么多的柔情蜜意。

　　然后，我往灯盏里倒了点擦枪油。我们没有镊子，我点着结了灯花的灯芯，就出去洗脸。布尔康甩着尾巴，直打我的靴子。盛稀粥的锅子放在门坎边，说明这狗已经吃饱喝足了。

　　好吧，操心的事儿都拖到明天再办了，我作了决定。既然萨盖达奇内不来帮忙，我们只好去防区搜捕火烧鬼，我们只有这一条路好走了。

　　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整整响了一夜。我俩躺在邦硬的木床上，身下垫着　　作响的干草垫子。我俩紧紧地拥抱着，一会儿沉沉入睡，一会儿又朦胧似醒，我们仿佛在茫茫黑夜中飞行，此刻正在作延迟跳伞，穿过乌云，往下坠落，耳畔的罡风，呜呜呼啸。我觉得大地在往下旋转；一会儿竖起；一会儿又象一块似是而非的油绿、平展的柔软地毯，倒下来；一会儿又升高．高悬在你的头顶上。

　　我俩象孩子以的，头也不抬，悄悄倾听着对方的呼吸声。她今天够难受的了，我不忍心动她。如果我对她的一片深情，蓦地变成自私的、贪婪的、粗暴的本能的发泄，那将是对感情的亵渎。

　　谁又知道，这一夜也许是我们的最后一夜；谁又知道，战争会把我们的一生压缩到什么程度。我心头涌上一丝忧愁，一种鼠李皮的苦涩味混和着一种腼腆的，纯洁的偎依属与我们的欢欣。

　　她躺在我的身边，一个温暖的，流露着感情的，散发着馨香的女人，一个活生生的人，造物主的杰作。“我爱你”，我对准她的热烘烘的脸蛋儿，无声地低语……她呢，仿佛听见似的，更紧紧贴着我，于是我们陷入了昏昏入睡的状态，一种心中明白，没完没了，若断若续的假寐状态。透过朦胧的睡意，我听见了她的回答。雨，依旧在黑黝黝的窗口沙沙作响。我们的警卫布尔康在前间里乱忙活，用脚爪扑扑地敲打。

　　相对无语，默默倾听着对方的呼吸，太惬意了。我们又发现一个从未感受过的幸福源泉。我迷迷糊糊地打了个盹，就醒来了。我忽然想到，这一夜，灾难和恐怖并没有消失，它们实际存在着，似乎就在眼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蛮好的，那今后还会有什么呢？想到这里，心中一喜，脸上漾出了笑容。

　　一个发现接着一个发现：一会儿我突然大吃一惊，发现她那苗条、修长、紧紧偎在我身边的有力的身子，变得那样矮小，那么舒适、巧妙地挤过来，宛如同我焊接在一起，分也分不开；一会儿我仔细端详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在夜里是那样乌黑，那样难以理解的深邃；一会儿，我发觉她枕在我肘弯上的头，挺沉，又挺轻，这怎么可以呢，我大惑不解。

　　我一时入睡，一时又醒来，似乎就是为了感受新发现的喜悦。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你瞅着她，不出一点儿声响，甚至不蠕动一下嘴唇，就呼唤“安托莎”——你感觉到，她在用全身回答你，你感觉到她的睫毛在眨动和眨动的沙沙声，你听到她不露声色的无声回答：“干啥，干啥？”，你又叫：“安托莎，安托莎！”接着又坠入短暂的，心中明白的睡梦。这一幅景象，实在太美妙了。

　　我们在漫漫黑夜中飞行。一段段模糊的梦景，象一块块白云，从身边飘悠而过。

　　黎明时分，布尔康狺狺狂吠起来，它兴奋得又跳又蹦。我赶紧扑过去抓机枪——这一惊，立即同昨天的事件联系起来，我顿时觉得有人在用铁丝拨弄门栓的销子。我扑到窗前一看，只见大门旁边有两根车辕竖在栅栏上面，我认出了老秃鹞的雪白的　甲。萨盖达奇内在用鞭杆敲大门的门柱子。

　　“哎，咱们的第一批客人来了，”我对安东妮娜说，快起来迎接吧。”

第十节

　　她消失在前室里，洗脸盆哗哗一响，洗过脸，在帷幔后面换好衣服，做了几个轻柔的、令人不解的动作，而后用发针别好头发，过几分钟，才走出来迎接萨盖达奇内。她满面春风，仿佛不曾从睡梦中飞向不眠之夜，不曾经历昨天在加弗里拉岗上的可怕的几个小时，不曾听见老太婆们号陶大哭和机枪的哒哒声。她带着女主人的尊严迎了出来，女主人不管自己心情多么沉重，也应该按礼数接待客人。我看着她，着实感到诧异不已：她有多么大的自制力啊！她这一套是从哪儿学来的呢？

　　“对您的不幸，表示由衷同情，安东妮娜，”老头儿说。

　　她紧咬嘴唇。

　　萨盖达奇内俯下他那南瓜型的秃头颅，吻了吻她的手。她既没有惊惶失措，也没有作出羞答答矫揉造作的姿态，而是落落大方地让萨盖达奇内用他的干巴嘴唇触了触她的手背，而后这只手就轻盈地从他手指中抽了出来。她仿佛很熟悉这套礼仪似的。

　　萨盖达奇内用他那清晨闪着蓝幽幽光彩的小眼睛，带着胜利凯旋的神情，瞥了我一眼：她怎么样？

　　我自己也不知道她怎么样。

　　“我来告诉你，我接受了你的建议，”萨盖达奇内郑重地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快让我饱饱吃顿早饭！”

　　安东妮娜向我微微点了一下头，就奔向板棚，奔向她那几只瘦骨伶仃的母鸡。她身上仍然穿着那件用靼鞑槭染的土布连衫裙。萨盖达奇内目送她的背影，只是到此时，借着点起的油灯的亮光，我才看见，他的眼晴底下有长长一条青紫斑。

　　“你想象不出，看看年轻漂亮的女人，有多么快乐，”纠纷调解人说，“看见她，悲愁会一扫而光。”

　　“我想象得出！”我一边生炉子，一边回答说。

　　“不，亲爱的。你先活到七十岁，让你的视觉清除掉七情六欲，那你才能有洞察细微的目力。这种事，我老头儿的一双眼睛派得上用场。”

　　“哎，您眼底下那一块是怎么搞的？”我问。

　　他伸出一根细长的手指，点了点我。萨盖达奇内有个古怪的性格——忧郁与豪勇相混合的性格。我甚至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股私酝酒的味儿，而且这么早！

　　“我总算看清了！”他说。“我的眼睛下面有一块不大的乌青斑。你走后，火烧鬼就来找我啦！”

　　我一下在炉边呆住了。我怎么没有料到这一点啊！对，他们晓得萨盖达奇内不肯来点钞票，他们必定要逼他来的。

　　“你生你的炉子，”萨盖达奇内说。“你放心。我跟他们说的正是带要说的话：只说你来请我去格卢哈雷村，在找到的六百万元钞票的接受书上签字，我拒绝了。事实上，我可没有说谎，没有欺骗他，是不是？”

　　我甚至哽噎了。难道这问题真的使老头子困扰不安——千万别说谎。对谁呢？

　　“火烧鬼说，我应该来。我向他解释说，我不参与官方采取的任何措施。我象瑞士一样，严守中立。他命令我来，并要我回去向他汇报。我拒绝了，于是他……唉……采取了一点肉体影响的办法。他不想弄得我太苦，还预先通知我：摘下眼镜。”

　　哦，当然要摘下了，我心想。夹鼻眼镜得保护好。因为还要清点钞票呐。

　　我说：“好。你以为我害怕了，还是想报复，一点儿也不……我可以在屋子里抽烟吗？”

　　他开始用他那捣蛋的火石打火。

　　萨盖达奇内面前摆着一只很厚的陶盘，盘上的油渣煎鸡蛋，直冒热气。老头儿灵活地使着自制的刀子和自铸的三齿叉子，同时还同安东妮娜扯东扯西，尽力使她摆脱愁思。

　　“有一句话你知道吗？那就是：‘我的一生都是坐在临时加座上打发掉的’”。萨盖达奇内问我。

　　“这是……蒙金的话？”我说，我机械地继续我们上次的游戏。

　　“蒙金时代还没有临时加座。这是列那尔的话。你瞧……我坐在这种临时加座上，有多好。我可以放眼观察呀！我看得见乐队，后边的楼座，二楼，池座，从后台探头探脑的配角，乐队指挥，更确切地说，看得见那个自以为在指挥的乐队指挥，还有提台词的人。我还看到政府的包厢……可谁也不会理会我。你想想，坐在临时加座的椅子里，多快活！可是你来赶我出来！给我提出一个极端荒唐的问题：或者我对他们说实话，这样我就出卖你，或者我不对他们说实话，欺骗他们。就是这么一码事！两者择一！于是我被迫卷进到你的事情里。现在我在为我从前那种可爱的清静生活举行追悼会……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呢？”

　　他举起叉子。挑起一块煎鸡蛋，对着阳光，仔细观察，仿佛在欣赏它那鲜艳的色彩。

　　“因为我让自己爱你，伊凡·尼古拉耶维奇，而爱，最终总要迫使我们吃点苦头。”

　　我和安东妮娜交换了一下眼色。

　　“对，对……你们别大惊小怪。你们也要吃苦头的。由于离愁，由于心情不佳。由于孩子惹你生气！你们别以为你们逃得过去，要为相爱相恋的幸福付出代价啊！但是，”他吞下那块煎蛋，他张大嘴巴，象小学生一样，一口吞下去了。“我们却因此有所得。现在你们招待我吃早饭，如同款待一个顺便来访的亲戚。咱们做亲戚，有多好啊！”

　　我看清了老头儿的椭圆镜片后的两只眼睛。这两只眼睛是严肃的，并没有开玩笑。

　　“说真的，我并不是头一次隐瞒什么事情，”他说。“我隐瞒过自己的病。我的病真不少啊，可我还活着！我也瞒过我的妻子，玛莉娜·季洪诺芙娜，——我是个穷……”

　　他喝光一大杯干梨片熬的茶水，而后用手帕仔细地擦了擦嘴唇。

　　“这太愉快了，”萨盖达奇内瞧着安东妮娜说，“同你们坐在一起，感觉到真正的同情和关怀……我是在险恶时刻到你们这儿来的，但是，能否等得到其它的时刻再来呢？……好，我们现在谈正事吧，年轻人！”

　　他站起来，又殷勤地吻了吻她的手。他走到门槛旁，又停住脚，向安东妮娜行了一礼。安东妮娜也躬身还礼。

　　“怎么样？”萨盖达奇内一边戴帽子，一边说。“老头子只有通过别人，才能又感受到自己的青春。请你原谅，我的举止，不象在开追悼会……我不想再一次……你的安东妮娜，很不错。”

　　我们来到大车跟前。老秃鹞在无精打彩地等待。它的鬃毛闪着晶莹的雨珠。天，仍旧下着毛毛雨。

　　“谢谢您，”我说。

　　“你这人可真怪！”萨盖达奇内回答。“自己闯刀山火海，还要谢别人。当心点，多保重自己吧！”

　　他叹了一口气，朝树林那边望了望。树木看不清，只看见远处黑压压、密麻麻的一大片。一条道路朝那边蜿蜒过去，车辙闪着白花花的两道亮光。无头的向日葵杆子，弯腰立在大路的两侧。

　　“哦，还有……”萨盖达奇内轻轻地说，“你知道，伊凡·尼古拉耶维奇，我是无神论者，但我心头有个不祥的预感，觉得我马上要入土了。”

　　“咳，您算了吧，米隆·奥斯塔波维奇！”我愤懑地说。

　　“少安勿躁！”老头儿严肃地制止我说。“我不喜欢共青团、年轻人那种乐观主义……我这就在考虑：我的遗骨上将放点什么？十字架？不！一块石头墓碑？有这个要求。你听我说，你们就给我放一块你们那种有红星的方尖碑。直截了当地说，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纪念物……但是，它可以使我在九泉之下感觉到，我参加了你们这个现代生活。我对我死后将继续存在的制度，并非志不同，道不合。我觉得，这制度是坚固的。看到象你这样一些人，我不可能做出别的结论。既然法西斯这个可怕的、有组织的机器都经不住它……那它还不坚固，啊？”

　　“坚固，米隆·奥斯塔波维奇！”

　　“那好，这就是说，咱们意见一致了。”

第十一节

　　我和波佩连科看着格纳特启程了。他那破洞累累的沉重大皮靴跨过一个个水洼，沿着大街，摇摇摆摆地走去。他左手拎着一只空袋子，右手大拇指抠在一条束在棉袄上的黄色电线上，手掌荡空悬着，象个无指手套。在这个乡间痴子的蓬乱长头发上扣着一顶小帽，远远看去活象干草垛上落着一只鸟儿。

　　“马……斯科的大甜梨，她在喜庆筵席上吃……”格纳特低声地哼哼着。他穿越这愁人的感像秋雨，进了谁也无法进入的虚幻世界，在那边，人们敲着手鼓，向新郎新娘撒着啤酒花，跳着舞，接着吻。

　　那高大的、略微驼背的身躯，渐渐隐入烟雾般迷濛的雨幕之中。含糊不清的歌声，还断断续续地飘来。但是，再过二、三十分钟，格纳特就将进入树林了。在棉袄口袋的盖子里面，衍着两行线，里面有个急救包的橡皮袋，包着一页便条纸，上有瓦尔娃拉亲手写的几行匀整清晰的小字：“两袋钞票明晨黎明起运。萨盖达奇内今日来过。不派其他人去区，只是格卢姆斯基与两名小鹰押送。你的诺言何时履行，我在焦急地等待。亚逊卡”。

　　我俩侧耳倾听。旷野里有个牧童甩了下清脆的响鞭，荒地上有只山羊咩咩直叫。歌声已经听不见了。格纳特带走了我们挂着钓饵的钓钩，他的身后拖着一根无形的、从格卢哈雷村拖去的钓线。加油吧，格纳特，祝你满载而归。

　　波佩连科唉声叹气，在用军大衣的外翻袖口揩拭什巴金式自动步枪的枪筒。我觉得，疑虑和恐惧好似井边上的一群黄蜂，绕着他的身边飞旋。

　　“卡佩柳赫同志！”波佩连科终于憋不住，开了腔。“咱这样理解，咱们是要去打土匪吧？”

　　“你理解得很对。”

　　“那谁留下保卫村子呢？”

　　“谁也不留。”

　　他痛心疾首地摇着脑袋。

　　“这不行，”他想了一会儿开口说。“咱不能这样干。政治上不对头呀！咱家孩子一大屋子，您自己知道。咱把他们扔给谁呢？要是让土匪钻了空子，咋办？你倒没什么！可咱得培养接班人啊！”

　　他仿佛动气似的扭过身去，可是他的眼睛从翘起的领子密切地注视着我。有啥法子呢？只好把老帐翻一翻了。这前，我一直压在心里，我可怜他，我在等待，我觉得，“小鹰”总有觉悟的一天，会成长为一名战士。在他发现他的小波佩连科们受到危险的时候，他迎着土匪奔向陶厂，行动多麻俐呀！

　　“波佩连科，”我说，“他们可怜你的时候，你生活不错吧？”

　　“那不是可怜咱，”他回答，“那是可怜孩子们呀！”

　　“你把怜悯当家常便饭了，动不动要人家可怜你自己。”

　　他直眨巴眼，似乎说，这都是想当然。

　　“什捷勃列诺克，你还记得不？”

　　“咋的？”

　　“你还记得，你为三公尺花布把马借给瓦尔娃拉这件事？”

　　“咳，……这有啥，卡佩柳赫同志！咱不是已经承认错误了？咱不是认错了吗？”

　　“克利马尔骑上你的小天鹅才追上了什捷勃列诺克。不然，他也许走脱了，你懂吗？是你害了自己的同志！”

　　波佩连科嗯嗯直哼哧，声音古怪沉闷，象是在吞一个茄子。他的两个眼珠子凸了出来，呆住不转了。

　　“这是啥意思？”小鹰终于开口问道。

　　“就是这个意思。”

　　“咱是……咱是……难道咱会？……”

　　“会。要是眼睛少许看得远一点，何至于贪图那点花布！孩子们没穿的呀！孩子们吵着要啊！可是什捷勃列诺克的孩子向你要花布来着，啊？”

　　我一把抓住他的领子——手自动伸过去的，几个手指不由自主地抓紧了他的粗呢大衣。

　　“克里文季哈，你也不乐意记在你的帐上吧？谢麦连科夫呢？假如你冲到奥任去，他们也许不会死的。你害怕子弹了？你害怕自己受‘伤’？你可怜谁？孩子还是自己？”

　　他微微张开嘴巴，急促的呼吸直喷到我的脸上，我们眼清对着眼睛。看来，我开始光火了。有时火气一上来，我是昏天黑地的。

　　“阿勃罗西莫夫，你也不想回忆吧？关于他的消息，是你泄露的吧！你也没有想到吧？你看见桌子上有吃的，你就六神无主了吧？你这是可怜自己的孩子，啊？你别拿孩子招摇撞骗了，波佩连科！”

　　他连连后退，一直退到栅栏。

　　“咱有罪，”他嘟囔着说。“咱糊涂，咱不是背叛……咱嘛，……政治上……”

　　手指渐渐自动松开。但是波佩连科依旧佝偻着身子，紧靠在栅栏上站立着。我的火气不知怎的一下子泄掉了。我可怜他，这个白眉毛“小鹰”。怜悯，这是后方老百姓不成体统的感情。如果我有可能，我一定把波佩连科留在村子里，留在孩子们身边，让他抚养他的“近卫军”。村子里也需要男人，吓，多么需要啊！但我们眼下缺少战士。波佩连科加上他那支自动步枪，占格卢姆斯基打击力量的一半。至少，小鹰总会打枪吧。我今天可怜他，明天火烧鬼一准把全村杀光。假如他火烧鬼在林子里打败我们，发现袋子里运的……知道受了骗，那他一定发狂地报复。

　　怜悯有它坏的一面。

　　“你肯参加战斗吗？”

　　“肯。”

　　“记住，对你有特殊的要求。”

　　……他依旧鼓着眼立在栅栏的旁边，仿佛看见被杀害的谢麦连科夫、克里文季哈、阿勃罗西莫夫的影子在他眼前晃动。

　　我走开，让他想一想，让他自己决定。总不能老用军事法庭的名义命令他。

　　在铁匠铺附近我碰上了瓦列里克、马利亚斯和克罗特。他们三个正在茂密的柳树林和胡桃林里避雨。马利亚斯象个游击队员，大大咧咧的倒背着马枪，枪口朝下。好一个久经沙场的武士！但是他那张面孔泄了他的底，这是小把戏获准挡挡汽车方向盘而得意忘形的面孔。

　　克罗特铁青着脸，令人望而生畏。他的短上衣，束着一条军官束的宽皮带，皮带上挂着一支带木壳的老式军用手枪。由于枪太重，皮带已经坠到肚子上了。枪柄上还有一条链条，钩住短上衣的挂钩，就象车站上公用茶杯吊在水缸上一样。他唯恐这件宝贝突然遗失吧？

　　我们这支队伍的军容并不很威武，作个仪仗队可不行。瓦列里克，不错，还象平常那样帅：一套紧身的呢料水兵服，里面露出了“海军魂”，无檐水兵帽，后面有两条长长的飘带，胸前挂着一支德国造自动步枪，口袋里装满了手榴弹，鼓囊囊的。看样子，他是刚从一艘沉舰上爬上岸的，此刻正准备在陆地上高价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手榴弹是克罗特拿来的，”瓦利里克说，他麻俐地把手榴弹往上一抛，然后象耍杂技似的一接——真有两下子！

　　“家底全扫光了，”克罗特解释说。“公家要用，还炸他娘的哪家子鱼呢！”

　　我一抓住沉重的、包着铁皮的门把手，克罗特马上伸过脖子来，他想往铁匠铺里瞧一眼。他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几百万钞票是啥样子。

　　“拿算盘来，克罗特，”我说。

　　“算盘？……行、行。”

　　要搁在别的时候，他会一口回绝的。别人有求于他，他总是千篇一律地回答：“善门一开，善门难闭呀。”然而此时此刻，是清点几百万钞票啊。

　　“还有秤，也拿来！”

　　克罗特急匆匆地走了，他那件上等料子、屁股上衬着皮子的加里弗式马裤，发出沙沙的响声。

　　在半明半暗的铁匠铺里——光线只能从顶棚上一眼小窗里透进来——萨盖达奇内和格卢姆斯基坐在摆在角落里的一张小桌旁边。小桌上乱丢着好多红色三十卢布大钞，蓝色的、上面有个飞行员画象的五卢布钞票，绿色的，有个头戴钢盔的士兵画象的三卢布钞票。这都是农庄出售最后一批陶缸陶罐卖得的现款，

　　现在象一束束五颜六色鲜花似地堆放在一块刀痕累累的肮脏木板上。

　　格卢姆斯基脚下有两条长布袋。这种布袋，是德军掩埋队用来包装尸体的，上面标着号码，寄到需要寄去的地方。德国人精确得很哩。我仔细地看了看两条袋子，袋子里装着德国人包火药的玻璃纸。隔着厚厚布袋一摸，柔韧、厚实，就象一叠叠钞票。格卢姆斯基这个庄稼汉真会动脑筋！

　　“您清点一下，他们多半在格卢哈雷村附近，在林子里接我们，”我对萨盖达奇内说，“您有个准备，他们问时您好准确地回答他们。”

　　“我还用嘱咐吗？你们准备好了没？”

　　“差不多了。我天不亮去奥任，硬闯！”这是我对格卢姆斯基说的。“我带着自动枪手在林子边上等你们。我来同你们联系，他们在林子里隐蔽前进，落在后面一点点。”

　　格卢姆斯基点了点头。

　　“如果我不在林子边上，你们就回来。”

　　“嗯……嗯，”格卢姆斯基回答。

　　他阴沉着脸，用厚实的、扁豆一般的指甲，直抓桌子，他心里有什么想法，可他不想跟我讲。

　　房门吱吜一声。克罗特递给我一个算盘和一架台秤，秤上有一根很长的杠杆和一个可移动的砝码。他那石墨一般的黑眼珠子在桌上三十卢布的大钞，在两条布袋子上扫来扫去。

　　我把算盘和台秤摆在桌子上。算盘很不错，真正骨头做的。大概，克罗特象谢拉菲玛保存自己那本“星球大战”那样，把它保存在保险的地方。克罗特的大手白天干又脏又重的活儿，晚上就拨弄算盘的骨头珠子。为一个人服务，为哪个呢？……

　　“就便问一声，三百万卢布该有多重呀？”萨盖达奇内问道。他们兴趣上来，突然一问，我根本无法回答哩。

　　他如果问格陵兰人怎么用鱼叉叉鲸鱼，也同样能问得我目瞪口呆。我这一生，手里还从来没攥过一百以上的卢布呢。

　　“咱们大略称一称农庄的现款有多重，”格卢姆斯基建议说，“然后再一乘嘛！”

　　他用瘢瘢疖疖的手指搂起几张三十卢布、五卢布、三卢布的票子，用细绳一捆，放在台秤上称，移动法码……指针一抖也不抖。

　　“哦，对了，”格卢姆斯基尴尬地说。“咱们的合作社放在台秤上没分量。想当年，收帐人的皮包把肩膀都压歪了，那是在战前！”

　　“哎，亲爱的，”萨盖达奇内学着他的腔调说，“不管怎么说，我妈妈的宝石项链，重得压脖子，开完舞会，不得不擦油。那是在革命前！”

　　农庄主席和纠纷调解人兴致勃勃地互相对视着。

　　“应该说，你们的计谋并没有失去意义。”萨盖达奇内体谅下情地轻声说。“人们听到什么事，也不如听到什么地方有宝贝，或什么人有钱，更乐意相信了。心理的特殊现象！你们可曾注意到，最富有的人——那就是你们的邻居。多少次有人来找我，在我的地下室、地窖里乱搜乱翻，寻找祖传的珍宝……谁也没找到什么东西！你们问问克罗特，萨盖达奇内是何许人，他一定会说，房底下埋着几普特金子的大财主。”

　　“我不喜欢克罗特，”我执拗地又说了一遍。

　　“有啥法子？”格卢姆斯基急燥地说。“缺他，没法子实现咱的计划！”

　　“你还有什么计划呀？”

　　“这样的……如果你带着自动步枪手赶不到林子边，咱们照样向火烧鬼进攻，懂吗？一定要砸烂他！”

　　原来主席心里想的是这件事……

　　“怎么，就这么几个人？”

　　“喂，听我说，你们可别把我也用在你们的计划里！”萨盖达奇内高声地央求说。“饶我吧，我够呛了。”

　　但是，格卢姆斯基没有理会这位纠纷调解人。他突然暴发了打仗的热情，忙不迭地说了下去。

　　“我，克罗特和马利亚斯，赶上一辆大车，懂吗？火烧鬼晓得咱们拢共三个人，所以叫波佩连科和瓦列里克拿着自动步枪和手榴弹，躲在大车里，上面盖上帆布。咱们再用两条袋子从两边遮住他们？土匪们从林子里窜出来的时候，咱们假装害怕，扔掉武器，拔腿就跑，懂吗？而波佩连科和瓦列里克放他们走近，迎面一阵自动步枪，……再加上手榴弹，懂吗？”

　　他，格卢姆斯基，很激动，时不时地重复“懂吗？”和用手指甲划桌子。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的军事行动啊。

　　我简直认不得这位主席了。兴许，那些游击队领袖们的机智才能，就是这样意外地表现出来的吧？

　　“有点冒险，”我说，“我为你们担心。”

　　“你用不着担心，”格卢姆斯基劝我说。

　　萨盖达奇内微微撇着嘴角，手指拨拉着算盘的骨头珠子，听着我俩的对话，象听两个陶醉在自己幻想里，并相信幻想能够成功的孩子在对话。

　　“你骑马去干你的事，”格卢姆斯基继续说，“可千万别把马累坏。”

　　这位主席的声音中充满了指挥员的自信心。打从拿起马枪之后，他完全变了。我们这个热爱和平的森林地区涌现这么多的游击队领袖，看来不是偶然的。一个头脑迟钝的园艺师，或者一个农庄会计背起马枪进了林子，有的干脆就带一把斧头，回来就拉起整整一队人马。这种事儿，在波列西耶一带，是屡见不鲜的。他们从哪里起家呢？也许，就从这么一辆大车吧？

　　“噢，十九世纪意大利有个烧炭党，”萨盖达奇内低声地说，“都是些好斗的人……这花招，他们玩过。就在特洛伊①城下……主席，咱们抽支烟，就分手吧？”

　　【注 ①：古代小亚细亚西北部的城市。据传希腊人把兵士藏于木马中，放在特洛伊城下，特洛伊人把马拉进城中去。中计城陷。】

　　他俯下身，用火镰打火石取火。

　　格卢姆斯基耐心地等候着，终于自卷的细烟卷和反坦克枪口径那么粗的烟斗伸向燃着的火绒。我们马上就得送萨盖达奇内上路。火烧鬼或是他手下的什么人，一准在路上的什么地方等他呢。土匪的主要力量可能在监视奥任大道，截阻我们派出去的使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得不等到天黑……我的神经随着一分一秒的流逝而越来越紧张。快一点上路吧！既得等，又得赶，——再没有比这更糟心的了。

第十二节

　　“唉，你也太不心疼它了，”格卢姆斯基唠叨说，一边用手掌揩拭湿淋淋的马屁股，摩挲平了的皮毛，又象上过漆似地闪闪发亮。千里马斜睨着眼，倒蹬着蹄子，身子往边上靠，它没耐心再等下去了。“有必要的话，你就抽它两鞭子，”格卢姆斯基接着说。“它支持得住。良种马呀！”

　　牡马弯下脖颈，伸出粉红色的柔软嘴唇，拱主席的手掌，他手里有黑面包皮。村子里没有糖。孩子们都忘记白糖是啥样子了。在格卢哈雷村，没人会说：象白糖一样白。都说：白得象白垩，我们这儿白垩有的是。

　　“到了奥任，别把它交给陌生人。”

　　千里马匆匆地咀嚼着面包皮。我们太穷了，黑面包也成美味佳肴。主席瞅着牡马，唉声叹息。他在默默告别，还是怎么的？对，我们一路上将焰火齐放，噼啪作响……如果火烧鬼想打埋伏的话。

　　可它，牡马，好象预感到路途的艰险，很激动，扑扑地歙动鼻翼，秃了毛的那块地方，微微颤抖，仿佛怕冷似的。格卢姆斯基趁机一掰嘴唇，麻利地把嚼子塞到它的嘴里。铁嚼子碰在雪白的牙齿上，发出铿锵的响声。它浑身哆嗦，它不喜欢这个铁玩艺，但是主席一面咕咕囔囔地哄它，一面把嚼子扣起来。

　　“好啦！”

　　牡马的瘦长的嘴脸，蓦地、仿佛自然而然地慢慢向上昂起。格卢姆斯基笑了。我是第一遭听到他怎么笑，——笑得很尴尬，很不自然，好象在咳嗽。但是千里马跟格卢哈雷人不一样，它熟悉这笑声。它象是回答似的，用它的嘴脸直撞格卢姆斯基的肩膀，呼哧呼哧地打响鼻。有那么一刹那的工夫，主席的胡子拉碴的脸紧贴在牡马的锦缎一般闪光的面颊上。

　　“对，它一定会认我的，”格卢姆斯基嘶哑地说，一面朝旁边退去。“因为咱祖先是哥萨克血统，”他不好意思地对我解释说，“是马贩子。”

　　千里马用它那掩蔽在狭窄眼睑下的细长眼睛斜睨着我们。横在剪得齐整整额鬃下的长条带，拢在面颊上的皮条，鼻梁带——整个笼头服服贴贴地套在它那修长俊俏的脸儿上。

　　我跨上马鞍。千里马在我的鞍下东歪西扭地走着。远处白云堆聚的天际，依然微微闪光，但是林子里，大概早已完全黑黝黝的了。

　　刚才格纳特给瓦尔娃拉带回一张条子，一共写着八个字；“等我。即来。亚逊克。“火烧鬼的深长含意，我们完全明白。这位“亚逊克”详细问过了萨盖达奇内。此刻他已经下定决心，要截获这两条，每条三百万卢布的布袋，并趁机消灭两个“小鹰”，而后以胜利者姿态，凯旋格卢哈雷村：辞行，并整顿秩序……

　　“姥姥，”我问，“给你从奥任带点啥来呀？”

　　我的口气是那样精神饱满，连自己对这种做作都觉着讨厌。趁姥姥琢磨回答的时候，我从床头小柜里掏出我珍藏的一盒火柴和两个急救包。急救包是医院的一位女护士送给我的礼物。给当兵的送礼物，还能有什么东西呢？打过仗的人，都深知急救包的价值。火柴，我揣在怀里，急救包装在背包里。背包里还有Ｍ　机枪备用的三个弹盘和有百余发零散子弹。

　　雨里仿佛搀上了黑墨水。天色，随着一滴滴雨点的下落变得越来越暗了。

　　“听我说，”我对安东妮娜说，“你这就搬到格卢姆斯基家里去。为什么要搬过去，而不是暂时去住几天呢？他们老两口子什么人也没有……没儿没女……你住在他家，会称心的！”

　　“不。”

　　她的目光掠来掠去，一忽儿瞧瞧宽敞的、不合格局的泥抹板房，一忽儿看看摆着泥狮子和泥鱼的木桌，一忽儿瞅瞅绘着格卢哈雷村特有的花纹图案的炉子。

　　雨点顺着玻璃，颤抖地流下来，划出一条条弯弯曲曲的道道。炉子里散发出暖人的热气，炉膛的炭火闪着变化不定的红光，照得屋子亮堂堂的。

　　“你别急……不耽搁，我明天一准可以到家。”

　　她眼巴巴地望着我，她那冰冷的指尖小心地触到我的脸上。这是她的习惯动作，她仿佛粘在我的身上了。也许这是触觉使我发觉的吧？

　　安东妮娜脖子上的那根青筋在跳动，轻轻地，轻轻地在跳动，在这根笔直的线条向平滑丰满的耳垂转去的地方跳动。

　　“哎，你有没有公民证？”

　　这当然是个愚蠢的问题。在格卢哈雷村要什么公民证？

　　“以后上村苏维埃给你领一张，咱们到奥任去，”我说。“别人有啥，也让你有啥……”

　　她把手指搁在我的唇上，我也安静下来。实际上，我也太顶真了。她严肃而又仔细地打量我，我把脸往她的脖子上一扎，我的嘴唇感觉得她的青筋在搏动。我不愿意让她这么仔细地瞧我，怕她看出我胆怯。此刻站在安东妮娜身边，我开始对漫长而又黑暗的旅途有些胆怯。我觉得，我可能失掉的东西太多了！

　　“是时候了……我该走了！”

　　她往旁边一闪，随手递给我一个包着早点的小包。我把小包放进背包。

　　“别忘记，格卢姆斯基对你太好了……象亲生女儿一样！”我说，一边把背包往背上一甩。

　　两根背带背在军大衣的肩上，肩上还保留着佩带肩章的扣环和很久不揩、已经发暗了的有红星的钮扣。

　　安东妮娜的面孔突然扭歪，好似在拚命咽东西。她说话很困难，就象重新学说话一样。

　　“我……要……等……”

　　我头也不回拔腿就走。记得，我读过一本小书，书上说，真正男子汉大丈夫都是这样行事的：他们尽管内心痛楚，愁得举步困难，但仍旧目不回顾，一往直前，迈出均匀、坚定的步伐。

　　但是，离开屋子，走到拴着千里马的大门前，我刹住脚步，转过身去。叫那些书见鬼去吧！管它书里的人怎么走呢，可我和她是活人，是普普通通的人，我们没有必要把自己设想成这样，那样。

　　安东妮娜，她那笔直的，修长的身子僵立在板墙旁边。她站在雨下，她的头，在暮色苍茫中变成金黄色，宛如八月的向日葵。

第六章 第一节

　　在到达林子之前，我任千里马放开脚步，轻快小跑，让它暖和暖和身子。沉重的背包，敲打着我的脊背，敲得生疼，不管怎么说，里面有三百发子弹啊。

　　我的膝头感到，马的两肋在均匀地，有节奏地一起一伏。

　　路已经看不清了。现在只好相信马，相信它的嗅觉。它闪电地甩出每一个钉了掌的蹄子，预先就知道该往哪儿落。它的狭长的脑袋里，藏着一只精巧的计算机。

　　雨打在脸上，两颊凉丝丝的。风在机枪套管的洞眼里发出均匀的嗡嗡声。在黑暗中，只有潮湿空气中充溢的浓郁气味提示我，我在什么地方纵马急驰。马铃薯的枯萎茎叶的浓重腐烂味一瞬即逝，代之而来的是麦花地的苦涩香味……我驶进春播地，再往前，是一片长满高高再生草的草地，草地里飘出野芝麻和甘菊的沁人清香。森林如同黑乎乎的庞然大物，朝我迎面扑来。又跑了百多米，森林里的蕨类，　麻和针叶的味儿，预告森林已在眼前了。

　　千里马飞也似地驰进树林，犹如驰入茫茫黑夜。一片漆黑，连马的耳朵也看不见，只感到，涌到路边的一片树木，象两堵墙似的向你压来。嗒－嗒－嗒－嗒，马蹄的敲击声，从右向左，从左向右，都响起回声，回声在林子里传得很远，大概，马蹄声在一公里以外都听得见。

　　道路进入松林的“澡塘脱衣间”。我觉出到了这里，是因为我看见头上微微露出了亮光，针叶林的热气向我和千里马滚滚涌来。我们这远近驰名的“澡塘脱衣间”，即便在下雨天也保存着热气。

　　十天之前，我躺在这片小森林里；仰望着苍穹；享受着安逸和清静。这里，曾有个细长腿，体态轻盈的狍子，四蹄几乎不着地地从这儿飞跑过去。一枝“什梅塞尔”自动步枪的短促而又准确的连射，象刀子一样，捅进它的心脏。对我来说，一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仅仅就在十天以前啊！

　　千里马驮着我进了沙拉耶小林，雨打在厚实的叶子上，发出一片呜鸣声，如同黑压压、遮天盖地的蜣螂大军，在黑暗中准备起飞。我伏下身，伏在捆在鞍鞒的机枪上，免得那放肆的枝桠抽打面孔。沙拉耶小林，沙拉耶小林……黑糊糊，象猛禽利爪一样的焦黑的橡树枝，黑色的不祥的鸟儿的哇哇　噪……我用鞭子稍稍抽了抽千里马，很轻很轻，它就心甘情愿地加快速度，它的全身似乎绷成了一根弦。

　　鞒 在我的身下跳动，背包象捣锤一样。有节奏地敲打我的肩胛骨。

　　最后，沙拉耶小林带着呜呜声往后掠去，如同冰块退离河岸。我们现在飞驰在茂密的，散发着沼泽和薄荷幽香的混合林中。莫非我们闯过来了？好样的，千里马。加油，快跑。它的四蹄一跨就是几米，等速地奔跑着。它的呼吸声，甚至听也听不到。

　　我觉着树木放过我们，随后又象巨浪似的闭合起来。嗒－嗒－嗒－嗒－马蹄的敲击声。嗒－嗒－嗒－嗒－树林里响起的回声。加油，千里马，加油……

　　浓黑的夜色混合着潮气，扑打我的眼睛，压得眼晴直流泪。我完全浸沉在狂奔的激情之中。

　　千里马登上一座小丘，马蹄陷在黄沙中，但是速度依然如前。小丘顶上，吹来阵阵暖气，可是过了几分钟，我们又钻进潮湿、阴冷的森林。这里周围都是沼泽，道路蜿蜒在一条土堤上。我在一刹那间离开了鞍鞒，欠起了身子，“啪”，一根树枝蓦地把我的军士帽扯了下来。下颌下的一条系带，也没有拢住。但是，停不得呀！我的头发，风吹乱，雨淋湿，又给寒气抚平了。算了，帽子，叫它去见鬼吧，眼睛完好无损，就蛮不错了。冲吧，千里马，咱们冲吧！

　　在前面的黑暗中，从路中央，响起两声不和谐的吆喝：“站住！站住！”

　　这就是说，他们到底来等了……来等了！仿佛雨打到衬衣里面，冻得皮肤立刻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手，自动地，不待命令，就扬起鞭子。猛抽马的肚皮下，靠近大腿那块最敏感的地方。

　　千里马一塌腰，宛如平射的“卡秋莎”炮弹，沿弹道向前疾飞而去。劲风吹打着我俯下的脑袋。后面，很远的地方，马蹄翻起的土块落在地上，发出啪哒啪哒的声响。

　　“站住！”这已经是在背后，在冰雹似地纷纷下落的土块中发出的嘶哑、惊恐的喊声。

　　他们有点张惶失措，胡里胡涂地耽搁几秒钟，而这几秒钟，此刻，对我来说，就是我的整个一生。

　　哒－哒－哒－哒……背后，响起“什梅塞尔”的速射声。一梭子子弹划破耳畔的空气，啸叫着掠过去。哒－哒－哒－哒，又一枝自动步枪打响了。而马蹄：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在这骨节眼上，道路来了个救命的急转弯。我只觉得千里马微微一倾斜，我身子离开鞍子，稍稍往旁边一坠，帮助它转了过去。

　　后面，哒－哒－哒－哒，两枝自动步枪，争先恐后地打出长长的连发。马蹄发出嗒－嗒－嗒的响声……

　　又是长长的两梭子，弹盘一直打到底，扳机一直扣到底。晚了，晚了！千里马已经跑到树林的那边了，子弹，呼扑扑地打在树干上，扑扑地打在枝杈上，马鞍在我的身下跳动，冷气袭人，直灌进了我的耳朵。道路已变得笔直了。

　　千里马在鞭子的猛抽下，依然发狂似的飞驰。它的牙齿紧咬着嚼子，此刻，它不跑得精疲力尽，你用什么方法也休想使它停住。英沙河已经不远了，这条河可以挡住它。

　　又响起哈喝声：“站住！”

　　他们有多少人配置在这条路上？……声音粗暴，象留声机的转动声。加油，千里马。冲啊！再冲一次！鞭子朝下部抽下去。他们在大道上设了两道埋伏，布置了交叉火力。冲啊，千里马！

　　突然。左面响起假嗓子似的尖厉的喊声：“千里马！”

　　接着又是一声唿哨，两个手指按在嘴里，从高音一直到低音，一种特别的唿哨声。而后又是尖细的喊声：“千里马！”

　　这是火烧鬼。那个面部灼伤的家伙，声音高得要撕破了嗓子。牡马的四蹄在潮湿的地面上拖拉一阵，停蹄不肯往前跑了。

　　我觉得，右边的缰绳绷直了。牡马冲着路那边发出喊声的地方扭过头去。

　　“千里马！”林中又响起尖细刺耳的假嗓子，又是一声唿哨，由高而低，慢慢衰减。

　　千里马记得它从前的主人。唉！真见鬼！它记得砂糖，手势，唿哨，声音。霎时，我扔掉缰绳，欺骗它，哦，还放开嚼子。我又猛地一扯右边的缰绳，让它疼一下，迫使它忘掉呼唤声和唿哨声。宁愿扯破它嘴唇，扯得出血。我是个坏主人，心肠太狠了。但是，让疼痛迫使它忘掉那爱抚的手掌和砂糖也好啊。

　　牡马牙齿象老虎钳一样咬牢嚼子。它侧着耳朵细听林中动静，慢吞吞地在路上移动着脚步。噢，见鬼，我失去了摆脱险境的几秒钟。

　　我们没想到，没想到千里马直到如今还记得火烧鬼，直到今天，还可能爱他！

　　“千里马！”这次叫得特别欢，特别刺耳。

　　千里马渐渐停下来。我又采用老办法，用鞭子狠抽肚皮下部。铁嚼子叫我从它死死咬住的牙齿上拉开，我紧扯缰绳，勒它嘴唇。跑吧，千里马，快跑吧，别信你的记忆，别相信那两只手掌！

　　然而，牡马非但不往前冲，反而扬起前蹄，振　嘶叫，声音嘹亮，啸啸长鸣。这声音似乎在抱怨我无情，抱怨勒破它柔唇的嚼子，抱怨鞭子，它呼唤自己从前的慈祥主人，呼唤那个从来不打它，那个耍滑头，不勒嚼子的家伙。

　　我险些从鞍子上滑下来。我抓住机枪，才撑住了。我的两脚顶住蹬底，我感觉到，马蹬带绷紧了，眼看着要摔下来了。你这是干什么，千里马？别在原地站着啦，别站着啦！往前跑吧，啊！

　　响起呼唤声和唿哨声的地方，打响了自动步枪。

　　闪光微微照亮路边的枝枝杨柳，那儿，林子里，仿佛在点煤油炉子。完了！全都……

　　千里马，往前快跑吧！火烧鬼朝你的叫声打枪响，你这个靶子太大了，他会百发百中。趁子弹还在旁边乱飞，咱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举起鞭子抽它，它打着转转，蹄子倒换站着，恢恢地嘶鸣。这不是嘶鸣，而是疼痛与苦恼的号叫。又是一梭子。

　　唉呀，你瞧你，千里马，你在搞什么名堂，傻瓜！……我用膝盖，小腿肚，脚踝骨，整个里脚板，在牡马的两肋上夹呀，磕呀，我觉得，子弹继续射来，马浑身直打哆嗦。我听到沉闷的噗噗声。完了。我用力拔掉挂钩，想摘下机枪。千里马沉重地哼哧着，它的整个左肋，全打穿了，它倒了下去。

第二节

　　就这样，我还是没来得及把机枪摘下来。我迅速地翻鞍跳了下来，但求别给马压在身下。

　　脚一挨地，我疼得钻心，不由哎哊了一声。腿！腿挨了一颗子弹。我一叫，路那边又朝叫声打枪。这一次是两枝自动步枪。火光在树木之间闪动，我看见子弹出膛的短暂曳光。但是千里马侧棱着躺在地上，用自己的躯体掩护了我，这一次，它救了我，两梭子子弹，它全接受下来，它呼哧着，蹄子一蹬，踢在我那条好腿上，痛得要命。我强忍住，没叫出声。

　　在马倒下的地方，闪动着什么东西，泪泪流淌，发着轻轻的俄破声。我知道，是什么在俄俄发响。千里马在倒气，嘴上喷出的血泡泡在喷喷发响。

　　路上传来人声。这是第一道埋伏的土匪走过来了，他们在我急驰中并没有打中我。我爬到牡马跟前，它已经不挣扎了，只是不停地喷血泡，千里马真够呛，它的罪没多久好受了。

　　我摸了摸鞍子，前鞒，机枪不在。我手指触到的，只有断成几截的两道结实的细麻绳和冰冷的铁挂钩。想来，马趴下去的时候，机枪撞在地面上，绳子经不住，断了，机枪飞出了。我在粘乎乎的湿泥里乱摸，在落叶里乱翻，手指摸到的，净是泥浆，积水。

　　第一道警戒线的匪徒只距二三百米了。

　　“喂，你们那边咋的？”他们喊道。“也放跑了？”

　　火烧鬼和那个留声机嗓音的家伙没答碴儿。看来，他俩在竖着耳朵听动静哩。沉着，我对自己说，别慌，还有几秒钟。他们在黑暗中，也不敢冒冒失失地乱撞。开头，他们可能先包围千里马倒下的地方，好把我捉活的，或者枪口对准我，立地打死我。

　　火烧鬼默默地等待援军。我小心地在地上摸索。机枪毫无踪影。背上背包里的子弹盘，现在变成了无用的累赘。好吧，有啥法子……两枚手榴弹，足够给土匪添点麻烦了，哪怕扔出一个也行。他们即使包围了我，不容我再扔第二枚，一个总甩得出去，但希望它能命中。我的上下牙齿得得地直打颤，心，狂跳不已。躺在黑黝黝的林子里，不死不活，太可怕了。唉，太可怕了！

　　我摸了摸两枚手榴弹：一枚是起棱的、重六百克的“枣核”形手榴弹；一枚是两边光滑的轻型ＰΓ42－“小桶”形手榴弹。Ｐ　先不用，这枚留给自己。可“枣核”要扔出去。它爆炸后的散片，可飞到方圆两百米的地方。这种手榴弹，规定只许从掩体里面扔出去。眼下，这条规定已失去意义。话又说回来，杜鲍夫小组的人，也不管这一套，他们从任何阵地上都扔，只要不碰到“自己人”就行。

　　左脚的靴子里，仿佛有人给我放进一只热水袋，里面潮乎乎的了。但是此刻没有必要多想这些，血，一时还不会流光。

　　“舒柯！”火烧鬼喊道，他的嗓音尖声尖气。怎么能听从这种腔调的人指挥呢？“舒柯，谢敏柯！到大道那边去瞧瞧，“小鹰”躺在那边的什么地方。”

　　火烧鬼自己留在原地。在决战前夕，他自己不想冒险。这个坏蛋！千里马，傻东西，你相信的是什么人啊？他们把你骗了。我叫你撂了。我紧咬着牙，竭力镇静下来。

　　我侧耳倾听，听见大皮靴小心踏在泥泞上，发出叽呱叽呱的声音。舒柯和谢敏柯慢腾腾地走着，他俩也晓得有六百万钞票，他们也不想冒险。眼下对他们来说，六百万，这意味着颐指气使，自由自在，饱食终日，舒服安逸。

　　没关系，明儿一早，格卢姆斯基会来降服你们的。你们骗不了他，他不是千里马，光惦着吃你的白糖。

　　叽呱——叽呱。过了一会儿：叽呱——叽呱。他们小心地走着，一句话不说。一切又寂静下去。这当儿，路边传来丁冬丁冬的响声，仿佛有人用手指敲打木琴的振动薄片。声音很弱很弱，刚刚听得见，这是沉甸甸的大雨珠儿，从树叶滑下来，敲在金属上的声音，金属的声音！

　　我爬到发出轻柔丁冬声的地方。伸手摸了一会儿，猛然间，摸到了我的Ｍ　的枪筒！消焰喇叭口塞满了泥土。我用手指往外抠，我的心怦怦地狂跳。机枪又到身边了！

　　叽呱——叽呱……我的靴子里有一百度，热度从里往外烧，厚油布的靴筒里已经不是热水袋，而是簧火堆燃烧的红火炭儿。但此刻，不值得多想这条腿。

　　唉，安托莎，我没料到会有这样的结局。我只希望，随着时光的流逝，你会忘掉。忘掉，痛苦过后，重新振作起来。生命会占上风的……

　　叽呱——叽呱……来吧，来吧！妈的见鬼，手指抖得厉害。在前线上，我从来没这样害怕过。在那儿，我从来没感到自己孤立无援。我小心翼翼地把枪支架拉了下来。且慢，伊凡·卡佩柳赫，要沉着。别慌。你抓起机枪干啥？它是你的救星？它也可以送你死呀。你在黑暗中兴许能撂倒他们个把，可其余人就会掼过手榴弹。夜里，靠机枪，打不了仗。你要想办法保存自己，伊凡·卡佩柳赫，伊扎贝拉妈妈的儿子，谢拉菲玛姥姥的外孙，你要玩玩这几个小球，弄得他们团团转！你要压下颤抖，制服手指，清清脑子。

　　叽呱——叽呱……叽呱——叽呱。

　　如果到不远的地方躲起来，等天亮，保存力量，那就能给土匪们来个意外打击。他们一准要在这儿等候“钞票运输队”。到那时，Ｍ　就能真正发挥自己的作用。到天亮，机枪就长眼睛了。怎么样，卡佩柳赫？对，要爬到远点的地方。爬过去，躲起来，把腿包扎一下，免得血流干，然后，就等天亮，对，对！

　　我艰难地俯下身，想把那条受伤的腿搬过来，脱掉靴子。一阵剧痛，象刀子捅在神经上。刚才那股兴奋劲儿解除了我头一阵爆发的疼痛，此时，这股劲儿过去了。我在这只靴子的厚油布靴筒里摸到一把芬兰短刀，我把刀尖伸到厚油布里面，用力一挑，靴子筒扯紧，压住伤口。嗬，痛得我五脏六腑都翻转过来了！……我把厚油布划开了一点。

　　叽叽——叽呱。估摸只有五大十米了。我脱下靴子，一抖落，血抖落在地上。看来，血还没来得及凝结哩。就在这儿留下一洼血吧！我把靴子筒掖在皮带上，还用得着哩。而最主要的是，不让他们晓得，我伤在哪里。

　　我动了动那条腿。是穿孔伤，打在小腿肚子上了，几乎就在小腿中间，大概，碰到了骨头，或许没打断。小腿上部，硬邦邦，蛮结实的呢，没事，我对自己说，我的手指摸到子弹出口的边边，那儿粘乎乎的，没事，只不过是穿了个洞，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而是在腿上，最平常的子弹穿伤。用医生的话说，钻眼。没事，没事！

　　进口和出口，都没有大量流血。动脉没打断。但是，血，还是要珍惜的，我用那几截细绳，在膝盖下边一点捆捆好。暂时，就凑和了。

　　叽呱——叽呱！

　　脚步声接近了。我把沾满血的包脚布塞进口袋，悄悄地往林子里爬去，一边爬，一边拨开树枝，生怕发出吱咯吱咯的响声。我用左手抓住草，抓住青苔，带动受伤的腿，另外用那条好腿往后踹，身子慢慢向前移动。Ｍ　拿在我的右手里。多亏下雨呀！土地松软，树枝潮湿，柔韧。我宛如在羽绒褥子上爬行，一点声响也没有。

　　叽呱——叽呱。

　　这声音在路上。但我已经深入树林十来米了。已经爬了十米半，十一米！石松抖落下大颗大颗雨点子，直往我的头上落。雨点子冰凉，落在头上，挺惬意。捆着细绳的那条腿嗵嗵直跳，痛，到处乱窜。这没关系，我受得了。十二米半。青苔，湿滚滚的青苔，它救了我，把一切声响都窒息了。只有一点不好——青苔把雨珠全吸了进去，哪儿也找不到积水的坑洼，渴得要命，直想喝水。伤口和恐惧，把身上的水分全榨干了。我浑身热汗淋漓，连军大衣都贴在肩胛骨上了。

　　呼吸参差不匀，声音特大，震耳欲聋，活象火车头的嘶哑喘息声。不管怎么说，我有这样的感觉。

　　路上又传来说话声。

　　“队座！”男底音叫道。“这儿有匹马……没有什么人！”

　　队座，大概就是大头目火烧鬼。我趁他们琢磨道路的时光，又爬了老远。我摸到一棵粗大的松树干，就钻过去，躺下来，总算有了个屏障。Ｍ　的枪托挺湿，挺凉，我舔净上面的大雨珠子，雨珠有油味，挺腻嘴。他们是继续搜我，还是把我丢下不予理睬呢？

　　“揿着电筒，谢敏柯！”火烧鬼下命令。“你们闪在两边，准备好。散开点！”

　　嗬，他们还有电筒。防区里的土匪，装备还不赖呀。我检查了一下，看看弹盘牢靠不牢靠，机枪掉下去的时候，会不会撞弯。看来，一切正常。如果他们里面的一个，就是那个打手电的，叫他啥来着，谢敏柯？如果他撞到我的眼前，那他就没多久好打手电了。有啥办法，谢敏柯，就谢敏柯吧。总可以给格卢姆斯基明天减轻一点负担。

　　怕人呐。但是，牙齿倒不捉对了，思路也清楚、明晰得多了。这就是说，我已经习惯于环境。习惯——恐惧的第一个敌人。在战场上，谁不害怕？重要的，是看谁能更快地习惯与环境。

第三节

　　路上突然亮起一道楔形光束，透过蒙蒙的雾气，显得昏浊，微弱。要是他们都集中到这道光束里有多好啊。然而火烧鬼不是傻瓜。他趴在暗地里，另外两个也一样。走在前面，打着手电的，只有谢敏柯一个人。为什么土匪只有四个人呢；另外两个，大概占据别的阵地了吧。

　　腿蹦蹦直跳，火烧火燎。

　　楔形光束从这边移到那边。蓦地，一个灰色的庞大怪物，出现在光圈之中。这个怪物，突然闪出紫色的火光，仿佛一块宝石在放异彩。这是千里马的僵死的眼睛落在手电的光圈里。笨哪，笨马……

　　“流了一大滩血！”谢敏柯喊道。

　　这是一个年轻人的嗓音，充满惊慌，有点颤抖。大概，他投奔火烧鬼当伪警的时候，还是个小鬼呐，他受了花天酒地生活的引诱。

　　“你咋想的，马身上装的是汽油？”一个男低音问，没等对方回答，自己就哈哈大笑起来。这是做作的笑，自己在为自己壮胆。他们成年钻老林，他们也怕这黑黝黝的沉默老林。看来，他们也直发毛。

　　“这不是马的血，这是他身上流的，在边上，”年轻的谢敏柯回答说。“整整流了一洼！”

　　这就是说，他撞到我脱靴子的地方了。但是，不可能有一洼血，谢敏柯在扯谎。

　　“好，你跟踪追击，”火烧鬼命令他说，“我们在旁边，拉成散兵线。”

　　我把Ｍ　机枪架好，枪口对准那道手电光。唉，谢敏柯，你这个笨蛋，你也象千里马一样，给他们支使到枪口上来了。我拉过背包，摇了摇一棵小松树。反正不怕，他们在路上讲话呐。我把背包中间按了个坑，放在树枝底下，雨点打在帆布上，流进小坑，我就用舌头舔干。水积了一口半，死前能喝个饱才好啊。

　　“干吗跟踪？”谢敏柯问，“这儿，他流了大半桶血。还能跑到哪儿？爬几步，就回老家啦！”

　　他当然是夸大其辞，夸大其辞对他有利。

　　“搜，脚印往哪儿去了？”火烧鬼象命令警犬似的下着命令。

　　他，这个头头，八成站在一棵大树后面，隐蔽着。

　　“这儿好象有人爬过！”谢敏何说。我看见，手电光离开大道，一点一点向我逼来。

　　“搜，快搜！”这是男低音。

　　手电光变短了，谢敏柯弯下腰，在查看青苔。

　　“又是一滩！”他得意洋洋地说，“一滩血！”

　　他在扯谎……让他去扯吧！

　　“搜，快搜！”火烧鬼来了精神。“快搜……我不可能打不着他！”

　　“队座手里跑得了他！”那个男低音巴结地说。

　　他们胆子稍稍大了些，说话，放开的嗓门，树枝子碰得味味直响。两滩血——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手电筒又往前走了几公尺。好，来，来吧，谢敏柯，我送你回老家。腿火辣辣地痛个没完，算了，这罪，没多久好受了。来吧，谢敏柯。手电光上下跳动着，左右乱晃。

　　“您这一枪打得妙，队座！”响起快活的男低音。“还是摸着黑呀！”

　　“别净吹喇叭了。你们都他妈的饭桶！”接着火烧鬼又添了句相当复杂的、给对方下台阶的骂街话。扯着假嗓子骂人，有点怪，特别显得下流。

　　电筒的楔形光束落到了距我一米半到二米的地方，再走近一点点，就可射到我藏身的那棵松树上。

　　“搜，搜，谢敏柯！”

　　我头上的一根树杈子微微照亮了。看得见，树枝上的洁白的，珍珠一般的雨滴在抖动。我俯在地上，隐在树干后面，突然，手电灭了，又是一片漆黑。

　　“喂，怎么啦？”火烧鬼尖叫着。

　　“电珠，还是怎么的，”谢敏柯呐呐地回答。手电筒的金属盖头沙沙直响，有件东西，沉重地落在地上。想必是谢敏柯光顾鼓捣电筒，自动步枪脱手落下去了。

　　“电珠怎么啦？”火烧鬼问。“你别他妈的……布雷赫，你过去看看，那边搞个啥名堂？”

　　现在，几个家伙的名字和绰号我全知道了：火烧鬼，布雷赫，谢敏柯，舒柯。好，咱们算认识了。

　　“真的不亮，”布雷赫停顿了一会儿说。“坏了！”

　　行，谢敏柯。你并不那么简单。有脑子。

　　“让‘小鹰’去见鬼吧，”舒柯用低沉的声音说。“一夜下来，保险翘辫子。咱摸黑搜个啥？血全放出来了，就是说，您把他的肋条打断了，队座。没错儿吧！”

　　火烧鬼不吭声。布雷赫和谢敏柯在不远的地方悄悄嘀咕什么。

　　“你没备用的啦？”

　　“哪来？最后一个了。”

　　“真糟糕。”

　　谢敏柯吭吭哧哧挺着急。他在电珠上搞了什么鬼呢？大概，把玻璃珠的底座拧松了。

　　“算了，”火烧鬼寻思了好一阵才开了口。“来，咱们冲林子来最后一家伙。”

　　四条火光在我面前闪烁。短促的曳光在跳动，颤抖，溅着火星子，整个林子发出隆隆响声。松树上的树皮，针叶，纷纷下落，落在我的头上。大树掩护了我，为我挡住了子弹。

　　隆隆声嘎然而止。林子中散发着刺耳的硝烟味。嗬，肩胛骨又是汗水淋漓了。我觉得，全身水分一点不剩地榨干了，好象用压榨机压过，而一串串的汗珠，又顺着两肋淌了下来。唉，这伙狗杂种，他们撼动了我的神经系统。

　　“走，把马拖开，”火烧鬼说。“别让它倒在路上。”

　　嗬！……我轻松地吁了一口气。我和她还能共同生活啊！现在，该拾掇拾掇腿了。

　　我听得见，他们在路上吭哧吭哧，喘着粗气，他们在往路边拖死马。我用湿青苔揩干净手指，用牙齿撕开急救包的包皮。急救包里有绷带，纱布和两个棉塞。我把两个棉塞贴在子弹的入口和出口。为什么一个人对疼痛不能满不在乎呢？……我用绷带包扎好，而后，把绑在腿上的细绳割断。我感觉到，血，又顺着血管流到麻木的腿上。

　　我在绷带上面，又包上了包脚布，当作裹腿，我怕腿冻坏。想不到，细绳子又派上了用场。

　　大道上，烟卷头上的火光一闪一闪。看样子，他们把马拖到沟里，盖上了树枝子。活儿干完了。

　　“怎么，咱们走吧？”那个男低音问道。

　　“格卢德呢？”

　　“他们走了，格卢德和米涅依快到英沙河了，”火烧鬼回答。

　　这就是说，他们不打算在这儿设埋伏！这儿是一条临时阻击线，而真的埋伏设在英沙河附近。几双皮靴吧哒吧哒地踩在路上……他们走了。留下我在这儿翘辫子。兜着屁股来它一梭子？　，不行，净胡闹，卡佩柳赫。神经真的损伤了。要等格卢姆斯基来！先通知他！一定要活到天亮！

　　话又说回来，有什么可预先通知的呢？他们早已知道，有埋伏在伺候他们。格卢姆斯基还没到转弯的地方呢。我得跟着土匪，爬到英沙河，就这么办……如果我能爬到设伏的地点，隐蔽在附近，那明天早晨，战斗打响的时候，Ｍ　就出现在土匪的后方。这是对格卢姆斯基最好的支援，加把劲吧，卡佩柳赫！

第四节

　　我把背包甩在背上。背包上，肩膀上，放上机枪。我向路上爬去。在翻越一条不大的壕沟的时候，我的手指插到烂泥里。水洼！

　　我开始舔汪在烂泥上的一层水。水的味道苦涩涩的，看样子，这水是汪在秋天的落叶上的。在军队里，我们行动总带水壶，可今天，我却失策了。在这本来已经潮湿的，阴雨连绵的日子里，我不想随身带水。

　　我象狗一样舔着。水发着愉快的　　声，从里一直凉到外。额头上微微渗出汗珠。不能再喝了，身子弱，汗出多了，会虚脱的……不，伤在腿上，还好，人家“肚皮患者”才喝不得水呐，“肚皮患者”喝水，等于喝毒药。

　　我躺在湿漉漉的沟里休息。到英沙河还有遥远的路程哩，一公里，也许是三公里。步行，这段路，完全是小事一宗。

　　我又顺着大路慢慢地爬，爬爬，停停，支楞起耳朵听听。

　　本来也可以往根拐棍，一瘸一拐，慢慢撑到英沙河。但我怕触痛伤口，我怕流血过多。

　　又爬一百米。我觉得几个满粗壮的手指擦伤了，直发麻。我把它们伸到大衣里，暖一暖，使它们到了那儿别太僵直了。哆哆嗦嗦、转动不灵活的“迟钝”手指，对机枪手来说是派不了用场的。机枪手，如同钢琴家和提琴手一样，先要保护一双手。两条腿，——并不十分重要。杜鲍夫在朱列佛附近留下沙里费特扎诺夫掩护小组撤退，他一个人顶住德国佬，顶了半个小时。后来才弄清楚，他的两条腿被打断了……

　　很遗憾，我没表。星星又看不见，很难判断时间。大概还不大迟吧，离鸡叫还早着呢。但是在这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在这浙浙沥沥的雨声中，夜，好象长得没有尽头。眼看自己的有生之时，快消耗完了。

　　后面又甩下四百米。胳膊和腿好象散了架，眼前闪着光圈。我决定，要多休息几趟，时间还有，急啥。

　　恼人的疼痛象锯子在锯这条腿，也象有人打伤口穿进一根弦，来回在拉。然而，最伤脑筋的事还刚刚开头——寒热。它暂时还在体内轻揪轻拧，一会儿象火炭放在皮下，一会儿又象冰块，不管受了什么伤都发寒热。它使你烦躁，迫你生气，逼你发火，它象　虫，一星一点地吞噬你的意志。我在医院看见过它如何拆磨伤员。有些身强力壮，冲锋陷阵的汉子，决非贪生怕死之辈，但寒热竟搞得他们嚎陶大哭，仿佛自己提前为自己送葬。他们任性子，耍脾气，张惶失措。寒热支配了他们的脑子，一切都调换了位置。

　　我拉下背包，伸手掏安东妮娜给我的储备粮。费了好大劲儿，才解开扎在袋子口上的绳子：手指僵硬了。一大块黑面包，一块结了硬壳的脂油，一根黄瓜。“盐粮贩子的干粮”。猪油不知为啥杂有焦油的味儿，吃下去直想往上呕。吃吧！吃吧！眼下，这是治寒热，治虚弱，治关节颤抖的唯一良药。

　　漆黑一团。一闭眼，头就开始旋转。往哪儿爬呢？英沙河在哪里？格卢哈雷村在哪里？道路，时而从那边荡到那边，时而从那边荡向这边，好似坏罗盘的指针，一会儿指向西，一会儿指向东。道路在旋转，浇足了雨水，它转起来，不出一点儿咯吱声。

　　现在，停下来休息，可停下的位置千万变动不得。头要永远冲着英沙河，而且还要离壕沟近一点，好便于检查，大道是不是无意中向横里爬过去，是不是拐了弯。

　　我咀嚼着，拼命把卡路里塞下去，仿佛用枪通条使劲往枪筒里捅一样。幸亏截过的肠子保持沉默，磨盘没转动，弹片也没有在肚里玩跳背游戏。人体内一下子容不得两种疼痛，总是一种，比较强烈的，压下另一种。

　　穿过腿中的那根弦，又来回拉起来，挂住伤口的边边，触到了骨头。我没有改变位置，头仍旧冲着奥任，冲着英沙河，我搬起那条伤腿摸了摸，检查一下自制裹腿下的绷带。绷带只渗湿一点点，这就是说，一切正常。

　　下一段一百米。我停了好几次，用了近一个钟头，至少，我是这样觉得。此刻，时光的流逝完全换了方式，没人监视它，它就分成一粒粒最小单位，仿佛雨点子，从漆黑的天空上一滴滴洒下来。事情明摆着：照这样爬下去，我是赶不到英沙河的。需要作果断的急行军。

　　我慢慢地爬过壕沟，不远的地方有只林　惊恐地叫了起来。好，你叫吧。火烧鬼反正听不见，他走远了。

　　我爬到土岗上，摸到一棵小白桦树，最要紧的是，砍树时头必须一直冲着英沙河，不能转身。

　　芬兰刀齐着地面砍倒了小白桦树。靠地面的地方，长着粗大的杈子。我手指冻僵了，虽说一直在动．可还是冻僵了。我把手伸到大衣里，暖和了一会儿，但是，芬兰刀在手里，还是摸不紧。我开始清理小白桦上的枝桠，只留了下边一根顶粗的大杈子，其余全削掉了。有这根大权子，我这根“拐杖”就能更舒适地顶住我的胳肢窝。腿呀，你可要撑住，你可别撂我啊！

　　但是，道路在哪边呢？我绕着小白样桦来转去，迷失了方位。往哪儿爬呢？我的心，惊慌地突突直跳。咳，横竖横吧。我从怀里掏出一盒火柴，呼地划着。微弱的光亮，照亮三四米地方的沟沿。一切都明白了：英沙河在右，格卢哈雷村在左。

　　我好不容易爬上道路。现在，可以站起来试试了。真有点担心！要紧的是，时刻不能忘记，脸对着英沙河方向，不能转身。

　　我把Ｍ　背在背上，背背好，两腿直打颤。我扶着拐棍慢慢站起。站住了。虽然摇摇晃晃，但是站住了。我小心翼翼地把全身的重量移到伤腿上。背包里的子弹发出极轻极轻的叮当声。腿里那根弦——已经不是弦了，而是手锯，甚至是双刃锯，它发狂地拉来拉去。但是，腿支撑住了，骨头还是挺结实的。

　　我在大道上一跳一蹦地往前走，就象一只折断翅膀的乌鸦。心怦怦狂跳，湿漉漉的军大衣下摆，拍打着膝盖，仿佛直想拍打地面。嘴唇凝结了血块。唉，卡佩柳赫，你的力气还差一点儿啊。“跳蛙式”迫击炮弹，德国技术天才的发明把你的脂膏都吸干了。

　　但是没关系，慢慢跳得到的，一瘸一拐蹦得到的。

第五节

　　大道下行了！马上要到英沙河了。背包和Ｍ　机枪开始推脊背。胸中象撞钟一样，突突直响。

　　侧耳听了听。在头上，在高高的上空，有轻微的蝉鸣声。只有松林才发出这样的嗡嗡声。我竭力回想，河沿，在大道通到英沙河渡口的地方，是什么模样。

　　现在，我已进入小松林。这儿的树木高大参天，只是树冠上有针叶，宛如一块块轻盈的绿云。贴在树干上，此刻，这些黑暗中看不见的、嗡嗡作响的绿云，掉下一颗颗沉甸甸的大水珠子。

　　我想起，这片松林在离河三百米的地方，粹然中断。再往前，就是一片开阔、湿润的河滩，水淹的草地，生长着高杆早熟禾和酸模草。水边上有灌木丛，一簇簇树棵子，象虚线似的沿着河边延伸。赤杨，红柳。岸边还有什么东西呢？脑袋昏沉沉的，懒得想。于弹在背包里发着丁当声。军大衣，走路时候从里面供得热乎乎的，眼下贴在脊背上，象在作冷敷，虽然东方还没有泛出鱼肚自，头上还认有一线亮光，但我觉得，黎明已经不远了。

　　岸边还有什么东西呢？右边，离道路百公尺左右的地方，有个沙岗，它象城堡的塔楼，耸立在河滩上，河水可溅到它的底部。

　　火烧鬼和他手下的土匪隐蔽在附近，在矮树丛里，在河边迎接我们的人。这儿是设伏的好地方。前边没有去路，而大车在沙土路上无法迅速掉头。

　　不错，火烧鬼也许蹚过河，到对岸，等“小鹰们”从水里上岸的时候，猛地向他们发起攻击。这就非常不妙，我怎么蹚水过河呢？

　　大衣冰脊梁。子弹，犹如一棒铜板，发着铿锵的响声。渴得要命。我用牙齿咬大衣的翻袖口，挤出一点水，这水，有一股子呢子和机器味。河对岸是什么样呢？黄沙。一条稍微倾斜的沙带。战前，到夏天，煤气“飞快车”常在这儿停车，司机加水，而乘客则坐在太阳烤得灼热的黄灿灿的沙滩上晒太阳……岸边的树裸子，稀稀拉拉。树林，离圆木道路开始的地方有半公里。河岸上毫无遮蔽，不是进行突袭的好地方。火烧鬼多半隐藏在沙岗附近。

　　沙岗，啊！……在这样的高地上，架上一挺机枪，那你就是天王老子。手榴弹扔不上来，自动步枪压不住你。火烧鬼会不会想到，在高地放上一个自动枪手，哪怕是一个？

　　我放下白桦木拐棍。眼下，它对我已经没有用处了。再往前，必须悄悄地爬行。

　　我沿着冰凉的沙沟爬行，这里不象道路上，爬过去，不会留下明显的痕迹。我但愿雨水能把一切冲刷得干干净净。不行啊，雨太小，而太阳可能已经跃出地平线，眼看着象个发酵的面团，冉冉升起来了。

　　沟底上的一层针叶到此不见了。上边，已经不再落下散发着松针清香的大水珠子，头上低沉的嗡嗡声也消失了。路已进入河滩，进入草地。我又顺着陡斜的沟沿爬了几步，沟边上是粘土，很溜滑，看来，我马上就能放开肚皮喝个饱。

　　我好象辨别出，是英沙河在喧嚣。浅滩；那儿水浅，但流急。我曾经坐独眼老头儿的大车，涉渡过这个浅滩。那是几天之前的事。

　　我又向前稍许移动一点，不，那不是流水的淙淙声，那是几个人在悄声低语地交谈。土匪！对，对，那还有谁呢？算我走运！我肚皮擦地地爬行，我象个离开菜园的稻草人，在沙土大道上蹦蹦跳跳，却没有白费。他们在河这边，在沙岗下面呐！

　　可要小心啊！在这阴湿无风的黑夜，声音传起来就象水蜘蛛沿着平滑水面疾行。我从沟边往上爬，拖着机枪，离开大道，向右方拐进去。我在高茎草上爬，这不是再生草，而是春天的、已经枯萎的、毫无生气的草。草地完了。

　　脸碰上粗硬刺人的草茎。沼　！我放下机枪，又朝前爬几步。一点儿不错，是池潭。池水清澈、凛冽，散发着泉水那种沁人的凉意。头探下，逆呼吸，无法尽情喝饱，我一合，身子没撑住，嘴浸到水里，马上呛了几口水，剧烈咳嗽起来，看样子，肺都要炸开了！

　　我浑身乱抖，忙用手掌捂住嘴，不让咳出声。千万别叫火烧鬼发现，不能暴露目标啊！

　　我感觉到，眼里充满了泪水，从眼眶涌了出来。我憋得快爆炸了，要炸得血肉横飞。

　　我已经有点痉挛，但还是及时把肩头背包甩下，拉上大衣，蒙住头，脸朝下倒在沼泽上，尽情咳了一通。而后，对着茫茫黑夜，侧耳细听。我呛得直流泪。本来，我一向认为自己是个有经验的战士，谁知竟出了这么大的纰漏！

　　我又担着沙土往上爬。沙岗现出了模糊的轮廓。象毛玻璃一样的天空，开始发亮。

　　下边传来压低嗓门的说话声。是那样平静、从容，亲切，仿佛是几个夜间放牧的牧人悄悄低语。

　　最后，我感到清晨的微风轻拂着面孔，到岗顶了！这儿长的是小白桦树和小松树。这是我根据雨打树叶的独特声响判断出来的。雨点子打在白烨树的叶子上，发出零落的啪啪声；落到一直生到底部的松针里，如同落在刚刚熄灭的火堆上，发出咝咝的声音。

　　为了防备万一，我抽出刀子，侧耳听了听，顶上似乎没有人。我稍稍往旁边爬了爬，摸了一会儿，又向周围空间听了会儿，手里握着刀子准备着。恐惧又涌上心头，拚刀子，总是叫人发怵的。

　　对，这儿什么人也没有，空荡荡的！我让自己在地上躺了片刻。此刻，最最要紧的，是不能浑身散了架，不能有已经达到目的的想法，不能叫这种不正确想法占上风。

　　我先包扎腿。手指象是别人的，树杈子似的扎叉着，绷带变硬了，渗透了血。我掏出第二个急救包，着手换绷带，可眼睛粘在一起，睁不开。如果我任着性儿，可以不顾发烧和寒冷，倒头便睡着，手里拿着绷带，直挺挺地僵在地上。

　　扎好绷带，又缠裹腿。沙岗脚下，不时传来含糊的说话声。我从背囊里掏出德国造的可以折起来的通条，拧好。用通条上的刷子清理Ｍ　的枪膛，免得里面留下砂土。

　　天亮了。我觉得，这是雨点子洒下的亮光。它们把云那边的光线带到地面，云那边已经阳光主宰一切了。

　　英沙河闪着微光。在河的映衬下，现出旁边小白桦树和小松树的轮廓。现在我才看清，它们是那样憔悴，歪七扭八的。它们在这儿很冷，很不舒适，但它们牢牢抓住这块高地，如同真正战士一样守卫着。也许，从前这儿有过挺拔、匀称的树木，是不是都给炮弹削掉了呢？

　　光线聚足了，整个岗顶一览无遗。我看见：残破的堑场和掩体，一截截从地里戳出来的圆木，已经长满杂草的弹坑。战斗在进行的时候，倾泻在这块高地上的，不止一吨金属。在这里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些歪七扭八的小树……当然喽，沙岗清扫得干干净净，只剩下这些婴儿嘴里牙齿似的小树。不过，更好的观测阵地，周围是找不到了。

　　我在沙岗边上选了个方便的散兵场，在两棵白桦树下。我小心地扳开支架，架好机枪，枪口对准大路。我从草丛中窥探，只见在我的下面，在一百五十公尺左右的地方，奥任大道在黑糊糊的草地中间蜿蜒闪亮。到了此地，它扩大了，象个喇叭口，直伸到河里。沟旁、靠近沙岗的柳树丛里，传来悄悄的低语声。在大道那边，靠河，一簇簇矮树丛，象一个个浓密的绿色小岛。过英沙河，有一片水边浴场。我这个阵地太好了，俯瞰四周，一切景物尽收眼底。

　　我检查方位，射界。两颗手榴弹，戳在前面的沙子里。现在，他们要想拿下这个高地，至少要有一门迫击炮。让他们去弄吧！

　　好，一切准备妥当，一切安排就序。不安和恐惧已飞到九霄云外。甚至疼痛也稍稍减轻，腿里的那根弦也不象夜间拉得那么狠，那么凶了。眼下，只是冷得难受，要忍耐，不须忍耐多久了。

　　四周，已经亮堂堂的了。看得见，英沙河水大流急，河水漫出河岸。世界渐渐苏醒，夜的寂静慢慢弥散。雨点，在我的头上掠来掠去。松鸦在松林里　噪个不停，幸亏松鸦不喜欢住在河边，不然，我决不可能这样无声无息地爬上这座沙岗。

　　一阵奇怪的声音从松林后面传过来，仿佛有个人怯生生、不大熟练地吹长笛，手指乱按笛上的洞眼。声音一阵盖过一阵，呼亮、颤抖，抑扬变化。我呆立不动，等待一个惊人的，奇妙的东西出现。声音在增高，变大，现在就悬在岗顶，是在我的头上了。这是一种如怨如诉的鸣叫，我一时想不出是什么声音，当我恍然大悟的时候，声音已经消逝在河那边了。这是大雁南飞呀！它们为了长途跋涉，起得很早很早，排成人字，飞行在雾霭朦胧的土地上空。

　　安东妮娜是否听到大雁的鸣声呢？它们可是刚才从我家上空飞过来的？它们是那么近……又是那么远呀！也许，非常远呐，因为马上要打仗了。

　　下边，刚才被打断的谈话，又嘁嘁喳喳地说开了。看样子，是你的几个好朋友，坐在沙岗下，慢条斯理地叙谈家常、爱情、孩子，过去的岁月和河边的垂钓。他们从来没吊死过什么人，没在别人额上用刀子划过五角星，没用刀子捅过别人的肋部。你下去吧，他们会请你喝茶，喝那冒着热气和树叶味的香茶，会给你一根钓竿、鱼饵，叫你去钓鱼……下去找他们吧，卡佩柳赫！

第六节

　　天大亮了。岗下，矮树丛里的灰色柳树已经清晰可见。此刻，我看清两顶帽子微微摇晃，从那儿传来悄悄的话语声。余下的人哪儿去了呢？我仔细观察，侧耳细听，搞的什么名堂？松林那边传来歌声。有人在林子里走，扯着嗓子唱。

　　过了一分钟，我听清唱的是“年青的加莉娅”。下边的两顶帽子向矮树丛边上移过来。他们停立在那儿等待。

　　唉，加莉娅，年青的加莉娅，

　　你小时候不死，那是为啥？

　　真格的，“为啥呢”？如果你早死掉，那这个唱没唱韵的白痴就没有因由，扯着嗓子，满林子号丧，为自己招灾惹祸了。也许，这个人成心放开喉咙大喊大叫？想事先打个招呼，意思是说；我去办我的事，我不惹谁，谁也别动我，最要紧的是，你们别打错对象。

　　就在这时节，从小松林下坡，沿着通到河边的道路

　　影影绰绰地走来一个人。这人粗壮，墩实，下穿马裤，上穿短上衣，头戴一顶羊皮高帽子。兴许，他早已经开始大唱特唱他的《加莉娅》了，因为他的嗓子低沉了，喑哑了，如同拉坏了的火车汽笛。不过，这失真的嗓音，我还是有点耳熟。

　　我看清束在短上衣上的那条腰带，搭拉在肚皮上的那只装着独　子的黄色手枪套，那根沉甸甸的链条的时候，我当然认出了这位歌手。克罗特！他这么精神抖擞，大步流星地上哪儿去？去奥任？格卢姆斯基派他去的？

　　我检查戳在沙土里的枪支架是不是牢靠。如果土匪开始收拾克罗特，我就不得不提前动手。我的手指微微颤抖。我用肩头顶住枪托，让手更活络地握住枪柄，枪身稳住了。我调正了一下瞄准器，看得更清晰了，看得流出了眼泪，但这没关系，Ｍ　不是狙击步枪，扫射面广。

　　克罗特从枪套里掏出手枪，“什梅塞尔”的枪身抬了起来。我揩掉眼泪，下颌顶住冰凉光滑的枪托，是这样……但是，克罗特把手枪甩到道沟里去了！我放下机枪，观察。“什梅塞尔”的枪身也垂下了。两个家伙往路的两边一站，等候克罗特走近前。

　　他摇晃着双手，朝他来的格卢哈雷村方向指指点点，在解释什么。他说得很响，有零星的几个字：“钱”……“帆布”……“抓住”……断断续续地传入我的耳朵。这分明是在讲格卢姆斯基的圈套，讲藏在帆布下的“小鹰”嘛。他跑到这儿，是就自己应得那一份来讨价还价的！一切都清楚了。

　　克罗特料到，土匪们一定要想办法劫夺运钞票的大车。他悄悄地躲藏起来，此刻来出卖格卢姆斯基的秘密。

　　两个土匪带着克罗特过了大道，直奔河岸边的一个挺大的绿岛。显然，那儿是他们的指挥所。从柳树棵子里又钻出两个挂自动步枪的。其中一个头戴平顶羊皮帽，脚蹬高腰皮靴，他在问克罗特什么话。他的声音尖细，老是保持着单调的最高音。克罗特一面回答，一面吭哧鼻子。他又开始向格卢哈雷方向比划，他很急，好象怕人家听不懂似的，两只手直晃。

　　我浑身颤抖。是由于寒热，还是由于极端厌恶，我不知道。我用拳头啪啪地敲颧骨，狠狠敲。敲暖和了，卡佩柳赫，暖和了，也冷静了。这有什么可奇怪的？这个曾经用砖头砸孩子的富农，来找火烧鬼要自己那一份，有什么奇怪的？他的躯壳里一点劳动人民的灵魂也没有，可别把那双起老茧的黑手同灵魂搞在一块。他不可能甘心让这两袋子钞票太太平平地上缴给国家。他，克罗特，想到这儿急得要死，于是想出这么个办法。

　　火烧鬼回过头，对着柳树丛喊了一声。又钻出两个人。啊哈，全部土匪，都凑齐了。

　　我通过瞄准器捕捉住那边的七个黑影。瞄准器在跳动，从河边道沟跳动到矮树丛。不，不，急不得。还不到时候。现在动手，只会打草惊蛇，他们一定又钻进柳树棵子。要等待。

　　火烧鬼打的什么主意呢？如果他决定迎击格卢姆斯基那还是不得不开枪。要不，在这个美丽的高地上，不会留下纪念碑。

　　火烧鬼在观察四周地形。他的目光，刹那间停留在沙岗上。我觉得，我们的目光仿佛碰在一起。但是，并没有，他不可能看见我——草掩盖了我。火烧鬼指了指奥任方向，指了指河，说着什么话。

　　刚才从柳树棵子钻进的两个土匪，又消失在矮树丛里。过了一会儿，两个人扛出一挺机枪。一个扛机枪，另一个扛着一个沉重的三角支架和一只方方正正的大铁匣子，里面有一条装二百五十发子弹的子弹带。他们要架重机枪，这可是厉害家伙。

　　第一个扛机枪的是个大块头，他犹犹疑疑地蹚进水里，蹚到齐靴腰，回头看了看，指挥员一挥手，叫他向前进。

　　河水蓝湛湛的，很凉，下了雨，水位涨高了。蹚到涉渡场中间，水齐到大块头机枪手的胸口。第二个是矮个子，水上只露出他的头、三角支架和一铁匣子弹。

　　两个土匪慢慢地向对岸蹚去。终于爬上宽阔的沙带。象狗一样，抖了抖身子。两个人身上都穿着羊皮短大衣。这是战前红军的军大衣。穿上这种短大衣，即便在河里泡个够，你也冻不僵的。两个机枪手瞅了瞅火烧鬼，那主儿一摆手，意思说，前进，于是他俩向沙地上一个小岛似的树丛走去，柳树棵子象一片灰毛，戳在河边的浴场上。

　　二号在柳丛后面架好三角架，他们开始固定机枪，拧瞄准器。两个人有时冻得抽搐，就僻僻啪啪地用手掌拍打两侧，不停地跳。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火烧鬼要放大车和押车的“小鹰”到河里。水涨了好多，隐藏在帆布下的两个人，不得不站起来，暴露自己。

　　到那时候，重机枪大概要发言了。格卢哈雷村人后面，扯起四只自动步枪织成的火网。火烧鬼打算有声有色地上演这最后一幕，表示自己的辉煌优势。是啊，这一招太绝了，“小鹰”准得吃瘪。格卢姆斯基的主意，看来是平庸的，也是荒唐的。眼下，火烧鬼真是踌躇满志，专等把我们的人淹死在英沙河里。

　　有两下子，大头目。尽管你说话尖声尖气，可土匪们都绝对听你的，个中奥妙，是不难理解了。但是，最卓越的军事计划，也可能由于一点点疏忽而毁于一旦。偶然的事件。比方说，沙岗上的机枪。

　　我们校订我们的计划，大头目！

　　一个土匪砍了一把柳棵子，把涉渡场附近的道路清扫了一番。火烧鬼知道，这种毛毛细雨，来不及把路上足迹全部冲刷掉。真有远见！

　　我烧得直打寒战。快一点吧。农庄主席料得到克罗特不是单纯地开小差，而是出卖我们么？

　　细雨飘洒。几片白桦树叶子离开树枝，掉了下来，粘在Ｍ　的枪筒上。

　　两个机枪手在对岸，蹲在三角架旁，鼓捣什么。他们转动枪身，观察射界，确定方位。二号是个矮小瘦弱的孩子，很明显，他就是谢敏柯。谢敏柯，你不该揽这么个二号射手的差事，我是无法报答你熄灭电筒的一片深情了。

　　两个机枪手隐蔽在柳丛后面。但在我看来，他们仍然如在掌心。从高地望下去，黄色沙带的全景全部展现出来：潮湿的沙地，显得磁实，坚硬，上面有几条蜿蜒起伏的沙梁。我把机枪拉到身边，怎么这样重呢？刚才我怎么拖的呢？我把它拖到新的阵地上，枪口对着河。

　　那挺重机枪要先消灭掉，否则，火烧鬼和手下几个小兄弟在它的掩护下，可涉水逃窜到对岸。那挺重机枪哑吧了，匪徒们就被压在河边，动弹不得。在他们藏身的柳丛小岛后面，有一百公尺左右的开阔草地。说不定，我们还能把小岛包围，到那时，火烧鬼就是插翅也难飞了。

　　我透过瞄准器，仔细观看重机枪阵地，别忘记稍许抬高些，因为我是隔河射击，瞄准点放在零上：没有风。

　　大道旁活跃起来。火烧鬼拍了拍克罗特的肩膀。看得出，交易谈成了。五个人，四个土匪加上克罗特，走进柳树丛，隐匿不见了。现在，在大车出现之前，将是一片沉寂。游戏开始了。现在一个是猎人，一个是野兽。

　　等待，再没有什么比等待更难耐了。周围一切，在等待中刚刚凝结，伤口又揪心地痛起来。那把铁锯，又来回拉动。嚓嚓嚓——嚓。头，老想往肘弯里扎，身子在大衣里弯曲扭动，拼命把血赶到各条血管里去。我们顶得住！我记起杜鲍夫的一句话：八处受伤，照样打仗。

　　细雨蒙蒙。小阳春抑然中止，没等到米哈依洛夫节，树梢上已经呈现出初冬的景象了。在冷雨中，一切都宁静了。墨绿色、有的地方呈雪青色和淡紫色的林带，雨水冲刷一新的碧绿草地，草地里一眼眼从沼　下窥望昏暗天空的水潭，空荡荡、蜿蜒如带的大道，英沙河畔闪着银光的灰色柳林，黑森森的浑浊河流，满河漕飘浮的有黄色斑点的枯叶，宽阔的河边浴场，一切的一切，都悄然无声。

　　这是一幅多么宁静的秋日景色。莫非一切都恢复本来面貌的日子就要来到了吗？宁静，对谁来说，都不是暴风雨前的虚幻宁静；一片柳林，就单纯是一片柳林，而不是定向标己；沙岗，就是沙岗，而不是制高点。河流，就是河流，而不是自然障碍物。

　　快一点吧！

第七节

　　走在前头的是格卢姆斯基。辨认他并不难：驼背，矮个儿，胳肢窝下夹着一支马枪。他的身后，小天鹅拖着一辆长长的运禾大车。大车两侧的木杆上，盖着一块帆布。赶车的是马利亚斯。他身后背着马枪，手里抖着缰绳。

　　本来，你的巧计可以成功的，格卢姆斯基。但是，柳棵子里有克罗特，他可不是单纯地开小差，他出卖了你主席。他都算计好了，你顺着英沙河飘下去，他整个晚上就拨拉算盘算帐了。

　　大车吱吱嘎嘎，渐渐接近英沙河。我在等。两手伸在胸口焐着，使它们平静下来。让大车离柳丛更近一些。

　　Ｍ　的枪身上粘满白桦叶子。心，嗵嗵地敲击伸在大衣里渐渐暖和过来的手掌。嗵嗵声很重，很频繁，就象坦克的发动机。大车渐渐近了，我慢慢伸出手，是那样小心，仿佛生怕它们碰散，碎成玻璃片片。我冲着手指，连连呵气。

　　安静。只有大车车轴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车轱轳在滚动，大车沿着大道爬行。小天鹅的湿淋淋的鬃毛　　闪光，格卢姆斯基的马枪枪口对着沙土。又向前五公尺，十公尺。十二公尺……此刻，要是两个“小鹰”心有灵犀的话，他们会端起冲锋枪朝离开大片灌木丛的那个藏着土匪的柳丛孤岛猛扫。

　　机枪的把手舒适地躺在我的掌中，枪托紧贴着我的面颊，滑溜溜地温暖宜人。在瞄准器上——刻成二百公尺的刻度，中间的缺口，直通突出的准星，准星的那一边，出现两个人，并排躺在河对岸狭长的沙带上。他们把三角支架深埋在沙土里，此刻，正躺在机枪后休息。两个人，一个大块头，一个矮个子。

　　枪口稍稍往上抬高些。扣动扳机，长长一梭子打了出去。机枪颤抖，吭吭地直咳嗽。我的视线从瞄准器上移开了一刹那。没打中！偏高了！

　　一个匪徒扔掉机枪，沿着一条狭长沙滩溯河而上，向一片浓密的矮树丛跑去，而第二个却勇敢地拧支架上的螺丝。显然，那颗垂直螺丝拧得太牢了，因为他们并没有打算向纵深倾泻子弹。

　　我又射击。对岸那个射手已经翘起重机枪的枪筒，朝土岗射来。乱射，很慌，在捕捉目标。子弹敲打在斜坡上，在空中呼啸。我仔细瞄准，射击两串点射。由于前边两个支架在沙子里，我的机枪发出沉闷的嗵嗵声。

　　重机枪哑吧了。

　　另外一个土匪距矮树丛只有二十来米了，在潮湿的沙土上奔跑，很吃力。这是那个身高体大的家伙。也就是说，刚才守在机抢旁边的是谢敏柯。我少候了一会儿，又扣动板机，朝着水平线，朝着那条灰色矮树丛，平稳地打了一个连发。那家伙正巧跑到矮树丛，自投了火网。他的躯体一头扎在柳树棵子里，一双皮靴留在沙地上。皮靴平摆在那儿，宽宽叉开来，靴尖朝着不同的方向。

　　重机枪的枪身翘向天空，射手的胸口趴在枪托上，紧紧抓住拖着带子的大铁匣子。帽子不见了，脑袋溜圆，头发深灰色，剃得短短的。他一动不动了。

　　我挪了挪机枪。格卢姆斯基那边怎样了呢？小天鹅仁立在大道中间，安然地站着，仿佛它就是在机枪的哒哒声中诞生的，在机枪的哒哒声中长大的。

　　格卢姆斯基、波佩连科和瓦列里克都趴在道沟里，没打枪，在竖着耳朵听动静。柳树棵子里也沉默着。他们眼看着重机枪的如意算盘破了产。他们苦苦思索，想弄懂这是怎么回事。

　　我微微欠起身。

　　“格卢姆斯基！”我使足力气大声喊道。“他们在那边，在矮树丛里，切断退路。顺着草地，顺着草地，他们一共四个！”

　　现在，他们发现了我。三支自动步枪从柳树丛向沙岗扫来。但是，“什梅塞尔”只适于打近仗，子弹老远

　　地飞来，呼啸着飞到一边去了。顷刻间，射击停止。

　　我望见，瓦列里克跳跃着，沿草地跑去，两条水兵飘带，象雨燕似地在身后盘旋。他懂得了我的意思，飞也似地朝后面，朝柳丛小岛迂回过去，想把这个小岛和河岸边的一片浓密的绿色灌木丛切开。

　　草钩住水兵裤的裤腿，瓦列里克一个趔趄，栽倒了。也许是因为柳棵里朝他开了枪，但是波佩连科和格卢姆斯基已经跟在他身后跑了上来。

　　马利亚斯哪儿去了？啊……在高高草丛里，有个东西，躺在草地上，蜷成一个黑团，活象个大逗点。那是马利亚斯。他高举着马枪，枪口朝天，看也不看，拉着枪栓，胡乱地射击。

　　瓦列里克刚一站起，一枝自动步枪就朝他打来。为什么只有一枝呢？

　　我的目光朝柳丛小岛一扫，全都明白了。矮树丛的梢头，左右摇晃起来，土匪们慌忙向开阔草地奔去，那边有一个闪着银光的小岛，他们趁退路没切断之前慌忙逃窜。留下一个自动枪手打掩护。

　　瓦列里克在杂草委萎的草地上跳跃着奔跑。又倒下了再也没爬起来，但他在向柳丛中打枪。波佩连科和格卢姆斯基向隔开小岛的那片草地飞奔，想赶到火烧鬼前面。

　　他们来得及吗？格卢姆斯基远远落在后头了。他年纪已经不轻，个儿又小，不时拌在土墩上，跌倒。波佩连科，发现这个情况，也放慢脚步。不时回头张望，唉，你倒快一点啊，波佩连科！

　　柳树枝子又开始晃动。土匪离沙岗越来越远了。Ｍ　虽说瞄不准目标，命中率不高，但也碍了他们的手脚。子弹密集地落在树丛里，子弹带眼看要打光了，不得不稍稍停一下，换了个弹盘。

　　波佩连科本想停下来等格卢姆斯基，此刻，又霍地蹦了起来，象兔子似撒腿飞跑，前去阻截土匪。他还是下了决心。

　　加油，波佩连科，别狗熊！

　　换上弹盘。波佩连科已经快跑到柳树丛小岛的边缘，卧倒。我看见瓦列里克又站起．但马上又倒在草从里，看来，他受了伤，但他又朝柳丛爬近了一些。

　　三个土匪向矮树丛后面的那片草地逃窜。波佩连科射击。三个人卧倒，彼此用火力掩护，从草地向远处那片救命的矮树丛爬去。

　　他们跑远了。希望，寄托在密集的火力。我向三个黄颌蛇似的，蜿蜒爬行在草地上的黑影射击，长长一梭子连发。枪筒上的白桦叶子，一片跟一片地卷了起来。弹盘打空了，我才松开扳机。枪栓就留在拉开的位置。三个土匪跑跑停停，看来，他们不喜欢留在草地上。

　　格卢姆斯基赶紧上来支援波佩连科。他一边跑，一边打枪。几个土匪又掉转身，朝他们刚才钻出来的柳树林里奔过去。其中有一个，一瘸一拐，落在了后边。波佩连科的自动步枪喷出火光，那个落在后边的土匪一头栽倒，摆平了。

　　好样的，波佩连科，你扭转了战局。

　　眼下，从高地望下去，双方力量的配备了若指掌。柳棵子小岛已被包围，远处的出口被格卢姆斯基，波佩连科封锁了。左边是草地，草地过去，是救命的松林，但那里，瓦列里克抱着一枝自动步枪趴着呐。显然，水兵受了伤，但他还能打枪。此外，草地也在我的机枪的有效射程内，土匪要跑到那里，比登天还难呐。

　　沙岗闭合了包围圈。他们不敢朝这儿逃窜。

　　不消说，土匪现在只剩下三个了，克罗特不算数。他门可能试图渡河，从与柳林小岛毗连的河岸渡过去，但是湍流还是要把他们冲到涉渡场，冲到沙岗下，冲到火力的射界之内。

　　火烧鬼自己把自己赶进了陷阶。瞧，不及时占领制高点，意味着什么。这个前伪警察局局长的思路是土匪的思路，他宁愿隐蔽在茂密的矮树丛里。

　　我换上弹盘，趁暂时的沉寂，又把子弹压进子弹带，黄灿灿的子弹一颗跟一颗进了弹穴．战斗还没有结束呢。

第八节

　　柳丛里有个地方又开始微微抖动。我打了几发点射。让他们晓得，有人在监视柳丛。

　　格卢姆斯基从草棵里欠起身，又完全挺直。他觉着，这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威胁。头从早熟禾的密丛里露出一点点，他身边站着波佩连科。嘿，你呀，好大的胆子，你尝到胜利的甜头了。

　　“喂，放下武器，出来，一个跟一个！”他大声吆喝着，回声传遍整个草地。“快投降！”

　　波佩连科也高声叫喊，完全是一副当家人的气派。这可是对火烧鬼大喊大叫啊！

　　土匪当然不肯出来投降喽。他们帐上记下的罪恶太多啦，他们没理由指望得到法庭的宽大。

　　突然间，有个土匪从柳丛里窜出，穿草地，奔松林。孤单单一个人往外冲，简直是玩命。他冲瓦列里克扑了过去。他没看见前面有人。他的无檐帽的黑色帽盖，忽闪忽闪的。居然还有玩命的！手一抡——一个黑色小球迳直迎着土匪飞了过去。那家伙赶忙脸朝下扑倒，两手捂住后脑壳。手榴弹在离他不远“砰”地落在地上，但没有爆炸。大概，储存时受了潮。克罗特把他储存的蹩脚手榴弹给了瓦列里克。

　　土匪又蹦起来，朝水兵奔去。他右手拎着一枝自动步枪。此刻，从高地上开枪已经迟了，土匪的身子几乎遮挡住瓦列里克，一打枪，说不定会打在瓦列里克身上。

　　矮树丛中的土匪看到同伙成功了，受了鼓舞，又窜出了两个。黑色的帽盖，又在草中忽闪忽闪。又一甩手。这回土匪已经不怕了，他举起自动步枪，他清楚地看见了瓦列里克。

　　我瞄准了他，爱怎么就怎么了……就在这一刹那，手榴弹轰隆一声。引火线起了作用！土匪炸飞了。无檐帽在草中又忽闪忽闪，好象黑色的向日葵。两个土匪一看不妙，又缩回柳丛。

　　“投降！”波佩连科吼叫着，他气势汹汹地摇晃着自动步枪，“快投降！”

　　他的吼声传到松林又折回来的，都是一个接一个的回声。连树林都要求：“快投降！”

　　柳丛里剩下两个土匪和克罗特。靠近大道的那一边，柳棵子又微微抖动起来。我没开枪。让他们到沙岗来，请吧！

　　三个人从矮树丛里嗖嗖跳出，立刻玩了个狡兔的花招：一个顺着大路奔向松林，两个相继跳入水中，一个猛子扎了下去。

　　我顾不上他俩，第一个土匪是个彪形大汉，没戴帽子，顺着大道，拼命疾跑，可那儿躺着马利亚斯呐。他时不时地更换马枪的弹夹，两边瞧也不瞧，一个劲朝天空射击。

　　“马利亚斯！”我大声叫道。

　　真蹊跷！我们这位勇敢的猎人，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我稍稍欠起身，从瞄准器上部望过去，对着大道扫了个扇面。看得清楚，一串子弹追逐土匪，扑扑打在沙土里。哒－哒－哒－哒－Ｍ　颤抖着。

　　土匪趴下去。坐起来，举起双手。大概是说：别开枪。

　　直到此刻，马利亚斯才听见有人叫他。他从道沟里站起身，看见附近有个敌人举着双手。他惊恐地举枪要打，土匪把手举得更高了，看样子，他站不起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俘虏。马利亚斯捉到的。

　　我仔细地朝河里察看。两个家伙到哪儿去了？英沙河空落落的，既没有浪涛，也没有流水的泪消声，只有雨点打在水面激起的层层涟漪和打着圈圈，顺流而下的枯黄落叶。

　　他们扎到哪儿去了？

　　对岸。重机枪的三角支架在枪托上睡着了的机枪手，柳丛旁边沙地上的一双靴尖指向不同方向的大皮靴。

　　我总觉得，扎到河里的两个家伙里面，一准有火烧鬼。莫非他跑掉了？河里什么也没有嘛，真见鬼！

　　我爬到沙岗的边缘，从那儿有条类似峭壁的陡削沙坡，直通河边。我俯身一看，看见有个人象海豹一样躺在浅水里，只露出个脑袋，正好在我的脚下，他在休息。嗬，原来如此，他想耍花招，钻到沙岗下面来了。

　　这人从水里钻出，往陡岸爬来。他手中没拿自动步枪，大概，沉在水底了。我听得见他的呼吸声。他的右手，象根藤条似的搭拉着。

　　我拉过手榴弹，眼瞅着下面，手摸着保险的拉环。土匪顺着斜坡，蹑手蹑脚地往下游走去。再走出几步，就进入死角，“小鹰们”在沙岗的那一边，开枪也打不着他。

　　“抬起头！”我小声地喊道。我把“大枣核”悬在陡岸的边沿。

　　那人。他左半边脸黑糊糊的，全是烧伤的瘢疤。原来这家伙是火烧鬼！

　　手榴弹悬在他的头顶，好似一只果子，眼看就要从枝子上掉下来。火烧鬼象患了肺气肿，呼－哧、呼－哧……两眼盯着“大枣核”。我看见，他的嘴角在抽搐。

　　他举起左手，目光依然没有离开手榴弹，右手藤条似地搭拉着，从撕破的袖管里滴塔着鲜血。他的嘴唇仍在抽搐。这就是他，火烧鬼！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我的主要对手。由于他的累累罪行，大地上留下了多少孤儿寡妇！他是杀害谢麦连科夫和阿勃罗西莫夫的凶手。

　　好，我总算找到他了。我使出最后的力气，但是我找到他了。我们终于冤家路窄，面对面地碰头了。我们校正了我们的计划。

　　我的手指自动地扳开保险销，拉出套环。一切准备停当。左手拉着套环，右手托着“大枣核”，悬在火烧鬼的头顶上。只要手一松，手榴弹一落，弹簧弹出发火装置，雷管嘶嘶一响，三秒钟以后……这种凿有棱角的重型手榴弹一爆炸，弹片飞起，斜坡下是无处可躲的。火烧鬼吓呆了。他站在陡岸下，纹丝不敢动。

　　现在，是他这个大头目偿还血债的时候了。大地上的活人中间，不能有他的位置。

　　从这里，从斜坡在下，就是火烧鬼——他的烧伤的狭长嘴脸和举起的手掌。大头目的嘴唇在抽搐，他不停地用舌头舔。我除了厌恶和憎恨以外，再没有其它感情了。

　　六百克重的手榴弹在手里抖动，它在请战呐。发火装置急着要弹出来，越来越有力地撞击我的手指。

　　火烧鬼满脸都是大水珠子。这不是雨水。雨水正从天上纷纷洒下……大头目那顶雄赳赳的库班帽，丢在英沙河里。他的头发根根直竖，稀稀拉拉，额头狭小，扁平。这个法西斯走狗，当年披着那身黑狗皮的时候，是个什么德行呢？我倒很感兴趣。

　　手，由于紧张而麻木了，眼看着就按不住发火装置。火烧鬼还一个劲儿地舔嘴唇，一声不吭。他怕一开口，振动空气，那个凿着棱角的铁果子会震下来。

　　谁也没理由责怪我。下面可是火烧鬼呀！是野兽，是败类，是法西斯。让发火杆突然弹出来的诱惑力太大了。只要手榴弹一放，一切立刻化为乌有。

　　他大概以为，我在杀他前还要戏弄他一番。他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不，我不能把这枚凿有棱角的重型“大枣核”扔下去。我们要捉活的。要牵着他到村里游街，让格卢哈雷村人，亲眼瞧瞧这个土匪头子，让人们晓得，法西斯匪帮不存在了。他们的黑色政权完蛋了。我们完全有力量把火烧鬼送上法庭，按照苏维埃的法律判处他的死刑。

　　火烧鬼时不时眨巴眼睛。看来，他已猜出，我不打算此时此地把他炸死。他胆子大了起来，倒换脚站着。他虽然受了伤，可还是很危险的。一个狡猾的野兽。我还不知道，他衣服里暗藏着什么武器呢。而且，我还不能叫“小鹰”到陡岸下去，这样，手榴弹对火烧鬼就失去死亡的威胁。

　　“脱掉衣裳！”我对火烧鬼说。“不许做多余的动作。”

　　噢，诱惑力太大了。只要他有一点点抗拒！但是，火烧鬼并不乐意死于弹片之下。他同意了，虽说有点儿拖拉。

　　“退后三步！”

　　大头目站在我的下面，只穿着一条衬裤，眼睛一眨不眨地瞅着手榴弹。

　　“现在到路上去！”

　　他倒退着走。那只没受伤的手朝上举着。他慢吞吞地，两脚不时陷在潮湿的沙窝里，向着大道走去。

　　波佩连科正拎着自动步枪，出现在大路上。我把销子的两头一捏，插在发火杆的洞洞里。干脆往水里一扔，太可惜了，它毕竟也是财产呀！

　　“波佩连科，看住他！”我大声喊道，“你马上开枪，如果他……”

　　我这才轻松地舒了一口气。完全做对了，幸亏手榴弹没有从手里滑下去。我们将可以让格卢哈雷村的人看看，苏维埃政权是坚固的，牢不可破的。我们没有图一时之快，报仇了事。法治的时刻到来了，要让人民有安全的生活，让他们对正义充满信心。

　　那边，在斜坡下，波佩连科用自动步枪枪口，顶着火烧鬼的脊背。嗬，我真累死了。

　　我看见：矮个子格卢姆斯基搀扶着瓦列里克，在草地上走着。他只齐水兵的胳肢窝，如同一根活拐棍。大道上……那是怎么回事？马利亚斯扔掉了马枪，在给坐在地上的土匪卷烟卷哩。

　　原来伸开两条腿坐在沙地上的是克罗特！克罗特只是没了羊皮帽子，没了短上衣和挂着枪套的皮带。他把全部装备都扔掉了，以便更快地跑到松树林。

　　第六个土匪到哪儿去了？跑了？什么时候跑的？

　　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战斗结束了。头伏在弯曲的手臂上。伏在大衣的湿漉漉袖管上，眼睛紧紧闭起，此刻，我可以允许自己歇一会儿了，同志们不会让我冻僵在这儿。

　　大车轻柔地滚动在沙土大道上。我的头，枕着装火药纸的布袋子。我看见瓦列里克躺在我身边。他痛得直咬嘴唇。他瞅见我眼睛睁开，朝我挤挤眼，扮了个鬼脸，真不愧是个久经战场的海军陆战队。

　　“伤在哪儿？”我问。

　　“大腿。这是第四个洞，没啥，主要的——结束得够水平。只跑掉一个土匪。”

　　小天鹅懒洋洋地拖着长长的运禾大车。我稍稍欠起身，只见格卢姆斯基和马利亚斯，押着火烧鬼和克罗特，两枝马枪的枪口对准他们的后背。土匪头子的一只手已经包扎过了。克罗特的脑袋包着谁的衬衫撕成的布条条。他拱肩缩背，马裤屁股上的衬皮象个很大的心脏，阴沉地朝两边一歪一扭的。马利亚斯的枪口就瞄准这块衬皮。

　　莫非结束了？结束了！胜利了！

　　我们的头上掠过一根焦黑的橡树枝子，树枝子上积满了雨珠。我们正在穿越沙拉耶小林。低沉的天空，依然下着毛毛细雨。车轮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

　　“澡塘脱衣间”吹来一股股温暖、浓郁的松叶的清香。格卢哈雷村马上要到了。

　　波佩连科跨着大步，走在大家前面，他昂首挺胸，胸前挂着自动步枪。他要首先进村，让他感受一下胜利凯旋的光荣感吧：也许，他最后能够成为一名好战士哩！

　　我们开始在车轴的吱嘎声的伴奏下，开进格卢哈雷村。我说，你别哭，安东妮娜，一定还会有晴朗的早晨，秋播田里还一定会有晶莹的泪珠。你瞧着吧！

第九节

　　人的记忆真怪……不久前刚刚经历的事，仿佛突然坠入黑森森的井底，从思绪中消失；而相隔多年的往事，却特别清晰地浮现在眼前。这大概不是偶然的。大自然关怀世上万物，它不叫任何东西无声无息地泯灭。

　　这一点很重要。时间正在快速地洗　过去事物的痕迹。我每次回到故乡，看到那些日新月异的变化，都不能不感到惊叹。格卢哈雷人早已从荒凉的莽莽林海中浮出来了。一条铺在英沙河畔古老圆木大道上的公路，使他们同奥任接近了。现在，人们都对远近驰名的陶厂和它那陈列着一件件陶器的博物馆感到极大兴趣。顺便说一句，那里还保存着谢麦连科夫师傅亲手制造的、空前绝后的格卢哈雷风格的带把高水罐。

　　风驰电掣般疾行在公路上，森林仿佛减少了，缩小了，英沙河也变窄了。如今仅仅用两秒钟就可从河上的水泥桥跨过河去。河畔的沙丘，变低了，连沙拉耶小林也显得那么轻盈、欢快，一掠即逝；然而“澡塘脱衣间”，却枝繁叶茂，长成真正的松林。一切都变了样……

　　只有格卢哈雷人说的那种急促的波列西耶话，依然如故。这种话，还象从前一样，掺和着乌克兰语、俄罗斯语、白俄罗斯语、波兰语，口音之杂，令人不可思议。我们那儿的风俗习惯、人名姓氏，搞得乱杂杂的。然而，人民，依然是那样温文有礼。

　　四分之一世纪前，在这里，在这块幸福的、美丽如画的地方发生的一切，今天看来多么荒唐，多么难以置信。但是过去的毕竟已经过去了：法西斯曾经在我们土地上播下仇恨与不睦的“毒菌”，并盼它长出血腥的致命的苗苗。而今，这些“毒菌”已经烂掉，连芽芽也没有长出来。

　　英沙河战斗受伤后，我住进奥任医院。感谢古潘救了我一命。他亲自跑到基辅，找来当时的特效药二基磺胺，而且尽我用。现在已经住院三个多月，医院终于同意我出院了。就在这一天，安东妮娜对我讲了萨盖达奇内的噩耗。

　　老头儿的担心变成了现实。四五年一月份，这位前纠纷调解人被火烧鬼的把兄弟，一个绰号叫机灵鬼的土匪用枪顶着胸膛打死了！这家伙就是在英沙河上阴雨蒙蒙的早晨跳河逃走的第六个匪徒。我们诱骗土匪钻出林子的事，不可能永久保密啊，于是机灵鬼登门算帐了。

　　老头儿正坐油灯旁，吸着细长的烟卷，阅读一本书。后来才弄清，那是一本列那尔的著作。

　　萨盖达奇内被葬在他隐居近三十年的梨庄附近的一个乡村公墓里。列那尔这本书至今仍保存在我手里，在第一百二十三页，溅得满是斑斑血迹。顺便提一下，那里还有这样几句话：

　　“我这最后一次的散步，是为了表达感激之情的散步。我感谢这里的树木，街道，田野，小河，屋顶。

　　有朝一日，当我离开我们这些凶残的弟兄，同格洛黎塔一起到巴黎的时候，我的大半个心，仍将留在此地……”

　　我们按照米隆·奥斯塔波维奇·萨盖达奇内的遗愿，在他的墓地上竖起一块凿有一颗红星的方尖碑。

　　【全书完】